從開滿蝴蝶花的草叢中，從千百條鄉間道路的塵埃中，常有關不住的歌聲飛出來。本故事就是其中之一。一九八九年的一個秋日，下午晚些時候，我正坐在書桌前注視著眼前電腦熒屏上閃爍的光標，電話鈴了。

可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一個日益麻木不仁的世界上，我們的知覺都已生了硬痂，我們都生活在自己的繭殼之中。偉大的激情和肉麻的溫情之間的分限線究竟在哪里，我無法確定。但是我們往往傾向於對前者的可能性嗤之以鼻，給真摯的深情貼上故作多情的標簽，這就使我們難以進入那種柔美的境界，而這種境界是理解弗朗西絲卡·約翰遜和羅伯特·金凱的故事所必需的。我知道我自己最初在能夠動筆之前就有這種傾向。

不過，如果你在讀下去的時候能如詩人柯爾律治所說，暫時收起你的不信，那麼我敢肯定你會感受到與我同樣的體驗。在你冷漠的心房里，你也許竟然會像弗朗西卡一樣，發現又有了能跳舞的天地。

線路那一頭講話人是一個原籍依阿華州名叫邁可。約翰遜的人。現在他住在佛羅里達，說是依阿華的一個朋友送過他一本我寫過的書，他看了，他妹妹卡洛琳也看了這本書，他們現在有一個故事，想必我會感興趣。他講話很謹慎，對故事內容守口如瓶，只說他和卡洛琳願意到依阿華來同我面談。

他們竟然準備為此費這麼大勁，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盡管我一向對這類獻故事的事抱懷疑態度。於是我同意下星期在梅得音見他們。在機場附近的一家假日旅館中寒喧過後，尷尬的局面緩和下來，他們兩人坐在我對面，窗外夜幕漸漸降臨，正下著小雪。

他們讓我作出承諾：假如我決定不寫這故事，那就絕對不把一九六五年在麥迪遜縣發生的事以及以後二十四年中發生的與此有關的任何情節透露出去，行，這是合理的要求。畢竟這故事是屬於他們的，不是我的。

於是我就注意傾聽，全神貫注地聽，也問一些難以回答的問題。他們只管講，不斷地講下去，卡洛琳幾次不加掩飾地哭了。邁可強忍住眼淚。他們給我看了一些文件，雜志剪頁和他們的母親弗朗西絲卡的一部分日記。

客房服務員進來又出去，一遍一遍添咖啡。隨著他們的敘述我開始看到一些形象，先得有形象，言語才會出來。然後我開始聽到言語，開始看見這些語言寫在紙上。大約到半夜剛過的時分，我答應把這故事寫下來-或者至少試試看。

他們下決心把這故事公之於眾，對他們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情況很微妙，事關他們的母親也觸及他們的父親。邁可和卡洛琳承認，把故事講出來很可能引起一些粗俗的閑言碎語，並且使理查德與弗朗西絲卡·約翰遜夫婦在人們心目中留下的印象遭到無情的貶低。

但是在方今這個千金之諾隨意找破，愛情只不過是逢場作戲的世界上，他們認為這個不尋常的故事還是值得講出來的。我當時就相信這一點，現在更加堅信不疑，他們的估計是正確的。

在我研究和寫作的過程中，又要求會見過三次邁可和卡洛琳。每次他們都毫無怨言地到依阿華來，因為他們切望這個故事能得到準確的敘述。有時我們只是談，有時我們緩緩驅車上路，由他們指給我看那些在故事中占一席之地的場所。

除了邁可和卡洛琳的幫助之外，我以下要講的故事的依據是：弗朗西絲卡·約翰遜的日記在美國西北地區，特別是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和貝靈漢作的調查，在依阿華州麥迪遜縣悄悄進行的的尋訪，從羅伯特·金凱的攝影文章中收集到的情況。各雜志編輯提供的幫助，攝影膠卷和器材制造商提供的細節，還有同金凱的故鄉俄亥俄州巴恩斯維爾的老人們意味雋永的長談他們還記得金凱的童年。

盡管做了大量調查，還是有許多空白點，在這種情況下，我用了一些想象力，不過只是在我作出合理的判斷時才這樣做。這判斷力來自我通過調查研究對金凱與弗朗西絲卡的深刻了解。我確信我對實際發生的事已了解得差不多了。

有一個空白點是關於金凱橫穿美國北部的一些旅行的詳情。根據隨後陸續發表的一系列攝影圖片，弗朗西絲卡日記中簡短的提及以及他本人給一個雜志編輯的親筆短箋，我們知道他確實作了這次旅行。以這些材料為線索，我沿著我認為是金凱一九六五年八月從貝靈漢到麥迪遜縣的路線作了一次旅行，在行程終了時，我覺得自己在很多方面變成了羅伯特·金凱。

不過，想要抓住金凱其人的本質，還是我寫作和研究中最大的難題。他是一個讓人捉摸不透的人物。有時好像很普通，有時又虛無縹緲，甚至像個幽靈。他的作品表現出精美絕倫的專業修養。然而他把自己看成是一種在一個日益醉心於組織化的世界中正在被淘汰的稀有雄性動物。他有一次談到他頭腦中時光的“殘酷的哀號”。弗朗西絲卡形容他生活在“一個奇異的，鬼魂出沒的，遠在達爾文進化論中物種起源之前的世界里。'

還有兩個吸引人的問題沒有答案：第一，我們無法確定金凱的攝影集的下落。從他的工作性質來看，一定有成千上萬幀照片，卻從來沒有找到。我們猜想-而這是與他對自己在這個世界是的地位的看法一致的-他在臨死前都給銷毀了。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他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二年這段時期的生活。能得到的情況極少。我們只知道他有幾年在西雅圖靠肖像攝影勉強維持生活，並且繼續不斷地拍攝皮吉特海峽。此外就一無所知。有一點有意思的是，所有的社會保險部門和退伍軍人機構寄給他的信都有他的筆跡寫的“退回寄信人”，給退了回去。

準備和寫作這本書的過程改變了我的世界觀，使我的思想方法發生變化，最重要的是，減少了我對人際可能達到的境界所抱有的憤世觀。通過我的調查研究結識了弗朗西絲卡·約翰遜和羅伯特·金凱之後，我發現人際關系的界限還可以比我原以為的更加拓展。也許你讀這本書的過程中也會有同樣的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