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嘗試過以比較文學方法和類型研究方法研究故事，受到學界肯定。近幾年揣摩中國民間故事藝術魅力之奧秘，嘗試用吸納文藝學、美學成果，以詩學眼光來解讀“求好運”這類民間故事經典，似乎對筆者體味這份口頭文學珍品的美感與價值有了進一步的收獲。筆者倡導“改寫”民間故事，又嘗試用“故事詩學”眼光來解讀民間故事，都是為了讓民間故事回歸文學，回歸更吸引大眾特別是青少年的中華精神文化家園。故事詩學強調故事類型研究的文藝美學方法，也強調在故事傳承的文本精選上的審美原則。

2016年6月，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舉行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時任中宣部部長劉奇葆同誌致辭中的這一段話特別受到筆者的關注：可以說，民間文藝是傳統文化遺產中最基本、最生動、最豐富的組成部分，印刻著中華民族獨特的文化記憶和審美風範，值得我們禮敬和傳承。這三個“最”字是對民間文藝價值的高度贊賞與深度評析，這一深刻而簡明的文化論斷，是否具有某種來源呢？


筆者按自己的記憶線索，查找到1950年3月29日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成立時，首任會長郭沫若先生的講話。他開宗明義講道：

如果回想一下中國文學的歷史，就可以發現中國文學遺產中最基本、最生動、最豐富的就是民間文藝或是經過加工的民間文藝的作品。原來關於民間文藝的這三個“最”的卓越見識，是這位文化巨匠從中國文學發展史中概括而來的科學論斷。

1950年3月在新中國剛剛建立、百廢待舉之際，黨和政府就在北京率先組建第一個群眾文藝團體“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並推舉郭沫若為首任理事長，郭沫若在那篇著名的講話中給中國民間文藝所作的包含三個“最”字的著名評價，及所確定的致力於學術研究和推動新文藝發展兩個主要目標，構成了中國民間文藝學詩學傳統的雛形。反思中國民間文藝學發展的不充分、不成熟，也正是表現在對其中華文學特質的認識與開掘尚不深入，還未能把這一口頭語言藝術財富作為“最基本、最生動、最豐富”的中國文化寶藏來對待。

筆者致力於“故事詩學”的倡言和耕耘，用意即在於此。近日讀到劉錫誠先生的《民間文藝學的詩學傳統》一書，深受啟迪。新中國七十年特別是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中國民間文藝學雖然具有多學科交叉融合的特點，而著力於民間文藝學詩學傳統的探求仍擁有堅實基礎和顯著成績，劉錫誠先生的《民間文藝學的詩學傳統》，就是以“詩學傳統”為中心，對自己學術成果的系統展現和進一步倡導。

幾十年來他對牛郎織女、白蛇傳、梁祝、八仙、竈王、金雞、陸沈諸多故事傳說以及故事家、故事村專題的研討，就貫通了鮮明的中國詩學傳統，並常常給筆者的故事學研究以有益啟示。在中國民間文藝學的幾個分支學科中，筆者以為神話學、史詩學的成果最為顯著，民間故事學也是深受學人青睞而擁有豐碩成果的一個領域。


繼萬建中所著《20世紀中國民間故事研究史》於十年前問世後，其弟子漆淩雲又於近年推出一本更為厚實的《中國民間故事研究史論：1949—2018》，深深地吸引著我這個“追故事的人”。

此書不但將民間故事的采錄與改寫、類型研究、比較研究、故事形態學研究、故事文化人類學研究等進行多側面的廣泛評述，而且收錄了好幾位故事研究家的長篇訪談實錄，還有關於中國故事研究論文與專著，在學界“高被引”的數據展示，以突顯其實際影響(如“高被引”民間故事論文列出53篇，其中筆者有9篇；另列出“高被引”在70次以上的民間故事著作中，筆者的《中國民間故事學》兩種版本分別達到273、315次)。

由此可見漆著用功之精細，不能不使人深表贊許。在這部著作的結語中，作者從

“眼光向外：故事學的開放性”；

“眼光向內：夯實故事學學科基礎”；

“眼光向下：關注民間故事的多重生存樣態”；

以及“本土話語、術語體系、研究體系與中國學派”這四個側面，闡述了故事學學科建設的中國路徑。

他寫道：但當下中國故事學術話語體系化不足，未出現在學界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研究範式、未能形成一系列理論命題是短板。唯有利用好本土材料提出具有闡釋力的中國故事學話語體系，故事的中國學派才得以成立，中國故事學才能在國際民間文藝學界發出“中國聲音”。

作者的精細觀察和深入思考，是對中國故事學建設的有益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