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蘭·德波頓《旅行的藝術》異國情調(8)

此外,盡管福樓拜希望能擺脫他所認為的歐洲現代資產階級的那種極端的愚蠢,但他發現,不管身處何地,這種愚蠢無時不伴隨著他:"愚蠢是一種頑固的東西;如果你試圖從你的生活中根除這種愚蠢,那麽,你的生活也就隨之毀掉了……在亞歷山大,一個叫湯普遜的家夥將自己的名字刻在龐培柱離地六英尺高的地方。他是一位來自桑德蘭的遊客,在四分之一英裏外你就能看見他的名字。只要你看到了龐培柱,你必然就會看見‘湯普遜’的字樣;自然,你就會聯想到湯普遜其人。這白癡已成了紀念柱的一部分,並使自己同龐培柱一起萬世留名。我能說什麽呢?他用巨型的字母刻寫了他的名字,這份壯觀幾乎讓龐培柱相形失色……所有白癡差不多都有桑德蘭的湯普遜這種德性。一生中,在那些最美麗的地方和那些最精致的景觀前,我們不知會碰上多少個這樣的白癡!旅行中,也會遇上無數……因為僅僅是擦肩而過,之後,我們尚能一笑,因而不同於日常生活中的境況,在日常生活中,白癡最終都會讓人惱怒不已。"

然而,這些並不意味著福樓拜對埃及的迷戀是源自他判斷上的失誤。他不過是用一種更現實、卻依然讓他極度心動的圖景取代了原來的、理想得近乎荒謬的想象,他對埃及充滿的是一種了解後的心悅,而不再是年少時的狂熱。坎普具有諷刺意味地把他描繪成一個失望的旅者,這讓福樓拜有些生氣,他對波伊特文說:"一個中產者也許會說,‘你若去那裏,你將會有強烈的幻滅感。’但我很少有幻覺,更少體驗幻滅感。總有人給謊言以誇飾,還說一切的詩意都基於各類幻覺,這實在是一種愚蠢的濫調。"

在給他母親的信中,福樓拜非常準確地陳述了埃及之行帶給他的收獲:"你問我,我所眼見的東方是否同原有的想象相符。是的,是相符的;而且超乎我的想象,這裏的一切極大地擴展了我先前對東方的狹隘觀念。以前對東方的一些模糊不清認識,現在都變得具體清晰起來。"

即將作別埃及,福樓拜感到心煩意亂。"何時我才能再見到棕櫚樹?何時我才能再次騎上單峰駝?……"他黯然自問,而這以後,畢其一生他都只是在夢、想之中頻頻眷顧這個國度。1880年,福樓拜溘然辭世。在臨終的前幾天,他還對他的侄女卡羅琳說:"兩周來,我一直都盼著能看到藍天下傲立的棕櫚樹,盼著能聽到光塔頂上鸛雀咂嘴的聲音。"

福樓拜與埃及的一世情緣似乎在鼓動我們珍視,並加深我們對某些國家的迷戀。從年少時起,福樓拜就堅持認為自己不是法國人。他對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國民的憎惡是如此之深,以至於他的法國公民的身份近乎是一種嘲諷。他也因此提出一種新的方法來確定一個人的國籍:不是按照一個人的出生之地,亦非依據他家庭的歸屬來決定其國籍;一個人的國籍因取決於他所喜愛的地方。對他而言,把這個尚不確定的概念從"喜歡的地方"延伸到"性別"和"種族"也許更合邏輯;他曾經在某個場合宣稱,不可以貌取人,他其實是一個女人、一只駱駝和一只熊。"我想給自己買一只漂亮的熊,我說的是畫上的熊,把它裝裱好,掛在我的臥室裏,並在畫的下面寫上‘古斯塔夫·福樓拜的畫像’,以此來表明我的道德取向和社交習慣。"

還在學生時代,福樓拜剛從科西嘉度假回家,就在一封信裏第一次表達了他是屬於法國以外的另一個地方的想法:"回到這個鬼國家,我感到很惡心,這裏你常能看到太陽懸在天上,像是一顆鉆石鑲在豬的屁股上。我才不管什麽‘諾曼底族’和‘可愛的法蘭西’……我想一定是風將我吹到這個泥淖之邦;我敢肯定我生在別處——我一直都有一種對飄香的海岸和蔚藍的大海的感覺,像是記憶,或者說是直覺。我生來本是交趾支那的皇帝,吸著100英尺長的煙管,娶有6000名妻妾,還有1400個孌童,擁有努米底亞的好馬和大理石鋪成的水池,還佩戴著短彎刀,可以隨時用它們割下那些我認為長得難看的人的頭顱……"

找個地方來替代"可愛的法蘭西"也許不切實際,但這封信裏所潛含的要旨,即是風將他吹到這個國家的信念在他長大成人後仍被重復提及,並得到了更合理的解釋。埃及之旅結束後,福樓拜試圖向路易斯·科萊解釋他的國家身份的理論:"至於說祖國,也就是可以在地圖上找到的、用紅色或藍色界線分隔出來的一小塊地方,這種觀念是不對的。對我來說,祖國是我熱愛的國度,換言之,是一個給我夢想,讓我舒暢的國度。在我身上,中國人的特性並不比法國人的特性少,而我們戰勝了阿拉伯世界的事實並不能讓我高興,相反,我為阿拉伯世界的失敗而悲傷。我熱愛那些粗獷、韌毅、剛強的國民——他們是最後的原始人。中午,他們躺在駱駝肚皮下的陰涼裏,一邊吸著長長的煙管,一邊取笑我們所謂的優秀文明,他們的取笑讓‘優秀文明’裏的人震怒不已……"

路易斯在回復中表示,把福樓拜視為中國人或阿拉伯人是荒謬的。幾天後,我們的小說家在給路易斯的回信中作了回應,堅持和強調了自己的立場,並顯得有些不耐煩:"與其說我是現代人,不如說我是古代人;與其說我是法國人,不如說我是中國人。祖國的觀念,亦即一個人必須生活在地圖上用紅色或藍色所標示的一小塊土地上,並且仇恨那些生活在用綠色或黑色標示的地塊上的人們,在我看來,這是狹隘、蒙昧和極端愚蠢的。我是所有活著的生物的兄弟,是人的兄弟,同樣地,也是長頸鹿和鱷魚的兄弟。"

我們,所有的人,都是因為風而四散各地,然後在一個國家出生,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出生之地;但是,和福樓拜一樣,我們長大成人後,都有依據內心的忠誠來想象性地重造我們的國家身份的自由。如果我們厭煩了自己正式的國籍,我們可以回復到真正的自我,不再是諾曼底人,而更像是一個貝都因人,在幹熱的南風中快樂地騎著駱駝,坐在快餐店裏用餐,毫不忌諱身旁有驢子拉屎,也樂於參與愛德華·萊恩所謂的"淫穢而放肆的談話"。有人問蘇格拉底他從哪裏來,蘇格拉底回答說,他來自世界而非雅典。福樓拜生於魯昂,但他的另一面,阿布,尚納蔔,胡子之父,也許會回答說,他,福樓拜,也有理由屬於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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