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家裏誰有困難，大家一定伸出援手，有一回小侄兒動手術，弟弟不但沒花錢，大家支援的錢交完住院費還有富裕。我參加工作去了南泥灣農場離家遠，可不管什麼時候回家，必定是熱飯熱菜的等著，撲面而來的親情讓鞍馬勞頓一掃而光。有一次春節回來，全家大年初一到公園玩，我被小偷偷走了六、七十元還有糧票布票，那是我和愛人一年的積蓄。當時在我們家算是一筆巨款了，大家都十分失落掃興。媽媽笑著勸慰說，折才得福、折財免災。帶頭掏錢給我們湊回農場的路費，那時弟妹們都還在插隊，經濟上十分困難，都傾其所有，三元、五元的湊，甚至連毛票都掏出來了。小弟剛下鄉，分文皆無，還紅著臉不好意思地說，等我分了紅一定補上。那份濃濃的親情我們至今記憶猶新。而節假日全家聚在一起聊天是我們最快樂的時光。 

在父母精心呵護，和風細雨，潛移默化，言傳身教、行勝於言的教育下，我們懂得了自尊自重，自立自強。父母給我們最大的財富就是愛心，愛親人，愛朋友，愛生活，愛事業。還有包容、坦誠、正直、樂觀、豁達的品格。讓我們一輩子受益無窮。 

在後來那物質匱乏、政治環境日益險惡的年代裏，作為社會結構最基本的細胞家庭成員之間的親情——這種人類至真至純的情感——也受到階級鬥爭理論的絞殺和汙染，變得覆雜、詭秘起來。父親成了階級敵人，黨要我們劃清界限大義滅親，他以博大的胸懷包容了我們，也只好把愛深深地埋在心底。母親力圖用自己的愛阻擋來自外界對兒女的傷害，獨自承受著痛苦。我們面對人生，有這些也就足夠了。

五 

從建國伊始，知識分子就被貼上了資產階級的標簽，認定他們的知識是用勞動人民的血汗換來的，是一種原罪。他們被喻為“毛”，只有經過無休止的徹底的思想改造才能附著到工人階級的“皮”上。而且主政者至死也沒有認可知識分子們達到了這個標準。 

像父親這樣的知識分子，深受湖湘文化的沁潤，有強烈的憂患意識，把“位卑未敢忘憂國”“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作為人生信條，以赤誠的報國之心，關心時事，用自己的理念審視世界，對於偏離正常軌道的社會氛圍憂心仲仲。他們政治上不盲從，思想再改造也不著調，達摩克利斯劍就一直在頭上懸著。肅反鎮反時他單位就突然來人搜查過我們家，連頂棚上的蘆席、床底下的磚都翻遍了，總怕窩藏有反革命證據。到了一九五七年那場精心設計的“陽謀”，終於讓父親落入陷阱。本來新中國給了他施展才幹的機會和舞台，他對新中國充滿感情。沒想到滿腔熱情地給黨提意見，提建議，卻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當時父親的言論和報上點名的大右派林希翎如出一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定性的依據提出質疑；對計委這樣的單位，建議黨派內行來領導；還說有的黨員居功自傲雲雲。組織上還專門調查了一番，驗證他們之間有無聯系。 

反右的批鬥會撲天蓋地而來，為了邀功請賞以圖升遷；為了表明立場以求自保；為了洗刷自己反戈一擊；昔日的同事都義憤填膺，非要父親承認自己是“蓄意反黨”。然而沒有想到，平日裏隨和的父親，沒有傲氣卻有一身傲骨。面對不容辯解的高壓政策他毫無懼色拍案而起，說砍掉腦袋我也不會違心的承認反黨，繼而憤然退場。最終落得個“極右分子”的帽子和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的處分，但他始終沒有在處分決定上簽字畫押（二十二年後，被折磨得精神和身體幾近崩潰的父親，面對要認識錯誤才能取掉右派處分的要求，仍然拒絕執筆，在生命和真理面前不改初衷的選擇了後者）。 

有人說當右派的人是幸運的，因為他們早早的出局，不用在以後歷次政治運動中違心的說話辦事了，不用向巴金老人那樣，留下無盡的遺憾和悔恨，一直受著良心的譴責。這只是局外人的調侃，不關疼癢的黑色幽默罷了，當右派的日子身心俱損，度日如年，有多少右派沒能熬到“改正”的那一天啊！ 

父親當時被押送到陜北馬蘭農場勞教，時年三十七歲，正值盛年。是事業上可以一展身手的成熟期，是家庭裏扶老攜幼的負重期。因言獲罪一頂右派帽子就把他給“廢”了，到“改正”之時已是年近六十的垂垂老者，空耗了一生。更殘酷的是受到身心的雙重折磨，尤其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時，這種折磨達到了極致。 

如果說“畫地為牢”以前只是個歷史典故的話，經過主政者建國十七年的精心打造，對於“階級敵人”的父親已成為現實：你“只許老老實實，不能亂說亂動”（這是當時最時髦的改造口號）否則就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你不能隨便外出，不能脫離監視者的視線，還要隨時匯報思想，否則就是抗拒改造；即使想逃跑，沒有介紹信沒有糧票你寸步難行；你不能去死，否則你的妻兒老小會因此受到嚴厲的懲罰（所以鄧拓們萬念俱灰，含冤九泉時口袋裏還要裝上“萬歲，萬萬歲”的條子，奢望高擡貴手放過家人）；即使你的表現無可挑剔，也是條凍僵的毒蛇，“人還在心不死”只是反撲的時機未到而已；你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同情，那樣會使別人成為階級立場不堅定的動搖分子。總之，從肉體到精神都被關在無形的牢籠之中，看不到盡頭。 

尤其是株連政策，對父親傷害最深。記得我剛到農場時收到父親的一封信：——琪兒，今天你坐著大卡車去農場的時候，我沒能去送你，因為我忍不住自己的眼淚，我一個人躲在小廚房裏痛哭了一場。孩子，你從小就那麼優秀，學習一直名列前茅，我一直把你看成家裏最有出息的孩子。你品學兼優、卻不能繼續深造上大學，這一切都是因為我，是我牽連了你，是我害了你啊，為此我深深地感到內疚。——我慈祥的父親，在我上小學就打電報祝賀我的父親，而在我走上工作崗位這人生重要時刻，只能背著人默默流淚作別；我剛強的父親，在自己蒙受冤屈、橫遭批判，在尊嚴喪盡、淩辱加身時都沒掉過一滴眼淚，此時卻只能以淚洗面。這是何等壓抑、何等慘痛的心境啊。 

難能可貴的是父親在幾十年的逆境中，從未放棄做人的原則：坦誠、善良、愛心。也從未放棄對未來的希望，甚至在那麼惡劣的環境中，一刻都沒放棄他心愛的英語的學習。 

父親有一篇小文章記了這麼一件事：在老家勞動時生活很苦，隔壁一戶貧農，孩子多負擔重，更是苦不堪言。這時隊裏有幾個去參加修水庫的名額，去了可以額外的分些糧食，這無疑是雪中送炭的好事。可是這戶貧農卻因家裏沒有多余的被子不能成行。當時父親有兩條薄被，一條鋪的一條蓋的並不富裕，卻還想借一條給他去修水庫用。和家裏那些親戚一商量，大家都說此行不可取，這樣做的結果肯定會說你腐蝕拉攏貧下中農，得不到表揚還會受批判。但父親想扶危濟困，還是執意這樣做了。當時已是初冬時分，父親一條薄被一半鋪一半蓋的將就著，南方的陰冷潮濕讓父親徹夜難眠，甚至於把稻草簾子木頭椅子都壓到身上來取暖也無濟於事。而後來的結果正如當初預料的那樣，在工作組的動員下，那位貧農果然在批鬥會上揭發了父親。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父親並不後悔。他只是調侃的說：人說雷鋒是傻子，我比雷鋒還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