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是如此的重要，因此從道理上說，那些操書籍生殺之大權書刊檢查員在勤懇、學識和公正方面必須在一般人之上，才能完成這一重大大使命，但在當時的英國，實際上只有那些希圖掙一個校對的薪水的人才願意去干這種事，他們在判斷上遠不如作者本人，對寫作一無所知。

這批“鐵銹式”的人物居然有權為所欲為地把最優秀的書中最精彩的段落清除掉，這當然是對作者、對書籍、對學術的莊嚴和特權的一個莫大的侮辱。總之，柏拉圖式的書籍出版許可證制度必將使我們變得“荒謬可笑和疲憊不堪”，我們只能在這個罪惡的世界中，制訂清明的法律，維護出版自由。

說到最後，即使審查，也不應是事前限制（Prior restraint），因為出版物是善是惡、是真理是虛偽，只有在出版之後才能判斷，而不應該在出版之前將它秘密扼殺。對於已經出版的有害出版物，健全的心智完全能夠抵禦它。只要意誌和良心沒有被玷汙，知識和書籍都不會使人變壞。彌爾頓在政府的管制方式與民眾的精神狀態之間建立了一種聯系，他向議員們呼籲： 

現在除非培育我們的諸位議員對於純正自由的愛已經不如往昔，否則就無法使我們在能力、知識和追求真理的熱情上倒退。我們可能再變成諸位當初所發現的那種愚昧、粗暴而奴化的情況，但那時諸位就首先必須變成舊統治者一樣暴虐、武斷和專橫。[20]

溫和的、實行自由管理的政府與能力、知識和追求真理的熱情聯系在一起，而與統治者的暴虐、武斷和專橫相匹配的，則是愚昧、粗暴而奴化的民眾。不幸的是，人類史更多的是後一種情形。彌爾頓為出版而吶喊，但《論出版自由》這本小書反映了出版自由的痛苦命運：1644年11月23日出版時，沒有得到官方許可，也沒有簽名登記。1658年任護國公的克倫威爾還譴責了此書。直到一個世紀後的1738年，此書才得以公開出版。[21]

雖然彌爾頓的主張沒有產生現實影響，但其有關文化審查的批判卻提供了現代文化自由的主要論據，並形成了關於“觀念市場”（Marketplace of Ideas）及“自我修正原則”（self-righting principle）的概念。彌爾頓曾指出善惡無法分開、真理在與虛偽交鋒中得以顯現的觀點，被19世紀英國哲學家密爾（John Stuart Mill）提煉為真理的自我矯正的觀點： 

迫使一個意見不能發表的特殊罪惡乃在它是對整個人類的掠奪，對後代和對現存的一代都是一樣，對不同意那個意見的人比對抱持那個意見的人甚至更甚。假如那意見是對的，那麽他們是被剝奪了以錯誤換真理的機會；假如那意見是錯的，那麽他們是失掉了一個差不多同樣大的利益，那就是從真理與錯誤沖突中產生出來的對於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認識和更加生動的印象。[22] 

密爾詳細論述了言論自由之於人類精神價值的必要性。根據密爾的論述，中國學者侯健將之分析為有四個方面。1.如果被權威壓制的意見是真確的，那麽我們就失去了獲得一個真確的認識的機會。這自然是不應當的。2.即使被迫緘默的意見是一個錯誤，它也可能是而且通常總是含有部分的真理。而另一方面，被公認為正確的意見也難得是或從不全部是真理：既然如此，只有借助對立意見的沖突才能使不完善的真理有所完善。3.即使公認的意見不僅是而且全部是真理，若不容它去接受猛烈而認真的挑戰，那麽它就會逐漸脫化成一個教條。堅持它的人們並不能夠深刻認識它的合理性，而實際上和堅持一個偏見的情形是一樣的。4.在上述情況下，教條即有可能喪失或減弱它作為真理的本來意義，並有可能失去對人們品行的陶冶作用，因為教條已變成一種純粹的形式和術語，不僅對於優良生活是無益的，而且妨礙人們以理性或親身經驗去體味真理和培養真正的、虔誠的信念。密爾所論可以歸結為一點，即言論自由和意見的多樣性是真理浮現和彰顯的必要環境，在此環境之中，真理具有自我矯正能力，真理的運動是一個自我矯正的過程，而權威的干涉只能破壞這一過程。[23]

[21]參見[美]尼克拉斯·J.卡羅里德斯等編著：《西方歷史上的100部禁書》（1999），張秀琴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163頁。

[22][英]密爾：《論自由》（1859），程崇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7頁。此論亦可得到密爾同時代的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的支持：“報刊是把善與惡混在一起的一種奇特的力量，沒有它自由就不能存在，而有了它秩序才得以維持”，“為了享用出版自由提供的莫大好處，必須忍受它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想得到好處而又要逃避痛苦，這是國家患病時常有的幻想之一。”[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1840），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206、207頁。）

[23]參見侯健：《言論自由及其限度》，載北京：《北大法律評論》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