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掌控陪審團的秘訣

對於將要成為領袖的人，或者是一名律師，或者是即將登上法庭的人來說，我們將要說到的內容至關重要，因為它關系到你能否在與陪審團的較量中獲勝，能否將陪審團掌控於股掌之中，能否利用陪審團來實現自己的意願。

無論是這些人中的哪一種，想要做到對陪審團產生影響，秘訣就在於打動陪審團的感情。

正如對付一切群體一樣，施加影響並不需要做很多的論證，只需要采用十分幼稚的推理方式，佐以堅定無比的斷言就可以了。

一位因為在法庭上贏了官司而赫赫有名的英國律師，曾經就此總結出以下應當遵循的行為準則：

當一個人進行辯護的時候，只要留心觀察陪審團，就會一直保持著有利的機會。一位好的律師，總是會依靠自己的眼光和經驗，從陪審員的面容上領會每句話的效果，然後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

這套過程的步驟大概如下：

第一步是確認的過程，要確認哪些陪審員已經贊同他的說法，哪些還處在猶豫之中，哪些還對說法存在著猶豫的態度。

確定陪審團的贊同並不需要費很大的工夫，只需要從他們的氣色與姿態就能夠看出端倪。

第二步，找到了聯盟者之後，就應當把註意力轉向那些看來還沒有拿定主意的陪審團成員，努力搞清楚他們究竟為了什麼才反對，努力搞清楚他們究竟為什麼敵視被告。

這是律師的工作中十分微妙的一部分，因為指控一個人，除了因為正義感之外，還可以有許多其他的理由，找到這些額外的理由，就是律師辯護術的全部奧妙。

根據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事先準備好的演說，效果總是很差，這都是因為必須要隨時根據印象來改變措辭。

和所有團體一樣，在陪審團裏也存在著少數對別人有支配作用的人物。根據一位著名律師的經驗，往往是一兩個有勢力的人，就足以讓陪審團的人跟著他們走。這也就是說，想要操控陪審團，辯護人並不需要讓陪審團裏的每一個人都接受他的觀點，他只需要爭取那些左右著普遍觀點的靈魂人物就足夠了，而這就需要用巧妙的暗示，來取得那兩三個人的信任。

在這個過程中，最簡便也最實用的訣竅就是，取悅於那一兩個關鍵人物。

只要成功地博得了群體中靈魂人物的歡心，使他處在一個即將被說服的時刻，一個思想上的臨界狀態，這時無論向他提出什麼樣的證據，他很可能都會認為十分令人信服。

拉肖先生是著名的大律師，下面這則關於他的有趣小故事，就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良好例子。

根據傳說，拉肖在法庭審判過程的一切演說中，無時無刻不把眼睛盯在那麼兩三個人身上，而他們就是那些拉肖感到很有影響又十分固執的陪審團成員。

通常來說，拉肖先生總是會把這些不易馴服的陪審員爭取過來。不過有一次，拉肖先生卻遇到了一點意外。

這次拉肖先生是在外省替客戶辯論，他不得不對付一位固執的陪審員，此人是第七陪審員，坐在第二排椅子上的第一個位置上。拉肖先生花了大半個小時，采用了最狡猾的辯論技巧，最精彩激昂的演講方式，此人卻仍然不為所動。

這個局面僵持不下，十分令人沮喪。突然，在激昂的辯論過程中，拉肖先生停頓了片刻，然後轉向法官說：“閣下，您是否可以下命令，命令把前面的窗簾放下來？尊敬的第七陪審員已經被陽光曬得頭昏腦脹了。

”

那個陪審員頓時臉紅起來，他微笑著向拉肖先生表達了自己的謝意。

隨後，他就被成功地爭取到拉肖先生的一邊來了。

（6）陪審團的人道色彩

盡管陪審團制度存在著許多問題，但是我們必須要說，這項制度必須要保留下去。

有許多作家和學者，甚至包括一些最出眾的作家，在最近開展了一場反對陪審團制度的宏大運動，這實在是最荒謬不過的見解。

面對一個不受控制的團體犯下的錯誤，面對革命者所建立的嚴酷法律，這種制度是保護我們免受其害的唯一辦法。

有的學者認為，應當只從受過教育的階層招募陪審員，然而我們在前面已經證明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陪審團的判決也不會和現在有什麼區別。還有一些學者拿陪審團的錯誤來做例子，希望將陪審團廢除，然後徹底用法官取而代之。

這些觀點實在是令人難以理解。

這些改革家對於此過於一廂情願，他們一定是忘記了一點，那些被指責為陪審團所犯下的錯誤，首先是由法官所犯下的錯誤，而且當一名被告被帶到陪審團面前的時候，那些地方官員、督察官、公訴人和初審法庭已經認定他有罪了。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對被告做出判決的是地方官員，而不是陪審團，那麼他將會失去找回清白的唯一機會。我們根據統計結果來看，陪審團的錯誤，歷來首先是地方官員的錯誤。因此，當出現了特別嚴重的司法錯誤的時候，首先應當受到譴責的其實是地方官。

比如說，最近對一位醫生的指控，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問題，有一位半癡呆的女孩向督察官揭發，指控醫生為了30個法郎，非法地為她做手術。這個愚蠢透頂的督察官便根據這個而對醫生提起了訴訟。

如果不是因為這件事惹惱了公眾，使得最高法院院長親自出現，還醫生以自由，他是一定會身陷囹圄的。被指控的醫生有著良好的名聲，得到了自己同胞的廣泛聲援，才使得這一錯案的野蠻性由此昭然若揭。

在這樁案件中，那些地方官自己也承認犯了錯誤，但是出於身份的考慮，他們卻不願意面對這一點，甚至還極力阻撓最高法院院長簽署赦免令。

在所有類似的事情上，陪審團在遇到自己無法理解的技術細節時，自然會傾聽公訴人的意見，因為他們認為，那些在搞清楚最復雜的事態上訓練有素的官員，已經對事件進行了調查。

這樣一來，我們就應該看清楚，究竟誰才是錯誤的真正制造者？是陪審團還是地方官員？答案顯然是清楚的，只有糊塗的地方官員，才會導致冤案錯案的一再出現。

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應當大力維護陪審團，因為它是唯一不能由任何個人來取代的群體類型。也只有它才能夠緩解法律的嚴酷性，將人性關懷的光輝帶進法庭。

我們知道，我們的法律是由暴亂者在非常狀態下制訂的，又在暴君拿破侖的手裏得到了正式的確認。這樣的法律的確做到了對任何人都一視同仁，然而卻也有它的致命缺點，那就是從原則上說既不考慮也不承認特殊情況，絕不會對誰網開一面。

從法官的角度講，他是法律的執行者，因此他的職責就是讓法律得到最大程度的執行，他是絕對冷漠無情的，除了法律條文，絕不會理會任何事情。

出於這種職業上的嚴肅性，在法官看來，黑夜中殺人越貨的強盜，和那些因為貧困、因為受到誘奸者的拋棄而殺害嬰兒的可憐姑娘是一丘之貉，也就會對他們施以同樣的刑罰。

而陪審團則會本能地感到，與逃避開法網的誘奸者相比，被誘奸的姑娘罪過要小得多，也就理應對她寬大為懷。

從這裏我們看到，只要對陪審團這個群體的特性善加利用，是足以令它起到好作用的。

在了解了身份團體的心理，也了解了其他群體的心理之後，對於一個受到錯誤指控的案件，我們就知道應該如何處理了。一條應當遵守的原則是，盡量去找陪審團，而不應當去和地方官打交道。從前者那裏，我們還有些找回清白的機會，讓後者認錯的機會卻是微乎其微。群體的權力固然令人生畏，然而有些身份團體的權力，則更加讓人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