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朗·蓋農：您曾寫道：“藝術的聲音和憤怒源自愚蠢（idiocy），也源自一種借由常規生活意義和嘲弄虛無來擱置進程和節奏的特殊方式。”我可以假裝理解您說的“愚蠢”是什麽意思，但我不喜歡那麽做，或許您可以解釋一下這個術語。

雅克·朗西埃：我參考庫斯圖裏卡的《黑貓白貓》（Black Cat，White Cat，1998）寫下了這些話，更明白地講，這與一種已然的後現代主義美學式嘲弄相關，這種嘲弄卑微地利用著莎士比亞的“人生如同癡人說夢，充滿著喧嘩與騷動”這種語體。而這種美學僅會為增加嘲弄方式和從屬於當下主導的想象以及媒體、廣告的普通話語提供所謂的“消遣”（relaxation）服務。我想通過藝術所特有的精簡程序和懸置意義來反對一些公式化的沒有價值的東西。福樓拜講“名著是愚蠢的”（Masterpieces are stupid），也就是說，是名著中止了行動過程、影像可能性、意識和無意識表現形式的一般程序。

索朗·蓋農：隨著新信息技術的發展，我們是否能想象在作品中有一個新的感性分配？您會叫它什麽？

雅克·朗西埃：我認為對其命名的條件尚未成熟，甚至還沒有條件去構想。我不相信互聯網組織中關於通信民主世界的歡樂頌言，這與圖像和視覺經驗總結的黑色預言無關，也無關乎普遍化的模仿與虛擬。生產或提取感性數據的新方法不會必然導致一個新的感性分配方式。不過顯而易見，它們模糊了某些經驗美學和政治美學早已確定的邊界。感性數據政治重構的傳統程序改變了這些數據假定的“客觀性”（objectivity）。今天這一針對數據的政治功效被某些混亂所模糊，進而影響了感性經驗的內容。經驗並沒有“死亡”，也沒有變得不可預知。但是某種關於它向世界提供了什麽的懸念，被插入到數據客觀必然性的官方確認和數據有異議的政治傳統之間。這種混淆的未來對於我來說似乎沒有辦法預測，即使是今天，它也留給藝術比政治更多的空間。

索朗·蓋農： 恰巧我分享了讓·博雷耶（JeanBorreil）的概念“所有偉大的哲學只不過是一種堅持，是一個單一直覺的回報”。所以對您來說，在電影之後的下一步研究是什麽？您會將什麽領域作為堅定不移的研究對象呢？

雅克·朗西埃：此刻我感興趣的是藝術歷史體制的系統探索，其中電影和文學是兩個典型要素。這可歸結為一個譜系問題：藝術指向哪些明確的、存在於感知、言說以及思考之間的、並可以形成我們描繪方式的關系？但在譜系問題之後，總伴隨著分配的問題。我所感興趣的是交叉的、跨越界限且對藝術“特性”（specificity）和“媒介”（medium）範式有所質疑的東西。如我還感興趣的是，語言如何使人觀看而不曾被看到，可見物中提取的影像的言說方式；詞匯如何被理解和留存，影像如何組成一個世界及這個世界如何表達自己。這是平等與不平等的問題，而其在邊緣和細部探究時是成問題的。（2018-11-23 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