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爲了恢復美學上的雙重關係，就要制定一個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計劃，一種可以取代主宰阿多諾美學的審美政治的形式，而利奧塔的美學矗立在阿多諾美學的頭頂上。我們可以將這種反-運動的原則概括爲兩個基本要點。首先，要恢復美學的區分，或美學的奇異性，這可以讓美學單獨承擔一個新的感性世界的諾言。如果最艱巨的藝術自律性的對手往往來自於馬克思主義，這並不是因爲在對藝術的熱愛和社會解放的要求之間存在任何和解的精神或內在的衝突。廣義上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準備反教條的馬克思主義。相反，這就是兩種彼此對立的審美元政治的形式。在這個對立中，解放的承諾與審美形式在感性上的異質性關聯起來。

這種異質性，重新激發了凌駕於被動材料智商的知識形式的權力，而這將再現性藝術的生産和理想同統治秩序關聯起來。這就是包含在美學的既不……也不……之中的東西：當然這不是藝術的純粹性，而是審美經驗相對於權力遊戲和統治形式而確立的純粹距離。這並不是要把藝術的自律與政治的差異性對立起來。模仿的藝術在秩序中獲得其自律性，這種秩序將其邊界和等級與主流秩序聯系起來。相反，美學時代的藝術宣佈，它與主流經驗的形式是不同的。

但它是通過拋棄了將藝術對象和世界上的其他對象區分開的邊界來做到的。所以，在自律性和異質性兩種關聯關係之間形成了對立。美學自律是一種藝術自律，在那里沒有界限，將致力於創造高等藝術的畫家的行爲，同取悅民衆的雜技演員的表演區分開來，也不會將創造了純粹音樂語言的音樂家同致力於實現福特制生産線的工程師區分開來。如果在簡單的國家主義表達“電氣化+蘇聯”之下，生命-藝術（l’art-vie）的元政治消失了，那麼維系這種異質多樣性的元政治的選項，本身可以在這樣的表達下來把握，即“十二音技法（dodécaphonisme）+卓別林的拐杖”：純粹的音樂語言指向任何它自身法則之外的東西，以及在高等藝術中來提高演員的表演技能；而音樂材料從屬於一個比福特制生産線更爲嚴格的規則，一個誇張的流浪漢小醜，其行爲姿態已經被自動化了，這些表演都表達了一種拒絶的情感，對機械化生活的“保守的”拒絶。

勳伯格與卓別林：那個拄着拐杖，八字腳走路的小丑，在井然有序的十二音中踽踽而行。這個表達或許可以總結阿多諾《美學理論》中的冗長而複雜的分析，即它也概括出這種反-美學的主要特徵。其中，審美經驗的雙重關係成爲了作品本身的內在矛盾。席勒的吸引和排斥的雙重運動——即“優雅”和“尊貴”——成爲了作品本身的自然趨勢。其理由非常簡單。阿多諾與席勒有着同樣的中心前設：廢除標誌着勞動和快樂之分，受驅使之人與有教養之人之分的勞動分工。

對於他而言，創作成爲了在古希臘雕塑中，在最高的激情澎湃和心神寧靜中自由表象所預示的東西：即有這樣一個世界，西方理性的原初場景所像徵的勞動和快樂的區分，被徹底拋棄了——我們知道，在那里，水手坐在長凳上，塞住他們的耳朵，不讓自己受塞壬歌聲的魅惑，而尤利西斯，將自己綁縛在桅桿上，獨自欣賞這美妙的歌聲，但他不能讓自己的下屬解開自己，讓自己走向這些女妖。如果創作承諾要進行這種和解，只有通過不確定的延擱（différer），通過拒絶一切和解的形式來獲得，在那些被拒絶的和解形式中，主流仍然隱匿地起作用。

如果創作就是許諾，這並不是因爲自足性包含着一（une）的生命形式的秘密。相反，這是因爲它本身是分裂的，因爲其自足性不得不在隱約中重復上演區分了被綁在桅桿上精於算計的主人和拒斥了聽衆的塞壬之間分裂的原初劇情。走向解放之路就是讓這個分裂進一步惡化的道路，它所提出的美的表象是以不諧爲代價的，其不明確地重新認可了異議的價值，也是通過拒斥了美與快樂之間所有調和形式來獲得的。美學的場景，嚴格來説，就是不可調和之物的場景。

（2016-02-25來源: douban 作者：雅克·朗西埃︱譯／藍江；選自讓-弗朗索瓦·利奧塔，《非人：漫談時間》，夏小燕譯，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2019，226-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