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點和不久前被美國人從薩達姆·胡賽因總統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伊拉克人十分相象，他們並沒有真的得到布什所允諾的解放和自由。在《暴風雨》的最後，普若斯普柔為了獎賞愛麗爾為他報私仇而做的一切完滿的工作，終於答應放他自由。看來，伊拉克人在讓“解放者”美國人完全滿意之前，也很難得到真正的自由。連愛麗爾這樣聰明伶俐又俯首帖耳的仆從都要等上那麽久，別的原住民就更不用說了。莎士比亞用他的劇情和人物告訴觀眾這是天經地義的，作為一個觀點，現代人當然不能接受——就是小布什總統嘴上也絕不會同意；但作為一種觀察，倒可以說是真有遠見。近四百年過去了，世界早已經天翻地覆，但這個情況事實上還是沒有太大的改變。

當然，從殖民者－美國人的角度來說，那些原住民自己也有太大的問題，關鍵在愛麗爾這樣的人太少而凱列班這樣的人太多。他們的素質太差，必須經過長期的教化才有可能讓他們自由。愛麗爾是普若斯普柔教化成功的一個例子，而凱列班就還沒有成功，所以還不能放他。那麽凱列班有沒有可能教化成功呢？其實普若斯普柔對此並不報任何希望，他需要有個凱列班可以召之即來，為他做所有的粗活。從莎士比亞對凱列班的描寫來看，他顯然認為凱列班天性就有問題：學語言只會學罵人的粗話；見到他母親以外的第一個女性就想強暴；從未喝過酒的他一沾酒就奉為“仙水”，忙不叠起誓認執酒瓶者為主人。粗魯、好色、酗酒，這幾個特點差不多都成了後來美國通俗劇中任意醜化的印第安人的臉譜化特色，這樣的人物當然不會有任何前途。其實凱列班認斯丹法諾做新主人還是可以找到動機的：他因為實在太恨普若斯普柔，又知道自己一個人沒本事戰勝他，只好寄希望於這個從外面帶來“仙水”的白人來幫他打敗普若斯普柔。凱列班的悲劇就在不能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裏也可以看出莎士比亞的遠見。20世紀後半葉的幾十年裏，世界上曾有不少反對西方大國的第三世界國家，想要投靠當時的蘇聯來得到自主，後來情況都不妙。阿富汗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俄國人折騰了一陣無奈走了，最後是被美國飛機炸得一塌糊塗。伊拉克的薩達姆則相反，可是更糟糕，他曾經為了打敗身邊的對手而認了美國這個新主子，不料時過境遷，只要他一不聽話，並非同類的新主人照樣把他當野蠻人對待，把他趕進了地洞裏，現在他真的成了永遠不會有希望的凱列班了。

普若斯普柔是個威力無比的魔法師，他到島上後輕而易舉地解放了愛麗爾，制服了凱列班，等到安東尼奧等人的船經過附近海域時，既制造出暴風雨讓他們嚇得半死，又救下他們並宣布寬恕讓大家感激涕零。生活中誰會有這麽大的本領把現實的秩序和歷史的敘事都玩弄於股掌之間？個人當然不可能，如果要說國家，從莎士比亞到現在的四百多年裏，最接近具有這樣的霸權的就是如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當然美國絕不敢承認他們把誰當成了非人的凱列班來對待，因為他們知道，現在的世界已經不是普若斯普柔可以為所欲為的時代。對現實的秩序來說，美國曾想把對伊拉克的改造作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榜樣，這個希望已經很難實現；就歷史的敘事而言，美國更是不可能像普若斯普柔那樣壟斷世界的話語權，讓大家都相信其一家之言。就是莎士比亞這個世界歷史上最具普世性的作家，也不應該盲目地崇拜和接受。《暴風雨》最大的價值，就是讓人看清楚了，即便是莎士比亞這麽偉大的人文主義者，也還是有著他的嚴重的文化偏見——事實上文化偏見是誰也逃脫不了的；同時，莎士比亞的這種偏見又體現了歷史的洞察力和相當的深刻性，並不應該簡單地一禁了之。簡言之，《暴風雨》是個令人憤慨的殖民主義、霸權主義作品，但正因為這一點，更值得喜歡莎士比亞的非西方人認真地加以研究，或者作為一種布萊希特式的教材來演出和討論。如果這個劇能引起參與者和觀眾頭腦中的暴風雨（brainstorm），那才是它最大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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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mily Eakin對Amy Chua的采訪 “On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The New York Times, Jan. 31, 2004。

[2] 賽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李琨譯，三聯書店2003年，前言第2－3頁。

[3] 劉洪波：“不認識的魯濱遜”，《文匯報》（上海）2000年9月4日，第9頁。

[4] 《暴風雨》（朱生豪譯），《莎士比亞全集》（1），1978，第19－20頁。個別譯文根據原文有所調整，例如，普若斯普柔所說的“人的關愛” 原文是human care，朱譯中那句話是“我也曾用心好好對待你，”未反映出原文中所強調的自己是人而對方是非人之不同；“下流之種”原文是thy vile race，朱譯為“下流胚”，未突出種族一詞。

[5] 見李玉成：“文藝覆興時期的人”，《文匯報》“每周演講”，2004年1月15日，第12頁。

[6] 見Ronald Takaki: A Different Mirror: A History of Multicultural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93, p. 30.

[7] 賽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李琨譯，三聯書店2003年，前言第3頁。

[8] Homi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 1-2.

[9] 《暴風雨》（朱生豪譯），《莎士比亞全集》（1），1978，第19頁。

[10] Nicholas P. Canny: “The Ideology of English Colonization: From Ireland to America,”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vol. 30, no. 4 (Oct. 1973)

[11]《暴風雨》（朱生豪譯），《莎士比亞全集》（1），1978，第19頁。

[12] 轉引自Ronald Takaki: A Different Mirror: A History of Multicultural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93, p. 29.

[13] 同註10，第16頁。

[14] 同註11。

[15] Samuel Eliot Morison, ed. 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 on the Life and Voyage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New York， 1963), p. 238。轉引自Ronald Takaki: A Different Mirror: A History of Multicultural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93, p. 30.

[16] 《暴風雨》（朱生豪譯），《莎士比亞全集》（1），1978，第41－43頁。

[17] Robert Cawley: “Shakespeare’s Use of the Voyagers in The Tempest,” Publications of MLA, vol. 41, no. 3,pp. 720-721. 轉引自Ronald Takaki: A Different Mirror: A History of Multicultural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93, p. 31.

[18] Richard Schechner: “Interview with Julie Taymor,” The Drama Review (New York) T163 (fall 1999), p. 54.

[19] Aime Cesaire: A Tempest, trans. Emile Snyder & Sanford Upson. New York: Third World Press, 1975.

[20] Philip Osment: This Island’s Mine. Daniel Fischlin, et al. eds. Adaptations of Shakespeare. London: Routledge, 2000, p. 263.

[21] 《暴風雨》（朱生豪譯），《莎士比亞全集》（1），1978，第84頁。

[22] 《暴風雨》（朱生豪譯），《莎士比亞全集》（1），1978，第74頁。

[23] 同上，第17頁。

[24] 同上，第16頁。（愛思想網站 2008-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