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新聞專業主義理念引入國內以來，就處於“可欲與可得”的困境之中。本文以德勒茲主義為思想路徑，從後結構主義和文化研究的視角，來重新理解和闡述中國語境中新聞專業主義的產生與變化的軌跡。中國的新聞專業主義是像征資源“褶皺”運動的衍生 物，“生成”、“遊牧”與否思性是其基本特征，即一種自由精神的實驗與實踐。德勒茲主義的路徑提示，新聞專業主義的重要性不是再現或者規範，而是激發人們對當下的不同思考，督促人們不斷進行新型實踐，以發現、鏈接和開創不同的逃逸路線和可能性空間。

從1990年代開始，在新聞實踐領域，新聞專業主義理念、技能和操作方式逐漸得到許多新聞人的認知與認同，並形成一套新型的邊緣突破性的實踐話語。(陸曄, 潘忠黨,2002；潘忠黨,陳韜文,2004；吳飛,2009)新聞專業主義價值理念的輸入是1990 年代新聞改革的表征，它與稍早前的“信息”、“傳播”、“受眾”等西方概念一道，標示著新聞實踐模式的擴展和研究範式的轉換，激化和合理化了很多改革實踐 (李良榮,1995)，並成為新聞實踐的替換性像征資源(潘忠黨,1997)。聲名遠播的《南方周末》、《財經》雜誌和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調查》，就鮮明地表達對新聞專業主義這一新型價值理想的追求(陳陽,2008；郭鎮之,2014)。

新聞專業主義價值在職業意識形態“前臺”的浮現，推進了中國新聞業改革，激發和鼓舞了更多新聞人的專業自主意識和職業道德勇氣。時至今日，輿論監督和調查性報道日漸衰落，新聞專業主義在市場邏輯擠壓、新媒體技術驅逐和新聞操作空間日益逼仄的情勢下，似乎走向了一個“死胡同”。許多人重新審視新聞專業主義本身並質疑它在中國的現實可能性。有研究者指出，中國新聞人的專業價值觀與西方新聞專業主義，在思想內涵與歷史資源上並不一致(芮必峰,2010；宋志標,2011；李金銓,2013)；也有學者認為， 新聞專業主義是一種依據西方傳播學理論對中國新聞業發展的典型想像，它誇大了社會推動國家體制性變革的能力，因而與中國新聞實踐的總體現實相去甚遠(周翼虎,2011)。

在這種“可欲與可得”的困厄之中，如何重新理解並反思新聞專業主義與中國新聞業實踐的勾連，應是把握當代中國新聞業發展的關鍵性路徑。本文暫且擱置“中國有無新聞專業主義”這一爭議，也不預設它對中國新聞業的規範性和前瞻性  這一思路，而引入法國後結構主義哲學家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思想資源，借用德勒茲的“眼睛”和他所創造的一套概念，來重新理解和洞察新聞專業主義的產生、處境和意義，也即，采用一種德勒茲主義的進路展開分析。這種理解路徑，首先，是將新聞專業主義置於情境連續性和像征資源的“褶皺”（fold）和 “地層”（strata）中進行討論，來理解新聞專業主義的生成（becoming）；並且反思這樣的問題：

在“古”與“今”、“西方傳統”與“中國傳統”、政治與技術的多維論述框架中，我們是否在認識論上特權化了某一維度，而導致與實踐上的背離？再次，是將新聞專業主義置於“去情境性”和“去轄域性”的遊牧空間，引入外部參照與“刺入”物，考察這一空間所構築和凝聚的話語，來探析新聞專業主義的生成性，也即它的“跨文化旅行”(郭恩強, 2011)及其“地方性”編碼。本文將普利策新聞獎視為一個這樣的外部“刺入”物。作為承載西方新聞理念的精神裝置與  現代儀式，它一年一次周期性地介入新聞人的話語論述“河流”，激發新聞社群的  專業主義想像與公眾討論。用德勒茲的語言，普利策獎是一個無根的生成“新”的     “塊莖”（rhizome），一個精神和思想的遊牧空間(nomadic  space)，具有獨特的分析價值。

黃月琴，新聞學博士，湖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電郵：hbuhyq@126.com。郵編：430062。
基金項目：本文得到湖北省教育廳2013年青年項目（No.139007）的資助。

Image Credit： “The Fold” https://www.willemienmostert.nl/about-the-f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