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齋務處門前，我的心就如戰鼓似地怦怦敲了起來。偷偷在墻上把右手心磨了一磨，然後像囚犯似地走進去。

“你為什麼偷送吃的給家福？”齋務長劈頭就嚴厲地問。

“我——我——我沒有啊！”

“說謊？說謊加三倍打。干脆照直實說，送沒送？”這時，颼的一下他已由懷中抽出那二尺硬木的刑具來。

“點心哪兒來的？”

“他——不，買——買的。”

“你又說謊！”他用板子指我的鼻梁。嚇得我倒退兩步。“門房眼看你賒來，由窗口擲進去的。”

板子揚起時我本能地潰退了下來，直退到一個墻角。

那板子便追逐著我，雷也似地在半空中揮著。

第二天早晨鄧山東兒叉著腰，撒著嘴說：“他娘的，攆俺走！官街官道，俺做的是生意，黃少爺，你盡管來！”

原來齋務長已不准他在門口擺攤了。

我把滿肚想訴的委屈都咽了下去，什麼也沒說出來。

朝會時，齋務長報告以後學生不但不准買門口那人的糖，連和他過話也不准，否則要重罰。這命令鎮不住多少人，特別是和鄧山東兒有交情的絕不甘心。

上午第末堂，墻外又送進來熟悉的歌聲：

三大一包哇，兩大一包哇，

天真子弟各處招呀。

揍人學校辦得糟哇，

俺山東兒誰也不怕！

這最末一句唱得那麼響亮，那麼充滿英雄氣概，把個臺上的老師氣得發抖。我們雖然坐在校墻裏頭，心卻飛向這個聲音。

第二天早晨我到學校門口時，看見一簇人正圍在鄧山東兒擔子那兒，個個老鼠似地低著頭挑東西呢。瞧見我，他遙遙地直起了身子，探出頭來招呼：“黃少爺來吧，新鮮的秋果。”

就仗著人多，我鉆了進去。十幾只手都伸到一個大笸籮裏抓來抓去。把蟲蝕的丟下，把又大又紅的握到自己手裏。正爭鬧著，我感到誰在背後打了我一下。我本能地回過身來，只見齋務長繃著一張鐵青的臉立在眼前了。

“好大膽子！”他附著閃了一顆金牙的黃牙板說。

孩子們的小手都縮回到身邊去，一個個默默地散開了。

“走，全到齋務處去！”齋務長說。

“我說，當老師的。”鄧山東楞楞地追了上來，“買東西不犯法呀。你不能由俺攤上捉學生！”

“滾開！”齋務長氣哼哼地說，“不滾開帶你上區裏去！”

“喝！”鄧山東來回打量著我們這幾個俘虜和鄙夷他的齋務長，氣憤起來。“上區就上區，俺倒要瞧瞧你敢拿我怎樣！”說著他挽了袖子，挑起擔子，就跟了進來。

頓時，操場上一群玩皮球的孩子們把視線由皮球移到校門洞來了。

門房正要往外趕鄧山東兒，卻被齋務長攔住了。

朝會照例由一位教員立在臺上對古聖賢的話發揮贊賞的議論，只是這天我並不是坐在後排椅子上玩把戲了。我們七個難友，（如今才數清楚了為秋果所迷惑住的人數。）——加上鄧山東應該說是八個——靠臺下左邊黑板站住，迎受百十只好奇、解恨、同情的眼珠的逼視。

鄧山東把胳膊盤在胸前，倚著一根柱子，瞪著臺上不屑看他的齋務長，陪我們聽候發落。（唱完校歌，嘩啦一陣椅子響，會眾坐下了。我們幾個卻依然靠黑板站在那裏。）

一個輪值演講的教員開始闡述我們做人該學哪朝人的榜樣了。演講員因大家注意力分散，胡亂講幾句就結束了。接著，齋務長起來報告。首先說了一陣我們的不是，又瞪了賣糖的一眼，才颼地由他懷裏抽出一條硬木戒尺。

“過來！”他向我們喊，並用板子指著臺前。

我們躊躇地向前移了。

第一條胳膊剛伸到板子下面時，一個粗暴的聲音由後面嚷了出來“先生，你這是干啥呀？”

鄧山東兒跳到我們一行人前邊站定了。

“一旁站著！”齋務長不屑理睬似的想推開他，“我打我的學生。”

“你要打，別打學生，打俺。”鄧山東慷慨地把頭轉了過來，“作買賣沒犯國法。買東西也不干你的事。俺不服，俺不能看著他們挨打。”

這時，後排的同學呼啦一聲都站起來了。

齋務長一面彈壓秩序，一面為這個人所窘住了。

齋務長氣憤憤地扭著鄧山東伸得平直的大手掌劈打起來。只見鄧山東面色變得青紫，腮幫子一鼓一鼓的。

待到齋務長打得精疲力盡，把一只紅腫的手甩開後，鄧山東像害了場熱病，頭上冒著圓滾滾的汗珠。

“打夠了嗎？”

齋務長向校役作了個手勢，走過去找抹布。鄧山東一句話沒說，搖搖擺擺地踏出禮堂。

自從那次以後，他把擔子挑得離學校遠了幾步。同學把錢花到鄧山東擔子上成了一個極當然極甘心的事。

有時他還低聲唱：

三大一包哇，兩大一包哇。

學校的片兒湯味真高啊！

一板兒兩板兒連三板兒，

打得俺這生意更興旺！

一九三四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