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的童年未必都像童話，但是至少該像童年。若是在都市的紅塵裏長大，不得親近草木蟲魚，且又飽受考試的威脅，就不得縱情於雜學閑書，更不得看雲、聽雨，發一整個下午的呆。我的中學時代在四川的鄉下度過，正是抗戰，盡管貧於物質，卻富於自然，裕於時光，稚小的我乃得以親近山水，且涵泳中國的文學。所以每次憶起童年，我都心存感慰。

我相信一個人的中文根抵，必須深固於中學時代。若是等到大學才來補救，就太晚了，所以大一國文之類的課程不過虛設。我的幸運在於中學時代是在純樸的鄉間度過，而家庭背景和學校教育也宜於學習中文。

一九四○年秋天，我進入南京青年會中學，成為初一的學生。那家中學在四川江北縣悅來場，靠近嘉陵江邊，因為抗戰，才從南京遷去了當時所謂的“大後方”。不能算是甚麽名校，但是教學認真。我的中文跟英文底子，都是在那幾年打結實的。尤其是英文老師孫良驥先生，嚴謹而又關切，對我的教益最多。當初若非他教我英文，日後我是否進外文系，大有問題。

至於國文老師，則前後換了好幾位。川大畢業的陳夢家先生，兼授國文和歷史，雖然深度近視，戴著厚如醬油瓶底的眼鏡，卻非目光如豆，學問和口才都頗出眾。另有一個國文老師，已忘其名，只記得儀容儒雅，身材高大，不像陳老師那麽不修邊幅，甚至有點邋遢。更記得他是北師大出身，師承自多名士耆宿，就有些看不起陳先生，甚至溢於言表。

高一那年，一位前清的拔貢來教我們國文。他是戴伯瓊先生，年已古稀，十足是川人慣稱的“老夫子”。依清制科舉，每十二年由各省學政考選品學兼優的生員，保送入京，也就是貢入國子監。謂之拔貢。再經朝考及格，可充京官、知縣或教職。如此考選拔貢，每縣只取一人，真是高材生了。戴老夫子應該就是巴縣（即江北縣）的拔貢，舊學之好可以想見。冬天他來上課，步履緩慢，意態從容，常著長衫，戴黑帽，坐著講書。至今我還記得他教周敦頤的《愛蓮說》，如何搖頭晃腦，用川腔吟誦，有金石之聲。這種老派的吟誦，隨情轉腔，一詠三嘆，無論是當眾朗誦或者獨自低吟，對於體味古文或詩詞的意境，最具感性的功效。現在的學生，甚至主修中文系的，也往往只會默讀而不會吟誦，與古典文學不免隔了一層。

為了戴老夫子的耆宿背景，我們交作文時，就試寫文言。憑我們這一手稚嫩的文言，怎能入夫子的法眼呢？幸而他頗客氣，遇到交文言的，他一律給六十分。後來我們死了心，改寫白話，結果反而獲得七八十分，真是出人意外。

有一次和同班的吳顯恕讀了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佩服其文采之余，對紛繁的典故似懂非懂，乃持以請教戴老夫子，也帶點好奇，有意考他一考。不料夫子一瞥題目，便把書合上，滔滔不絕，不但我們問的典故他如數家珍地詳予解答，就連沒有問的，他也一並加以講解，令我們佩服之至。

國文班上，限於課本，所讀畢竟有限，課外研修的師承則來自家庭。我的父母都算不上甚麽學者，但他們出身舊式家庭，文言底子照例不弱，至少文理是曉暢通達的。我一進中學，他們就認為我應該讀點古文了，父親便開始教我魏征的《諫太宗十思疏》，母親也在一旁幫腔。我不太喜歡這種文章，但感於雙親的諄諄指點，也就十分認真地學習。接下來是讀《留侯論》，雖然也是以知性為主的議論文，卻淋漓恣肆，兼具生動而鏗鏘的感性，令我非常感動。再下來便是《春夜宴桃李園序》、《吊古戰場文》、《與韓荊州書》、《陋室銘》等幾篇。我領悟漸深，興趣漸濃，甚至倒過來央求他們多教一些美文。起初他們不很願意，認為我應該多讀一些載道的文章，但見我頗有進步，也真有興趣，便又教了《為徐敬業討武裏檄》、《滕王閣序》、《阿房宮賦》。

父母教我這些，每在講解之余，各以自己的鄉音吟哦給我聽。父親誦的是閩南調，母親吟的是常州腔，古典的情操從鄉音深處召喚著我，對我都有異常的親切。就這麽，每晚就著搖曳的桐油燈光，一遍又一遍，有時低回，有時高亢，我習誦著這些古文，忘情地贊嘆駢文的工整典麗，散文的開闔自如。這樣的反復吟詠，潛心體會，對於真正進入古人的感情，去呼吸歷史，涵泳文化，最為深刻、委婉。日後我在詩文之中展現的古典風格，正以桐油燈下的夜讀為其源頭。為此，我永遠感激父母當日的啟發。

不過那時為我啟蒙的，還應該一提二舅父孫有孚先生。那時我們是在說來場的鄉下，住在一座朱氏宗祠裏，山下是南去的嘉陵江，濤聲日夜不斷，入夜尤其撼耳。二舅父家就在附近的另一個山頭，和朱家祠堂隔谷相望。父親經常在重慶城裏辦公，只有母親帶我住在鄉下，教授古文這件事就由二舅父來接手。他比父親要閑，舊學造詣也似較高，而且更加喜歡美文，正合我的抒情傾向。

他為我講了前後《赤壁賦》和《秋聲賦》，一面捧著水煙筒，不時滋滋地抽吸，一面為我娓娓釋義，哦哦誦讀。他的鄉音同於母親，近於吳儂軟語，纖秀之中透出儒雅。他家中藏書不少，最吸引我的是一部插圖動人的線裝《聊齋誌異》。二舅父和父親那一代，認為這種書輕佻側艷，只宜偶爾消遣，當然不會鼓勵子弟去讀。好在二舅父也不怎麽反對，課余任我取閱，縱容我神遊於人鬼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