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大家吳爾芙夫人生前有個願望：但願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那當然是指書房。對比之下，我一人擁有三間書房，而且都在樓上，應該感到滿足。

當然，這三間書房並不在一起。

第一間在廈門街的老宅。不是三十多年前的那一幢古屋，它早已拆掉改建了。目前的老宅也已有了十五年的風霜。我的書房在二樓，有十二坪之寬。當初建屋，這一間就特別設計，所以橫亙二十五尺的墻壁全嵌了書櫥，從地板一直到天花板，一眼望去，卷帙浩繁，頗有書城巍巍的氣象。這麽寬敞的書房，相信一般人家並不常見。比我闊的人太多了，但是絕少闊人會把這麽闊的房間拿來當書房。所以剛搬進去時，我委實躊躇滿誌了一陣子。不過得意了沒有幾年，就像臺灣的人口一樣，這書城的人口也迅告膨脹。幸好不久我就來了香港，六百冊書隨我一同西來。書城的人口壓力暫時稍減。

我在沙田山居的書房，只有廈門街的這間一半大，可是一排五扇長窗朝西，招來了對海的層層山色，和我共對一幾。所以這間書房，這臨海的高齋，室雖小而可納天地，另是一番氣象。人遷之初，架上的六百冊書疏疏落落，任其或立或倚，一副政簡訟清的樣子。照例閑不了多久，新的圖書雜誌，各有各的身材、身價、身世，從四面八方盲目地投奔而來，於是這小小書城的人口很快地就飽和如香港的人口。終於我不得不把走投無路的書刊，一疊又一疊，陶侃運甓那樣，搬去我的辦公室。

我在中文大學的辦公室在太古樓的六樓，位於長廊盡頭。這六樓已是絕頂，我的房間又在絕頂的絕處，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會在門外過路。絕對的安靜歸我一人獨享，簡直是耳朵的放假。臨窗俯眺，半裏之外的斜坡道上爭駛著小轎車和長長的貨櫃車，看不盡多少的長安道上客。我卻高高坐著，像尼采，像宙斯在奧林匹斯之巔。教授的辦公室其實也就等於書房。不要多久，這第三書房也書滿為患。於是又把無處安頓的書一批批運回家去。

我的辦公室在太古樓，靜寂亦如太古，這清福實在修來不易。以前我在中文大學的辦公室位於碧秋樓二樓，正當梯口，又隔著走廊與教師的聯誼室斜斜相對，既扼要沖，自為兵家必爭之地。所以門外總是笑語喧闐，足音雜沓，不時更有人在長廊的兩頭此呼彼應，回聲不絕，或是久別重逢，狹路相遇，齊發驚嘆。長廊未半有女工坐守櫃臺，別處的女工不時來訪，印證了廣東人的一句話：“三個女人一個墟”。再過去是廁所，又是兵家必爭之地，同事們出入其門，少不了又有一番寒暄。從那裏搬到太古樓來，簡直是聽覺的大赦。

此刻我坐在太古樓上，山色可玩，六根清靜，從從容容享受免於噪音的自由。但這好景恐怕是長不了了。一回臺北，等於重投噪音的羅網。而香港這兩間書房裏滿坑滿谷的書刊，又將如何運回臺北去呢？這一搬，豈不成了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