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許諾的社會制度廢除壓迫和剝削，然而，不斷暴露的內幕顯明，許多人正在革命辭句的掩護下放肆地恃強淩弱，挾私報覆，背信棄義，爭名奪利，新的社會等級制度逐漸重新形成。《老生》的後面幾個故事顯示，阿諛奉承和心狠手辣是許多人成為主角的原因。第二個故事之中的馬生如此，第三個故事之中的馮蟹、劉學仁也是如此。公社書記老皮精力過人，素有“工作狂”之稱，然而，他青睞的鄉村幹部多半是這種角色。第四個故事之中，戲生最終之所以出人頭地，發財致富，仍然是因為精通了吹噓造勢、逢迎拍馬、弄虛作假等一套手段，僅僅奔波在山溝裏賣力氣只能無聲無息地打發後半輩子的日子。相當長的時間裏，這些故事潛伏在階級鬥爭的標準學說背後，若隱若現。當然，這些故事不可能改寫階級的論述，不可能動搖階級存在對於階級意識的塑造，但是，階級意識之外的各種思想來源無疑幹擾了政治教科書繪制的階級肖像。時過境遷，當革命許諾的社會制度與某些人的精神質量產生了愈來愈大的距離之後，革命願景必將遭受重大的損害；種種懷疑不絕如縷，同時又莫衷一是。賈平凹的記憶又一次活躍起來，懷疑是不是打開記憶的鑰匙？

意外的是，賈平凹並未進一步將這些故事與人物送人社會學分析或者道德批判的場域。《老生》的敘事學出人意料地拐到另一個方向。《老生》的許多段落是由那個葬禮上唱陰歌的唱師擔任敘事人。如何敘事？如何進入歷史？這個敘事人意味了賈平凹的何種獨特的文學想象？賈平凹曾經在一次漢學家文學翻譯研討會上的演講之中談到了兩個問題：第一，在他的心目中，何謂中國故事；第二，如何在政治的故事裏看到中國真正的文學。④論述第二個問題的時候，賈平凹的觀點顯然是他的一貫追求：“我們不但需要讓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和關注中國的政治、經濟、歷史、體制，更應讓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和關注中國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真實的中國社會基層的人事怎樣個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普通人在平凡的生活中幹什麽，想什麽，向往什麽。只有這樣的作品才能深入地細致地看清中國的文化和社會。在這樣的作品裏鑒別優秀的，它的故事足以體現真正的中國，體現出中國文學的高度幾何和意義大小。”⑤不論歷史正在或者曾經上演哪些宏偉的劇目，賈平凹更樂意體察這些劇目如何分解為普通民眾的日常言行。如果種種顯赫的高談闊論僅供報紙的要聞版面消費，那麽，文學沒有必要為之殫精竭慮。注視普通民眾與日常生活，這或許是文學與政治學、哲學乃至歷史學的深刻差異。唱師擔任敘事人不僅表明了一種民間視角，同時還表明了普通民眾對於歷史的解釋和評價。對於普通民眾說來，各種深奧的政治大概僅僅是一些沒有內涵的刻板標簽，他們的解讀不得不注入自己熟悉的樸素內容，例如哪一個大貴人降臨，山上的石洞會往外流水，例如田地、農具或者家具的歸宿，或者誰是他們眼裏的好人或者壞人，如此等等。唱師只願意用陰歌主動為他心中的“好人”送一程——他的人物評價顯然異於階級鑒定：這裏既有被反動勢力殘害的遊擊隊員，也有墓生、戲生這種善心未泯的小人物。賈平凹並未在《老生》之中展示啟蒙知識分子犀利率直的批判，故事的敘述納入了唱師的口吻，潛藏於民間的價值觀念和生死無常的感嘆無形地構成了故事內部的另一種評判。賈平凹在《老生》的“後記”裏表示了一個樸素的心願：讓小說講一些“公道話”。唱師歷經不同的社會制度，見多識廣，世事洞明。他不願意糾纏於具體事件得失評判，好人與壞人以及生與死是他心目中更為基本的標準——這無疑隱含了唱師所依據的“公道”。

盡管如此，《老生》的敘事人並非僅僅唱師。小說的大部分段落更像是全知全能的敘事，俯瞰的視野和精致的細部描述開闔自如。更為引人注目的是，眾多《山海經》的片斷織入文本，如同每一個故事邊緣的紋理奇異鑲邊。至少在目前，我無法破譯《山海經》的片斷隱藏了何種確鑿而具體的寓意，我所能察覺的是另一種遠為廣闊的時間和空間尺度，另一種遠為不同的文本風格。現代故事嵌入遠古的山水傳說，現在進行時的急迫性突然緩和下來，某種“人生代代無窮已”的蒼茫之感如同揮之不去的背景音樂；若幹古代神話和亦真亦幻的傳言、雜說作為異質的聲音形成了文本的覆調和多種風格的張力。相對地說，《老生》是賈平凹長篇小說之中較為覆雜的文本。

《老生》的覆雜，並不是顯現為曲折的故事情節，也不是深邃的哲學思想。唱師、陰歌、《山海經》、傳說等等毋寧說造就了一種韻味，一種模糊不定的氛圍，一種氤氳蘊藉，一種空闊寂寥的“虛”——這與小說之中翔實的細節描寫產生了某種緊張。我相信這一切是賈平凹的執意追求，也是他想象的中國故事。賈平凹拒絕文學的各種時髦的“主義”，他寧可把中國文學比擬為兩種流派——“把它們分為陽與陰，也就是火與水。火是奔放的，熱烈的，它燃燒起來，火焰炙發，色彩奪目。而水是內斂的，柔軟的，它流動起來，細波密紋，從容不迫，越流得深沈越顯得平靜。火給我們激情，水給我們幽思。火容易引人走近，為之興奮，但一旦親近水了，水更有誘惑力，魅力久遠。火與水兩種形態的文學，構成了整個中國文學史，它們分別都產生過偉大作品。”⑥在他看來，“中華民族是陰柔的民族，它的文化使中國人思維形象化，講究虛白空間化，使中國人的性格趨於含蓄、內斂、忍耐”，⑦這是他推崇第二種風格的原因。

火與水——不論這種文學史描述可能贏得多大範圍的認同，如此區分至少適合賈平凹本人。賈平凹的性格氣質、知識修養、文學趣味以及愈來愈獨特的語言風格無不表明，他已經為個人文學史找到稱心如意的美學歸宿。

 注釋：

 ①②賈平凹：《老生•後記》，第29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

 ③賈平凹：《老生•後記》，第29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

 ④⑤賈平凹：《穿過雲朵直至陽光處》，《美學》2014年第10期。

 ⑥⑦賈平凹：《穿過雲朵直至陽光處》，《美學》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