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去看常玉的畫，地點在歷史博物館。看常玉，而在史博館，我覺得是完全正確的事。好的畫當然送到全世界任何美術館去展都毫無愧色，但水仙養在素瓷水盂裏，襯以半白半透明的花蓮水晶石，卻當然是最美麗的。

常玉的畫因為有一段故事，所以在歷史博物館裏掛起來便顯得特別登對，特別“非伊莫屬”。

那故事是這樣的：常玉當年在巴黎，那是五十年代的事了。當時的教育部長是黃季陸先生，黃很愛才，特別邀請常玉回國展畫，常玉也答應了。大批畫作於是便運到史博館，機票錢當然盡快寄去。不料畫家拿了錢，玩興大發，忽然想到，埃及的陽光和金字塔應該更有趣一點。於是便從巴黎直奔埃及去玩了。等他玩回來，也不知拿什麽錢來台灣，他不來，史博館就等著，等著等著，畫家竟死了。

史博館得到大師的死訊，真是悲喜交集。悲的是大師已杳，喜的是大師無後，這些畫肥水不落外人田，無意中落葉歸根，全歸了史博館永久代為保管。冥冥中大師是否已經預知，他把原來預定現身在開幕酒會上的那個常玉送到埃及人面獅身巨像面前去了，在那巨大的美面前，生命已無憾，至於他留下的紕漏，他已用自己一生的畫作來補過了。

那些畫，往往因為一時手頭沒錢（如果有錢，幹嗎不喝酒呢？），便去找一幅門板木片來畫。於是這世上便有了一批奇怪的“木板油畫”。木板和油彩的關系有時不好，便會剝落一角，非常駭人。至美和至醜竟會在同一張畫板上出現，那裏面不免有些警世的意味。

史博館的展覽場有圈外廊，看累了可以出去看看荷花池，秋天沒有荷花，只幾莖殘葉，但也夠令人騁目的了。

那外廊還有個好處，如果你看畫看到要流淚的程度，趕快奔出去倒是一處不錯的淚亭——而看常玉的畫是往往令人要墮淚的。

曾有一段時期，西洋畫家好像總要畫一畫瓶花，其中也包括梵谷那幅向日葵。西方畫家畫起花來淋漓飽滿，令看畫的人兩只眼睛看到來不及的程度，真是繁花如錦，逼人癡醉。

常玉也畫花，奇怪的是洋人畫的是“切花”，常玉的花卻種在小小的長方形土缽裏。那缽，照我看分明也是常玉老家四川某窯的出品。常玉畫花為什麽非要附贈一小缽淺土不可呢？我想那就是他的堅持吧？客居歲月，在巴黎，在西方之美的霸權中心，他抵抗著，他畫的小花樹搞不好就是他自己吧？他心中必然也貯存了一小把泥土供自己活命用吧？

離奇的是那麽小的缽那麽淺的土，不但長出了一棵樹，居然還開了一批小花，展了幾片葉芽，甚至還停駐了一只小鳥，小鳥甚至還唱著歌。

我總覺得那花鳥那小樹那土缽背後有一句等待解讀的話——然而，不要，不要說破，史博館有一面美麗的廊，且讓我到那廊上去站一站吧！

——原載1996年2月19日《人間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