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鈞一九二五年生於山東蘭陵，自幼受中國古典文學的熏陶，一九四九年後到臺灣，一九七九年應聘至美國西東大學任教，之後定居紐約至今。迄今已出書近四十種，在散文、評論、劇本、小說等領域都有過建樹，但尤以散文見長。

王鼎鈞的散文寫作有過相當長的累積。從廿世紀七○年代起，其散文被歸入以許地山為開山人的博學沈潛“寓言派”散文，被視為“人生說理”的代表作。八○年代移居海外後，王鼎鈞不斷將文體實驗和語言修辭推入新境地，被視為“鄉土派”散文的代表。進入九○年代以後，人們在他的散文中發現了出入於魔幻和現實空間的廣闊世界，發現了將民族審美心理推向陽剛之極致的藝術境地。從九○年代末，王鼎鈞的“宗教散文”更是給他的“散文江山”籠上一層悟境。

王鼎鈞的散文可以歸入感時憂世的文學傳統，但又充滿現代生命體驗的孕育感。他激勵青年人要有“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的人生，字句之間映照著作者全身心投入的體悟。他以“寫出全人類的問題”的胸襟來關註人生，文中躍動著切實有力的辯證思維。經歷了戰亂與憂患的王鼎鈞對於社會歷史、人生與人性有著深刻的省察與體悟，這使他的散文常呈家常話風，流露出一個散文大家的親民心態，滲透著對世態民心的真切體悟。

為人謙和的王鼎鈞以“蘭有劍氣，不能傷人”的獨異大氣，形成了其獨特的“鄉愁美學”，這也許是王鼎鈞海外創作對中國文學的重要貢獻。他的“鄉愁美學”孕成於“經歷七個國家、看五種文化、三種制度”的人生經歷，也雜成於一代中國人跨越幾個時代的幾度漂泊中。鄉愁在其筆下有著種種復雜的變奏，並將其融入人類的生命原型之中：由於原鄉的失落和尋找，人類在其生存中始終是漂泊不定的。

王鼎鈞自言：“我長期出入於散文、小說，戲劇之間兼收並蓄的表現技巧漸能得心應手。重要的是，我覺得生命的酸甜苦辣已調和成鼎鼐滋味，心如明鏡、無沾無礙的境界可望可即。”正是這種心靈的“無沾無礙”和表現技巧的“得心應手”，配以全身心投入寫作，“把文字當作宗教”，使得王鼎鈞在溝通人生、藝術、宗教三者中呈現出澄澈、寧靜，他的散文回蕩於天地間的中國智慧和精神。

學者樓肇明先生有過一番議論：“人們熟悉作為散文革新家的余光中的名字，而另一位也許藝術成就更大、意境更為深沈博大的旅美華文散文家王鼎鈞，則是為內地讀者所知不多和相當陌生的了。”同時他也認為，余、王二氏“共同為完成對現代散文傳統的革新，奠定了堅實穩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