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進臥車吸煙室時，我正獨坐在那兒。

他穿著一件毛皮襯里大衣，提著一口值五十元的小提箱。他一進來就把箱子放在了座位上。

然後他看見了我。

“啊呀！啊呀！”他滿面春風地說道，好像認識我似的。

“啊呀！啊呀！”我搭訕道。

“天啦！誰能料到會在這兒碰上你呢？”他說著，一個勁兒地和我握手。

“是誰也想不到。”我在心里想。

他更仔細地端詳了我一番。

“你可一點兒也沒變呀。”他說。

“你也沒有。”我熱忱地說。

“你也許胖了那麽一丁點兒。”他繼續評論道。

“是胖了一點點，不過你也有點發福了。”我說。

這麽說有助於雙方扯平，那我的發胖也就算不了什麽了。

“不，”接著我壯著膽子很肯定地說，“你看起來和以前一模一樣。”

與此同時，我一直在琢磨這個人是誰。我壓根兒就不認識他；我根本想不起他是誰。並不是說我的記憶力差，相反，它好極了。的確，我發現要記住別人的名字是一件很難的事。我經常想不起別人的臉，想不起別人長什麽樣兒，對別人穿的衣服當然更不會去註意。但是除了這些細節我從未忘記過任何人，而且我為此頗感自豪。不過倘若真有某個人的名字或長相我一時想不起來，我也決不會不知所措。我知道該如何應付這種尷尬局面。需要的只是冷靜和機智，有了這兩點就什麽都可以應付了。

我的朋友坐了下來。

“我們可好久沒見面了。”他說。

“是好久了。”我回答說，語調中帶著一絲感傷。我想讓他覺得我也曾為此難過。

“時間過得好快啊。”

“一眨眼就過去了。”我欣然表示同感。

“真不可思議，”他說，“歲月就這麽飛逝，朋友們都失去了聯系，真是恍若隔世啊！我經常為此傷神。我時不時地納悶：過去那些老夥計都上哪兒去了呢？”

“我也一樣。”我說。事實上此時此刻我也在想同樣的問題。我發現在這種場合，人們遲早都會說起“那幫老夥計”、“那些小夥子們”或者“那幫人”，借此機會恰好可以推斷對方到底是何許人物。

“你回過我們那個老地方嗎？”他問道。

“從沒回過。”我毫不含糊地說。絕對不能拖泥帶水。我覺得在我弄清“老地方”在哪里之前，絕對不能再涉及這個問題。

“是嗎？”他繼續說，“我猜你是不太想去那兒吧？”

“現在不想。”我很小心地說。

“我理解你的心情，對不起。”他說道，然後沈默了一會兒。

至此我總算混過了第一關。我不太想去的某個老地方顯然是有的。這一點可作為談話的基礎。

不久他又開腔了。

“是啊，”他說，“有時候我遇上一兩個老夥計，他們都談到你，很想知道你在忙些什麽。”

“可憐的家夥。”我在心里想，可是我沒說出來。

我知道該不失時機地來一手猛的了，於是便拿出了過去常用的老花招。我饒有興致地展開了攻勢。

“餵！”我說，“比利現在在哪兒？你聽說過他的近況嗎？”

這一招是萬無一失的。任何一幫老夥計中都會有個把名叫比利的。

“他呀，”我的朋友說，“當然聽說，他正在蒙大拿經營農場哩。去年春天我還在芝加哥見過他——差不多有兩百磅重了——你簡直就認不出他來了。”

“我當然認不出來。”我在心里自己嘀咕。

“那麽佩特在哪兒呢？”我又問道。這也是很保險的。總會有個叫佩特的。

“你是說比利的兄弟吧。”他說。

“是呀，是呀，比利的兄弟佩特，我經常想到他。”

“噢，”那個素不相識的人說，“老佩特現在可大變樣了——整個兒老老實實的了。”說到這里他開始發笑了，“嗨，佩特結婚了！”

我也開始笑了。在這種情形下，如果一個人結了婚，說來總是讓人覺得很可笑的。不管老佩特是誰，他結婚了這件事簡直可以笑死人。光是想到這一點，我就忍俊不禁，默默地笑個不停。我真希望能夠不停地笑下去，一直笑到火車停開。我只有五十英里的路程了。只要你知道該怎麽笑，笑上五十里路也沒什麽難的。

可是我的朋友不甘心就此打住。

“我經常想寫信給你，”他說道，用起了推心置腹的語氣，“尤其是在聽說你受了損失的時候。”

我沒有吭聲。我損失了什麽呢？是錢嗎？如果是的話，那我丟了多少錢呢？我是為什麽損失錢的呢？我不知這所謂損失到底是使我完全破了產，還是只部分破產。

“遭受那種損失是永遠也忘不了的。”他神情嚴肅地繼續說道。

顯然我是徹底破產了。但是我沒吭聲，一心只等他亮牌。

“是啊，”那人繼續說，“人去世總是件傷心的事兒。”

死了人！噢，原來是這麽回事，是嗎？我差點因高興而打嗝了。這就好辦了。在這種交談中，應付有關死人的話題是最簡單的。你只需一聲不吭地坐著，靜等對方說出死去的是誰就夠了。

“是呀，”我咕噥道，“是挺傷心的。不過也有令人寬心的一面。”

“那當然，尤其是活到了那麽個年紀。”

“正如你所說，活到了那麽個年紀，而且過了那樣一輩子。”

“我想，到最後都還挺硬朗、挺清醒吧。”他非常同情地繼續說道。

“是的，”我回答說，這下子有把握了，“去世前最後幾天還能在床上坐起來抽煙哩。”

“什麽？”他迷惑了，一難道你奶奶——”

我奶奶！原來是這樣，唉！

“對不起，”我有點為自己太蠢生自己的氣了，“我剛才說到抽煙，意思是說她能坐起來並讓人對著她抽煙，她有這麽個習慣——要人為她朗讀，要人對著她噴煙——好像只有這樣做才能讓她平靜下來——”

這麽說著的時候，我聽見了火車駛過信號燈和轉轍閘的吱嘎聲，火車慢慢停下來了。

我的朋友迅速朝車窗外看了一眼。

他的臉色有點狂躁。

“我的天啦！”他說，“都到聯軌站了。我坐過頭了。我本該在前一站下的，餵，乘務員，”他朝車廂過道里喊道，“我們在這兒停多久呀？”

“只停兩分鐘，先生，”一個聲音回答說，“這趟車晚點了，現在正趕時間哩。”

我的朋友猛地站起來，掏出一大把鑰匙，在小提箱的鎖上摸索起來。

“我得給家里打個電話，”他氣喘籲籲地說，“這該死的鎖，我的錢全鎖在里面。”

我這時唯一擔心的是他來不及下車打電話。

“我這兒有，”我說著從口袋里掏出一疊鈔票，“別折騰鎖了。先拿去用吧。”

“多謝。”他一把抓起了我手里那疊鈔票——忙亂之中，他一張都沒給我留下。“我勉強還來得及。”

他從火車上跳了下去。我隔著車窗看見他朝候車室走去。他好像走得並不快。

我等著他回來。

乘務員在叫了：“上車啦！上車啦！”隨即傳來一陣鈴聲和蒸汽的嘶嘶聲，轉眼之間火車開動了。

“白癡，”我心想，“他誤車了。”他那口值五十元的箱子還躺在座位上哩。

我一邊等一邊向窗外張望，同時在想這個人到底是誰。

過了不久，我又聽見了那個乘務員的聲音。他顯然正領著一個人從車廂那邊走過來。

“先生，我在車廂里找遍了。”他說。

“我把它放在那個車廂里我太大後面的座位上的。”一個陌生人的聲音傳了過來。一個穿著體面的人把頭探進了我所在的包間。

他立即臉露喜色，好像認出了什麽似的。但他認出的不是我，而是那口值五十元的小提箱。

“噢，在這兒。”他高聲叫道，一把抓過提箱，提了出去。

我頹然癱在了座位上。“老夥計”！佩特的婚事！我祖母的死！天啦！我的錢！我現在全明白了，那家夥原來是“為談話而談話”，原來是別有用心！

上當啦！

下一次要是在火車上和萍水相逢的人搭訕，我再也不會如此這般地自以為聰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