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竹山·移動、感官與城市文化──關於「物」的台灣文化史的幾點思考

著名的德裔美國史家彼得‧蓋伊（Peter Gay），在其系列研究維多利亞時代布爾喬亞感官經驗史《感官的教育》中提到，對於十九世紀的人們而言，那是個「快速列車的時代」。隨著火車、鋼軌路基和信號系統的持續改進，火車的速度越來越快，鐵路也成為一種流行的隱喻，新的感官刺激紛至沓來，這表達了十九世紀的急遽變遷，以及由此而引發的人們的困惑與焦慮。

同樣的時代轉變造成的感官體驗與人心變動問題，我們在二十世紀初的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彼岸過迄》中亦可見到。時代轉變、東京、市營電車、站台、紅色鐵柱、年輕人、城市，成為小說中常出現的用語與書寫。

1930年代的台灣似乎也有這樣的現象，城市的劇烈改變帶來日常生活的種種方便與不便，成為作家、地方菁英的城市書寫、個人日記或旅遊雜記的重要內容。透過當時地方菁英的私生活書寫，搭配報刊新聞與廣告，我們更能清楚地感受到這個時代的移動、感官與城市文化。

其中，「物」的體驗，成為我們觀看這場感官文化之旅的重要切入點。

觀光時代

日本的著名旅行史作家富田昭次在《觀光時代：近代日本的旅行生活》就曾明白指出，近代的日本可稱做是觀光的時代，各種交通工具的改變帶來的快速移動，不僅改變了城市地景，也改變了人們的感官體驗。觀光時代帶來的最大變動是旅行方式的改變。呂紹理的《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點出了這個時期旅行制度化的特色。呂紹理認為旅行「制度化」，正是旅行活動最重要的發展方向與特質。

從外在因素來看，生活作息型態改變、星期制時間系統的出現為旅遊活動提供了時間誘因；交通網路的綿密化和交通工具的快速提高旅行活動的效率，而殖民政府希望藉由旅遊以使人們觀看到統治的進步，這股政治力則成為制度化的重要推力。而內在方面，旅遊機構及旅館系統的出現，以及旅遊手冊的出版，則為旅行提供更方便的條件。這些都是使得旅行朝向制度化發展的重要因素。

以《殖民地台灣と近代ツ－リズム》著稱的日本學者曾山毅則提出：「觀光產業做為一種近代性的裝置被導入台灣的同時，亦反映出來自宗主國日本的文化影響。」換句話說，日本旅館或料理店的擴展、溫泉的開發、地名的日語讀法、日語書寫的旅遊指南等，在在顯示出殖民地台灣的觀光產業實為內地延長的側面。這表示研究日治台灣史不能只看台灣，還要瞭解當時的日本史甚至是世界動態。

當然，要瞭解作為現代性表徵之一的「觀光時代」，絕非僅靠旅行生活，可能還要多加理解東亞當時的城市文化、消費社會、日常生活、飲食慣習等各方面才有可能。

東京的一天

提到城市文化，就不得不說竹村民郎的名著《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本書一開始就以「大正人的一天」揭露時代的變化。作者帶著我們坐上時空機，來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日本，讓我們看到當時的大正日本是怎麼模樣。

首先他以日本的縮影──對住在東京的中產階級為觀察的對象，探查他們在大正九年（1920）五月一日的家庭生活。在這章裡，作者從主人翁B先生一早的上班講起，提到報紙劃時代的發展、戰爭的餘煙、經濟蕭條的暴風雨、市營電車車站、交通擁擠、高橋財政的崩壞、十二點的午砲、消費殿堂三越百貨、大正時代的洗衣、婦女的家務勞動、電影與歌劇之都、1920年賣座的戲，一直到掛鐘敲響了十一點的鐘聲，這對夫婦入睡為止，此時「東京的夜幕靜靜落下，B家的燈光熄滅了，大正九年五月，這個城市一片混亂。有的東西被東京的強烈文化衝擊給打倒了，有的東西卻從中獲得了更為堅強的力量，重新站立起來」。「大正人的一天」的觀看視角或許是我們探討昭和台灣的現代性的很好借鏡。

移動

近來有關「移動」的課題，成了日本帝國史研究的重點之一。像是阿部純一郎的《〈移動〉と〈比較〉の日本帝國史》，就從作為統治技術的觀光、博覽會及田野調查，探討日本帝國在殖民擴張的過程中，各種的觀光活動、移民的人群移動，產生的不同族群間的接觸，進而形成不斷的「比較」，主題涉及：人類學調查、博覽會、原住民展示與觀光、國際觀光。

交通的變革是促成日治台灣民眾得以大量移動的關鍵，尤其是鐵道交通的改善。鐵道網的範圍擴大，載運著民眾由次要城市往大都市移動，改變了近代東亞的空間距離。小牟田哲彥的新書《大日本帝國の海外鐵道》說的就是這種故事。本書從旅行的角度切入，介紹了日本帝國海外領土如台灣、朝鮮、關東州、滿州、樺太（庫頁島）、南洋群島的鐵道史特色。

在1930年代的台灣，日記中常會透露出民眾會透過鐵路交通北上到台北這座大都會。例如1930年9月16日的《黃旺成日記》就提到，這位新竹的地方教師黃旺成在午後一點多時坐急行列車北上，經35個車站才抵達基隆，這時天色已暗。這種鐵道帶來的速度感，黃旺成是這樣描述的：「急行車之速也，自豐原至基隆三十五驛，只苗栗、竹南、新竹、桃園、臺北、八堵六驛車暫停人上下而已，餘俱馳過。」

台南佳里小鎮醫生吳新榮的日記也提到，他常從台南坐夜車到台北，一趟下來，天亮就可到目的地。1940年12月31日就記有他為了到基隆海關接從南京回來的父親及弟弟，特地北上，那趟車坐的是夜行快車，但卻不怎麼舒服，是在很擁擠的情況下才到了台北。吳新榮說道：「昨晚為了搭乘夜快車北上，先到了臺南。‧‧‧。晚上十一點四十分的快車，擠得無立錐之地。今晨到了臺北站下車，沒睡好又加上疲憊，倍感旅途之苦。」

急行夜車是當時民眾南北移動時常利用的搭車時段，省去住宿費或許是重要考量，但除了擁擠的感覺外，有時就算有位子，但冰冷的座椅仍是相當不舒服。吳新榮在1940年2月13日就提到，有次搭夜車由台北返回台南時，剛好有艘日本內地的船班到達，使南下的火車顯得特別擁擠。吳新榮搭乘的是十一點多的快車南下。數天來的疲勞，一下子全都湧現，只能冷冰冰地在三等列車冷冰冰地地睡了一晚，直到嘉義站時才醒。

自行車

除了鐵道交通的便利之外，腳踏車的出現也是影響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項新式交通工具。吳新榮就常提到自行車的便利性比汽車還好，像是1942年9月的日記中就記載：「昨夕，和李自尺、黃騰，三人騎腳踏車到臺南去，比不按照時間開車，而且經常故障的汽車方便又輕快。」

一般學者較少注意到這方面的課題，倒是我們可以在小說家的創作中見到腳踏車的重要性。吳明益近來的暢銷作品《單車失竊記》是我去年讀過最好也最有啟發的小說，其中有段文字引發我對日本時代自行車（自轉車）歷史的興趣。小說中有些情節裡的人物提到日治時期台灣自行車的清況，像是：「明治到昭和時代，日本最知名的車款之一，就是後來影響了台灣一個世代製車工業的『富士霸王號』」。

從報紙廣告可看出自行車在日治時期受歡迎的情形。《台灣日日新報》中有相當多的自行車史料，一般常見有以下幾種：自行車遠乘會、競技比賽、自行車取締、自行車數量增加、日米商店舉辦內地旅行、自行車竊案、自行車課稅、自行車更換鑑札、自行車交通意外、日米商店募集海報圖案、ラーヂ商標問題、自行車贈品抽籤等等。

此外，有相當一大部分是失竊的新聞。

當時新聞常以「自行車泥棒」的字眼下標題，自1920年代之後，這種社會事件有增無減。若仔細分析這些社會新聞，雖然偶而會見到一兩條單一腳踏車的竊案新聞，但大多數仍是有關竊盜的數量及龐大金額的描述。

當時竊賊最常下手的地方有總督府、圖書館、法院、醫院、銀行等地的自行車停車場。此外，官衙及會社門前也是歹徒竊盜的好目標。他們常會數人合作，彼此照應進行偷竊。

自1920年代起，自行車已經從奢侈性消費變成大眾性消費。一則1920年8月7日的新聞顯示，當時全島約有七萬台自行車，總金額估計破三百萬圓。若以人口比例來看，這數量是排在日本帝國的首位。若以每台價格換算，平均一台約五十至八十圓。若是比較好的車種如富士號，日本會社資料《日米富士自轉車八十年史稿》則記載富士號一台要價135圓。

此外，從當時台北的自行車的總數量，也可以見出當時民眾的自行車擁有率已經相當普遍。

以台北為例，1919年的《台灣日日新報》有統計，光是當年四月底，就有五千八百台自行車，到了十月底，又增加了約一千輛。當時的商店及有外送的料理店，幾乎都擺有兩三台自行車在門口。到了1929年，各地政府才藉由自轉車鑑札交換（證明書）的機會課稅，因而對於數量有更精確地掌握，像是台北州就有三萬輛以上的自行車。1932年，新聞更提到臺北市區幅員廣闊，不論上中下層階級，都迫切需要自行車，連台北醫院院長，又或者是杜聰明博士，也靠自行車通勤上下班。

讀者若想要進一步瞭解自行車如何帶來日常生活的便利性，這項商品如何從日本影響到台灣，有關自行車的生產、流通與消費之間的環節自然不能忽視。像是近來神奈川大學經濟學教授滿薗勇的新書《日本行大眾消費への社會胎動：戰前期日本の通信販售と月賦販售》，裡頭就提到當時日本是如何透過產業、同業組織、自行車商店、目錄與消費者建立起販售網絡。

戰時體制下的空襲

移動不僅與交通工具的變革有關，戰爭有時也會帶來各種的移動。

從1944年10月起，吳新榮感受到連續五天空襲經驗，平均每天有一千架飛機來襲，是島內前所未有過的大規模空襲。面對連續空襲，吳新榮規劃了好幾處可以避難的處所：有將軍老家、下營的徐清吉、北門的漢醫大舅張善惠、麻豆的李自尺、白河的黃奇珍。為了防範空襲，他還特地將由賽璐璐所製造的易燃物品移動至物後安置。

在這幾天的空襲中，吳家不僅自己躲空襲，在吳新榮父親的安排下，還接待從臺南來的朋友躲在小雅園。吳新榮在日記中寫道：小雅園自空襲後，就開放舊的防空壕讓來自琉球的逃難民眾開放，估計可以容納五家三十多口人家。此外，我們得知，當時逃難的民眾還有來自南方的屏東及高雄，或徒步或坐牛車的準備逃往虎尾、臺中。看著這些人疲憊的樣子，使他深深感受到戰爭的現實及民眾的命運。

在沒有空襲的日子，吳新榮還是要趁空檔外診。1945年4月9日，他就搭著人力車到台南七股篤加村幫人看病，一路上經過的是因為陣地構築而破壞的道路，路況相當殘破。

消費文化與感官新體驗

觀察日治台灣的城市文化發展，消費文化是一項相當重要的指標。

早在1999年，研究廣告史著稱的山本武利就編了《百貨店の文化史》論文集，透過百貨公司的出現探討消費社會的展開。近來更有學者進一步指出近代日本消費社會的特色。像是剛出版的日文新書《歷史のなか消費者：日本における消費と暮らし，1850-2000》（《日本的消費與日常生活，1850-2000》）。本書2012年時先以英文本出版，參與計畫的為日英學者，受到英國日本研究協會及大和日英基金的資助，開始以比較視角及世界史脈絡，研究日本近現代的消費史。

該書導論寫的相當精采，引用了中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別是提到卜正民、柯律格、Samuel Adrian M. Adshead這三位史家的著作。這已經不是以往經濟史、社會史所能單獨處理的課題，其中包含有許多文化史及全球史的新視角。這裡頭文章主題都相當有意思，涉及的課題有：家事勞動、家庭用品與女性、消費生活、砂糖消費、纖維產業、和漢藥業、鐵道旅客、郵務與消費、通信販售及消費主義。

在解讀消費文化的過程，物質文化的歷史，提供了我們重要的依據。

伊藤るり、坂元ひろ子等學者合編的《モダンガルと殖民地的近代》（《摩登女性與殖民地的近代》），雖然出版已有五年，很多文章仍深具啟發性。內容不僅涉及性別，還有物質文化、消費社會、感官、視覺文化、廣告、政治、殖民地及帝國。書中洪郁如的殖民地台灣的摩登女性與流行服飾的研究，就指出在1920年代後期，接受新式教育的新女性，因身處上流階層，受西式教育影響而開始穿著洋服，形成「モダンガル（摩登女性）」的風潮。這些文章中，我最喜歡的是足立真理子的資生堂與香料石鹼的研究，既有企業史的關注，也將商品與現代性氣味、嗅覺感官結合在一起探討。但這部份文章仍然是少數，未來若要進一步發展感官史的研究，有關香料的株式會社材料，如《長谷川香料八十年史》、《高砂香料八O年史》，則需有系統的蒐集與整理。

有關服飾與消費文化的研究，最新的研究可參考吳奇浩的博士論文〈洋風、和風、臺灣風：多元雜揉的臺灣漢人服裝文化（1624-1945）〉，吳奇浩指出1930年代，女性從常服到禮服都開始普遍西洋化，女性洋服成為一股強大的流行風潮。相較於服裝已經受到許多史家的關注，飲食史的領域則有待開展。

味覺的現代性

有關日治台灣飲食史的研究，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員曾品滄已有許多開創性的著作。曾品滄指出學界研究重點已從飲食史轉向到食物史，不再只是討論吃什麼，怎麼吃，而是更深入討論食物在人類生活中的意義。因此，觀察的焦點會隨著農產品的流動，擴大到儲藏、加工、運輸、銷售，甚至是食物消費方面。但食物與味覺、感官方面，仍有待加強，例如味素就是一個很好的研究對象。

味素是日本在明治四十年（1907）年，由合資創設鈴木製藥所的池田菊苗博士結合當時的化學工業，從昆布中萃取而出的「鮮味」(うま味)，一種在傳統五味：甘、鹹、酸、苦、辛，另外新發明的獨特味道。1908年，他與鈴木三郎助以這項具有酸鹽成分的調味料製造法，取得14805號的專利權。剛開始時，曾一度取名為「味精」，隨後才定名為「味の素」。

透過探討味素的東亞的生產、流通與消費的方式，我們不僅可以理解日治時期日本產業史發展的特色，也可以明瞭日治時期受日本勢力影響的幾個東亞地區，是如何接受了這項新商品，並進行了一場感官與味覺文化的新體驗。這裡頭有味素發明與化學工業的技術史與產業史問題、有負責販賣活動的株式會社鈴木商店的企業史與經濟史課題，有在海外銷售與推廣的廣告與消費文化的文化史面向，也涉及與二十世紀的飲食文化變遷有關的感覺史。此外，在戰時體制下，其因應與變化，更涉及殖民體制的政治史課題。因而，透過味素的全球視野研究，我們更能理解一項商品的全球化特色。

如同專攻近代日本物質文化史與都市空間的Jordon Sand在《帝國日本の生活空間》所說，味素的例子告訴我們的就是一個人工的味覺如何被創造出來的故事。

然而這個不起眼的小小調味料並未引起學界太多的討論。味素的歷史研究所關注的重點不僅是在味素如何透過當時的化學工業，打造出調味料的重要品牌，還需以全球史的視角，探討這個企業是透過何種方式打進海外市場？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很少有商品，能像味素行銷地如此成功，即又國際化，也有在地化特色。

用「物」書寫感官的歷史

如何書寫一部「物」的日治台灣史，尤其是以移動、感官與城市文化為焦點的研究，我在《島嶼浮世繪：日治台灣的大眾生活》有初步探討，近來西方的情感史／感覺史研究則提供了更多可參考的範例。有關這方面研究可參考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在2012年11月號，「情感的歷史研究」的對話專號。有的學者則以跨學科的方式討論如何透過物質文化來理解情感史，例如紡織品、肥皂或繪畫，這部分可以參考2013年舉辦的國際研討會 “Emotional Objects: Touching Emotions in Europe 1600-1900”。

其次，還可以參考Peter Gay的十九世紀資產階級的五卷本研究，特別是《感官的教育》這一冊。研究者也可從情感延伸至感官的文化史，例如嗅覺、味覺與聽覺的感官歷史，可參照法國史家Alain Corbin的氣味的文化史名著《惡臭與芳香》（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Mark M. Smith的Sensing the Past: Seeing, Haearing, Smelling, Tasting, and Touching in History，更提出視覺、嗅覺、味覺及觸覺等主題，主張「感覺史」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

正如同Smith所說，「隨著感覺史的研究變得越來越清晰，我想許多專家的研究成果將會被選入新的教科書中。這完全是合乎時宜的，因為我們對嗅覺、聽覺、味覺及歷史的紋理質地越是疏忽，我們就越是只能重複一種修辭，而將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學生，排除在多元的歷史之外」。

正是這種強調跨界、跨區域、全球史及物質文化的視角，提供我們很好的方法論基礎去思考物的台灣文化史的寫作。在此研究脈絡上，無論處理的是鐵道、博物館、旅館、料理店，亦是自行車或味素，都不再只是單純的日治台灣物的文化史書寫，背後還隱含東亞的消費社會發展下的帝國、商業、技術與各種人群移動。

本文並非完整的學術性研究討論，而是一篇日治台灣感官史研究趨勢的幾點思考，所針對的是閱樂書店即將要在5月6日所舉辦的「書沙龍」演講。文中引用的著作多為日文與英文的感官史專書，事實上，近來台灣已有愈來愈多的年輕研究者，投入日治台灣文化史的研究，但多為單篇論文，日後若有機會，將再另外改寫本文成專論探討這方面的成果。

延伸閱讀書單

Mark M. Smith, Sensing the Past: Seeing, Hearing, Smelling, Tasting, and Touching in History, University of Press, 2007.

Penelope Francks, Janet Hunter, 《歷史のなか消費者：日本における消費と暮らし，1850-2000》，法政大學出版社，2016。

ジョルダン・サンド(Jordon Sand)著, 天内大樹譯，《帝国日本の生活空間》，岩波書店，2015。

小牟田哲彥，《大日本帝國の海外鐵道》，東京堂，2016。

山本武利，《百貨店の文化史》，世界思想社，1999。

伊藤るり、坂元ひろ子等編，《モダンガルと殖民地的近代》，岩波書店，2010。

竹村民郎，《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上海三聯書店，2015。

吳奇浩，〈洋風、和風、臺灣風：多元雜揉的臺灣漢人服裝文化（1624-1945）〉，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2。

吳新榮著、張良澤主編，《吳新榮日記全集》1-11，國立台灣文學館，2007。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修訂版），麥田，2011。

彼得‧蓋伊（Peter Gay），《感官的教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