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的生活》（《竊聽風暴》）品味之三

《別人的生活》這部影片的確一些閃耀著理想主義的光芒，它呈現了在那灰暗天空下人經過思考可能做出的另一種選擇。但是本片對積極生存的高歌與現實主義的環境營造、真實準確的社會氛圍描繪達到了較完美的平衡。影片中有極權主義統治下那讓人膽寒的境遇描寫，也有善與惡的真實對立。導演既展示了道德的光芒和思考帶來的救贖，也絲毫沒有回避對人性中惡的那一部分的描寫。我們看到不管是對“好人”還是對“壞人”，影片的描寫都是性格化的，真實可信的。看看庫爾威茨上校和文化部長的性格塑造，我再次體會到：對惡的有力描寫也是一種美。

我看這個影片是由於我的幾個學生的熱情推薦，他/她們不大關心政治，對柏林墻和它的倒掉也知道得很模糊。但是他們對影片的精美劇作和感人結局依然唏噓不已。在一個地方，我的這些學生朋友有所迷惑和懷疑。他們看到柏林墻倒坍後作家德雷曼到前秘密警察的檔案庫去查詢當年自己被竊聽的紀錄。學生朋友問我：他們怎麼會把這些可怕的檔案都留下來，還公開讓當事人去查閱。我當時還沒看這部片子，也沒有去了解這方面的史實。但是我根據他們描述的影片風格斷言：在這種重大的史實上，編導不可能虛構，這是風格上統一的需要，也是敘事道德的需要。

電影的有力、有趣故事必須依靠堅實的社會真實支撐。柏林墻在1961年建立，到1989年倒塌的二十八年光陰裏，秘密警察最大宗的業務就是防範人民逃亡。7萬5千人因為企圖逃亡而被監禁，809人因為逃亡而喪生。大約7500名邊境警察“監守自逃”，其中三分之一成功逃走，不成功的三分之二被關進監牢。東德總共雇用了9萬名正式秘密警察和17萬5千名秘密線民去控制1700萬人民，這其中有過妻子監視丈夫，學生監視老師，兒女監視父母，情人相互監視。相比之下，希特勒只用了3萬名秘密警察監控整個德國。飾演奧普曼·威茨格爾的著名演員叫穆荷，他自己在兩德統一後去察看自己的“忠誠資料”，發現有長達六年的時間，向秘密警察報告他的言行舉止的，正是他的妻子。看過這部影片之後，我想起1990年的《參考消息》上有過對此事的一個報道。在柏林墻倒塌之後的某天，德國百姓沖進前秘密警察大樓，他們憤怒地把以前的監視檔案扔到大街上去。依稀記得好像是有的人非要扯出來看看自己的一袋檔案有多長，大概那情景就像我有一次在電視上看到死去親人的病人家屬在地上把處方、賬單排成長長一條。

那麼，統一後的德國為什麼要決定把前東德監視公民、互相告密檔案都保存下來，不僅保存，還公開對公眾開放供大家查閱。對這個國家行為的目的和此舉對社會希望和實際引起的功效我看到多方面的解釋。

解釋之一說此舉是西德為了出東德的醜，資本主義的民主政府為了出極權專制政權的醜。我周圍許多中國朋友雖然對專制政府厭惡透頂，但是他們傾向於解釋此舉是為了政治宣傳，同時他們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在監視公民這一點上與極權專制國家並無本質差別。

解釋二：此舉是為了記住歷史、記住我們人類自己曾經建立起過這樣的國家機器。保留這些紀錄是承認我們許多人在那種境遇下的種種骯臟卑劣行為也是人性具體展開的一個方面。這些檔案幫助我們認識這些我們人性中不那麼美麗的去處，雖然它們也許是非常情況下才暴露的角落，但是它發生過，我們應該把它當作遺產、當作不可塗抹的過去來記憶、保管和紀念。當年巴金提議建立文革紀念館大概也是這樣的類似思考。

解釋三：保留監視、竊聽檔案目的和功能是為了追究責任。這種實際的罪責和良心的追問在德國二戰之後成為整個德國的民族傳統。在紐倫堡審判前後，那裏的知識分子和前納粹士兵、軍官、百姓一起對此進行過深刻的、多方向的沈思和辯駁。著名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將極權主義國家治下普通人的罪責分為四種：刑法罪責、政治罪責、道德罪責和形而上罪責。這四種罪過是雅斯貝爾斯在戰後寫作的《德國罪過問題》中提出來的，我認為，這四種罪責的辨析和區分對反思納粹統治下的普通人（前蘇聯的米·羅姆拍攝過一部紀錄片《普通的法西斯》）的生存性質至關重要，對思考其它形態的極權統治仍有現實意義。在雅斯貝爾斯區分的四種罪責中,第一種是刑法罪責。負有刑法罪責的是那些違犯法律並在正當法律程序中被定罪的人。這裏的法律不一定是指一國內現有的成文實在法,因為這種實在法本身就可能是違背道德的更高法的,如自然法和國際法。刑法罪責是由審判罪犯的法庭來確定的。就德國情況而言,先是由在紐倫堡的國際法庭追究納粹首惡們的刑事責任,然後德國司法機構繼續追究犯有重大罪行的納粹分子。對刑法責任的裁判歸法庭所有。〔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47, p. 31.轉引自：徐賁：《道德罪過和公民責任》載《知識分子——我們的思想和我們的行為》，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131頁〕在一個廣播電台主持人就這部影片訪談我的節目中，我舉過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四種罪責中最容易說清和辨明的罪責：刑法罪責。我假設，影片中被政治笑話諷刺的那位總書記昂納克如果有具體可確認的人證、文書證明他下令對翻越柏林墻的人開槍，那就不是什麼道德良心問題、政治覺悟問題或者形而上的良心感問題，他就要負最簡單可辨、但懲罰最清晰、有形的刑法責任。中國在文革結束後審判江青等人也是追究他們的刑法責任而沒有追求他們協助毛澤東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責任。我記得當時的起訴書曾經追究過江青對批示發布“一打三反”文件，直接命令各省殺害張志新等一批思想犯的罪責。著名作家老鬼好像也是在那一批被判過死刑。其實，更難以認識和自我反省的是另外三種罪責：一國人民對自己“親手締造”的政治體制、國家機器所造成的暴行（不管是對本民族還是對外族的）的政治責任；一個普通人在冷漠面對、沈默不語地處理自己的鄰居、同事、親人、朋友被迫害或奪去生命的道德罪責。

對於保留檔案，我還有一種猜測。我想當事者或許還有一種長遠而深沈的考慮：此舉可以逼迫整個民族做道德思考，可以為這種道德審視和精神分析保留素材以及堅實可信的病歷和病例，這樣做就可以對民族的心理創傷進行治療。我隱約聽說這個保留檔案的決定是一位女部長做出的。但是，其實應該認為是整個德意志民族做出的這樣決定。或許，他們相信自己這個民族能夠面對自己的內心，能夠承受這一份對自己良心的拷問；也許，他們是否還會存著些許希望，可能的話，有的迫害者和被迫害者會坐到一起對面看一眼，還有的監視者和被監視可能象影片中那樣彼此面對，生出些理解或者愧疚，或者在牢記之後寬恕。

在戰後反思時，雅斯貝爾斯曾經指出,“除非先有個人的自我審視,不可能有集體的(真正)自我分析。如果個人能夠首先做到,然後以交際的方式真正匯集到一起,那麼就能擴大為許許多多人的意識,這種意識可以稱作為民族意識。”（ 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p. 102. 轉引自：徐賁：知行合一的災難歷史見證: 站在極權道德廢墟上的雅斯貝爾斯，載天益網站，徐賁專欄）我想，如果能夠面對，當然絕大多數人並不能象影片中那樣發現自己被勇敢地保護過而是受過批判、迫害、告密，發現自己曾經被學生、朋友、愛人反戈一擊、被別人踩在頭上以顯示正確從而火線入黨。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之後進過兩個大學一個研究所，所到之處都能聽到許多這類反目恩怨故事，其中有的還十分慘烈。但是，只要他們能夠自己去面對那些紀錄，甚至勇敢地互相面對，這對受害和迫害雙方都可能成為一種心理療傷。為了請教《別人的生活》中的台詞，我詢問電影學院的德國回來的博士，她告訴我德語中有一個詞已經成為獨立常用的詞“費呀拜德”就是“療傷”的意思。

不知道別人怎麼看，得知德國保存了舊社會的監視檔案供公眾閱讀查詢這個事實，我對德意志這個民族產生一種深深的佩服和崇敬。這是一個敢於真實面對心靈深處的黑暗的民族，這是一個敢於暴露、治療自己民族心理創傷的民族，這是一個勇於拷問自己內心的民族，他們為所有國家、民族保存了一份嚴肅而豐富浩瀚的人類學田野調查資料。僅就這部電影涉及的竊聽報告而言，我們就在其中看到變態的性欲、看到壓抑之後的女性崇拜、看到後極權社會中象庫爾威茨上校那樣的犬儒主義人格、看到反向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Stockholm syndrome）的覆雜表現。“反向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是我改造的詞，指監視者、綁架者、迫害者對被監視者、被綁架者、被迫害者產生的認同、依戀、呵護之情，這正是本片主人公奧普曼·威茨格爾的主要心理癥候。文革時，我家隔壁院子有一個紅衛兵因看守任務愛上了走資派的老婆。台灣朋友也跟我講過當年美麗島事件審判時，法官怎樣流著眼淚宣判施明德的罪行。

在跟同事討論這個影片時，我才了解到中國在1980年前後也曾經搞過一次處理文革中的告密材料、檢討交代文字的檔案清理工作，我們對文革中的所有這類材料都采取一個辦法：從檔案中取出來燒掉。

對於同樣背負著沈重的歷史負擔、同樣有著覆雜糾纏的歷史積怨和社會傷痕的中國來說，思考和處理這類社會檔案和心靈創傷都是很艱難的事，這需要嚴肅的思考、認真勇敢的面對，同時也需要高超的智慧和遼闊的胸懷去處理。

我們民族的心理傷口在何處，它有多少，有多大、有多深，我們的政治家、知識分子、工農子弟兵和工農又將在何時、如何去面對這些傷口，又怎樣去療救這些還在流血的傷口呢？（收藏自2007-03-24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