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時代，就一個具有生命的“物自體”（康德）而言，唯一能夠做的就是“獨善其身”，其寓意在於，保全自己，免遭社會病態的毒害。使得靈魂自由與幹凈，人格獨立與自強。

而富有獨立思考的人，就是這樣一種辨別是非和真偽的個體，由每一個社會良心所組成的群體就是“具有思想的共同體”。當羅永浩拋出這樣一句話時，我們切莫懷疑這樣的群體是不存在的，而在現實中，存在但鮮見。

怎樣富有獨立思考和人格的尊嚴感，那就是培養一種思維方式。恰好是這種不同尋常的思維方式，導致這樣一群人被社會貼上“不能理解”，並加以稱呼為“神經病”。他們並沒有反抗社會的眼光，而是繼續選擇沈默。偏執的沈默往往導致這樣的結果：他們被邊緣化。因為，其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是不同尋常的，在社會學中是被主流價值（即主文化）所排斥的。這影響到社會對於某一問題的看法和定性，更影響到不是神經病人的這樣一個大群體的思想地位。

可是，偏執的有思想的人，往往是這個社會的清醒著，是社會問題的第一反思者。在歷史的長河中，類如《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之人——盧梭；再如那個“躲”在滕尼斯堡的康德；還如《貨幣哲學》的齊美爾，都遭受著社會的偏見和不公正的待遇。也正是這樣一群不合群的人，才創造了另外一種模式引導社會朝著更為完善的目標和正確的方向行走與發展。

僅拿盧梭本人來說，在《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中，盧梭這樣在書中寫道：我每日里都習慣性的到街上散步，但是每個人都漠視著我，那種眼光無比的冷漠，但不怪異。他們都不理我，我只是孤獨的走著。突然，在我不注意的時候，一只黑色的狗朝我沖過來，把我撞飛了5米遠，索性的是我沒有受到多大的傷害。（意譯）（具體參見《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 盧梭/著 （散文集））從這種描述中我們大可看到這樣一種事實：不是這群人不願意去參與，而是社會本身就排斥。固然，他們是不合群的。當然，也有高傲的知識分子不那麼謙卑，如弗朗西斯·福山這位新保守主義的代表者。

而在中國的土地上，也亦有這樣一個群體，帶著社會對其的誤讀，默默的承受著社會的壓力，且自己忍氣吞聲，不顧反對，繼續朝著那個理想而奮鬥。梁啟超對喚醒國民作了一輩子的努力，康有為甚是創辦“草木學堂”來提高國民的素質；林語堂用英文寫作《中國人》，然後翻譯為中文去影響國人；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被譽為一個奇怪的老頭，排斥西方價值卻又不可思議的打著另外一種算盤；朱學勤躲進書齋，硬是弄了本《書齋里的革命》；陳丹青放棄一個清華大學的教授不做，敢當自由畫家和作家等等。

我們無不發現，或許真是這樣一種獨立的人格與尊嚴，才導致其如此的“獨樹一幟”，以洞察力與判斷力並具的形式，對社會提出一種絕唱，只不過有些屈原式的“弱者表達之情懷”罷了，可是他們這般注定是被社會所離棄的。只是，他們解救了很多人的思想與認識，這一點作用極為的重要，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形而上的，不是每個人都需要到社會上層存在的。在帕累托那里就是這樣，精英領導“多數人的暴政”，才是真實。

印度諾貝爾獎獲得者伏爾泰的名言“我最後的祝福要留給知道我並不完美，卻依然愛的人”，算是獻給了自己，抑或是同類。這樣一群“神經病”正在心甘情願的承擔著社會良心的功能，並付出了所有的年華與生命，在生命的年輪上或許只有“榮譽”二字能夠對他們的清貧予以安慰，對他們的價值予以承認。在此，歷史就能夠開一個這樣的證明：他們的確是正確的，我們卻依舊茫然的認為我們怎麼就錯誤了呢？

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九日作於武漢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定稿於蘭州(愛思想網站 2011-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