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不能僅僅停留在宏觀的設想，口號式的政策更是不可行。絲綢之路要成功，既要搞清楚要做什麼，更要搞清楚怎麼做。

 2008年開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既是全球性經濟結構失衡的結果，也繼續惡化著全球經濟結構。全球經濟到今天並沒有恢復過來，很多經濟體仍然處於低迷停滯的狀態。另一方面，盡管中國經濟也進入了“新常態”，即中速發展階段，但這只是對中國自己過去的高速發展而言——和世界上其他經濟體相比，中國的發展仍然是高速的。

實際上，在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超過10萬億美元之後，很難再有過去那樣的高速發展。保持中速增長，仍然可以對世界經濟產生巨大影響。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發展經驗及其發展能力，已經為中國提供了一個歷史機遇，來實行全球經濟再平衡戰略。可以預見，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絲綢之路會成為這一戰略的主要推動力，也是中國可持續和平崛起戰略的重要而可行的“抓手”。

 但是，絲綢之路不能僅僅停留在宏觀的設想，口號式的政策更是不可行。絲綢之路要成功，中國既要搞清楚要做什麼，更要搞清楚怎麼做。沒有一系列切實可行的策略和政策工具，絲綢之路很可能只是紙上談兵。這方面，中國已經有很多經驗教訓了。

絲綢之路的策略可以從多方面來探討。從今天的情況來說，至少需要考慮如下這些方面的因素。

 第一，中國需要以絲綢之路為契機，全面發掘中國與廣大新興市場國家之間潛在的互補互利機會，全面深化與新興市場國家及區域經濟體之間經濟貿易、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合作關系。

 第二，有效運用中國在資金、市場、技術、產能等方面的獨特優勢，全面分享中國在改革開放實踐過程中，所積累的市場與政府兩手並用的獨特發展經驗，為協助發展中國家克服在推進經濟發展，以及區域經濟整合過程中面臨的結構性難題，提供完整的解決方案。

 第三，全面提高中國企業的跨國營運能力，全面打造中國企業的海外經貿據點與生產基地，針對嚴重產能過剩與那些在國內市場已不具經濟效益的產業，進行有秩序的“走出去”，實現對外移轉。

 第四，在全面推進綠能產業、整治環保汙染、建設低碳城市與智慧型城市的過程中，積極引導擁有先進技術的歐、美、日跨國企業參與投資與提供設備，讓這些跨國企業有機會分享中國城鎮建設及經濟增長的紅利，也刺激國內企業進行產業升級。

 第五，在“和平發展”概念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包容、尊重與發展”的新政策概念，系統整合中國傳統的“和而不同”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當代的“不干預政策”和西方的文化多元主義等理念，形成中國特有的普遍價值觀，有別於大英帝國的“自由貿易”和美國的“自由民主”政策概念，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和國家的崛起，塑造國際文化軟實力。

 多管齊下的政策手段

 同樣，政策工具也是可以從多方面加以探討的。目前來看，中國至少可以考慮如下手段。

 第一，設置規模大於“世界銀行”資本額的“絲綢之路基金”，以及等量規模的“絲綢之路戰略投資基金”為配套。前者為回收期長且具有明顯外部經濟效益的大型基礎建設或跨國基礎建設網路項目，提供長期性低率融資；後者為大型基礎建設所帶動的產業投資、自然資源開發、公用事業投資、開發區或造鎮計劃、以及其他有投資效益的產業合作項目，進行風險投資與戰略投資。戰略投資基金，同時可以為中國企業取得關鍵技術與市場通路的國外並購融資，為中國企業整廠輸出，與產業供應鏈整體輸出，提供多元融資配套服務。戰略性投資基金要扮演政府投資基金的領頭羊作用，發揮杠桿作用，帶動民間資本與國際遊資的匯合，讓市場與政府兩手都發揮作用。這方面，中國已經設立了一個400億美元的“絲綢之路基金”，走出了重要的一步。正在啟動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也可以是這個工具的有機部分。

 第二，可考慮設置中國主導的全球發展智庫，並協助各區域的領頭羊國家設置協作智庫，建立完整的智庫跨國合作網絡。這些智庫協助本國政府，為全球多邊體制與國際經濟秩序的改革、區域多邊合作體制的設計，進行頂層設計，並為加速絲綢經濟帶區域整合與雙邊經濟合作，提供政策規劃與方案評估。智庫也可設置附屬咨詢顧問機構，為各國政府、融資機構或戰略投資人，提供項目評估與可行性評估咨詢服務。改革中國國內體制內智庫，以便克服所面臨的制度制約，也可以考慮利用和強化國內的民間智庫的功能。更為重要的是，智庫也需要隨著絲綢之路走出去。所有國內智庫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缺乏和國外智庫的全面交流，進入不了國際的“政策市場”。因此，可以考量在那些作為世界信息集散地和交流中心的關鍵國家，設立一些能夠發揮重大國際影響力的智庫。這方面，可以學習二戰之後美國的做法。通過各種途徑，美國能夠對歐洲等國的智庫發揮重大的影響力，同時美國本身的智庫（例如蘭德公司）也走向了世界。

 第三，可考慮建立一個面向所有發展中國家的“跨國人才培訓機制”，為各國訓練與培育公共治理、經濟規劃、城市規劃等領域的人才。內容包括留學培訓、海外培訓與掛職培訓等，讓各國政策精英有機會全面與深入理解中國改革開放實踐過程中所積累的“市場”與“政府”兩手並用的獨特發展經驗。培訓機構必須具備歸納與提煉中國發展模式的學術研究能力，並發揮跨國發展經驗交流平台的作用，讓各國有實務經驗的政策精英與專家相互切磋，彼此借鏡值得推廣的政策與體制試驗經驗，在因地制宜、與時俱進、集思廣益的指導思想下，共同探索最適合各國國情的改革策略與政策選擇。這方面，包括上海浦東幹部管理學院在內的機構，可以扮演主導角色。這些機構不僅應當培養國內的幹部，其功能應當擴展到培養發展中國家的官員。實際上，它們已經在履行這方面的功能，只不過需要更加系統化地擴展功能。

 第四，可考慮設置以絲綢之路經濟帶各國社會精英為對象的“新絲路傳媒集團”。以財經、旅遊、環境、城市及文化議題為主軸，為各國提供一個超越西方視野的跨國資訊與觀念傳播與分享管道。跨國傳媒總部應設置於海外，大量聘用跨國專業人士，同時運作多種主要語言的衛星頻道與網路新聞平台，也可配套在海外成立跨國傳媒學院，培育具備超越西方視野的傳媒人才，擺脫西方中心主義思維與西方話語權的宰制。

配套的體制建設

此外，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也必須考慮絲綢之路的機構設置問題。政策的有效實施，依賴於政策機構的設置。這方面，可以考慮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絲綢之路戰略應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主導，在深改小組下設置直接向最高領導人負責的高級別“辦公室”，建立類似美國“國際開發機構”那樣的權力協調機構，負責統籌政策規劃與資源分配，協調各部委與各省市，打破現有涉外經濟部委各自為政的地盤割據現象。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中國的對外開發已經得到很快的發展，但機構設置呈現出過於“內部多元化”的局面，外交部、商務部、衛生部、地方政府、大型國有企業等等，都承擔了不同方面的功能，但它們之間沒有協調好，造成效率低下、大量浪費和國際形象差。這種情況必須改變。這個機構設置在深改小組下，要比設置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有效得多。國安會關切的是國家的安全，如果這個機構設置在國安會下面，自然會凸現出其安全戰略含義，其他國家就會產生戰略上的疑慮。深改小組關切的是改革和發展的問題，更有利於中國塑造和平崛起的國際形象。

 第二，要處理好中央和地方之間的關系。沿邊、沿岸省份一直爭取在絲綢之路領域扮演重要作用，這不可避免，也具有必要性。但必須明確的是，這些省份是絲綢之路戰略的執行工具，而不可以有自己所謂的“絲綢之路戰略”。過去幾年，一些省份制定了自己的對外戰略，例如“橋頭堡戰略”“西南戰略大通道戰略”“西進戰略”等等。這些政策用語隱含有過多的軍事戰略意味，往往對周邊國家產生“威脅感”。絲綢之路戰略必須由中央深改小組全面負責，而地方必須去除這些不恰當的戰略用語。即使地方有其本身的絲綢之路戰略，但不可和中央的發生嚴重沖突。

 第三，執行“全球經濟增量再平衡戰略”需要有風險管理機制，必須動態考量全球地緣政治風險，各國主權風險，政治互信基礎，並務實評估中國影響力的投射範圍，以及中國政府的海外護產、護僑的能力極限。在初期，經濟資源投入仍應以歐亞大陸周邊國家為起點，並以已經建立穩固經濟合作基礎的亞洲、拉丁美洲與非洲國家為重心。從現階段來說，投資方和被投資方的權利風險問題非常突出。在中國資本所及的地方，都出現了勞資、環保、人權等等方面的糾紛。盡管“一路”和“一帶”國家大都貧窮，但老百姓的權利意識很強。很多地區的政治也經常出現不穩定局面，政權變更頻繁。這些事實往往被中國的企業所忽視。因此，風險評估的功能可以和智庫設置結合起來，光有企業和政府本身的評估遠遠不夠，還必須依賴智庫的客觀、中立的評估。

 第四，可考慮把目前所確定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正在進行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早先所提出的“中國－中亞國家發展銀行”等，統籌到“絲綢之路開發基金”的構架內，協調它們之間的行動，以避免不必要的、大量的浪費。

 像絲綢之路那樣大規模的對外項目，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構想一個完美的方案，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完全根據規劃來實施方案。這樣的項目都是一邊做、一邊學的過程。但是如果要少交學費，避免重大失誤，就必須儲備足夠的政策知識，準備好足夠的政策手段。如果沒有這些，急急忙忙地去推行，就會犯很多錯誤。盡管中國已經開始了絲綢之路項目，但在這些方面，中國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收藏自2015-01-29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