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多年前，陽和平的父母為了共產主義理想，放棄了美國的生活，奔向延安。

★ 陽和平還沒出生的時候，身份就已經定格為“中國牛場工人的兒子”。

★ 緩解文化沖突成為他人生的重要主題。

上完一整天的課，坐在小餐館裏灌下一碗酸辣湯後，這個大鼻子老外甩出一口京腔“沒有中國革命，我媽肯定不會嫁給我爸，更不會有我”。

在中國出生，度過少年時光；到美國求學工作；最終回到北京定居。現在59歲的陽和平是對外經貿大學的一名講師。和他的中國同齡人一樣，他的一生被時代左右，只是左右的方式不同。

中國農場裏的童年

陽和平的母親，Joan Hinton，曾在曼哈頓工程中擔任“原子彈之父”費米的助手。日本廣島的慘狀，促使她放棄了自己的工作。1949年，為追尋《西行漫記》裏描述的革命生活，她來到中國延安。同年，與比自己早三年來到中國的同胞Erwin Engst在瓦窯堡的窯洞裏結婚。當地的同志們給這對外國夫婦起了中國名字：寒春、陽早。

1953年，陽和平隨父母來到西安，他的童年在西安草灘農場裏度過。七八歲時他就敢爬上最高的水塔，看農場的全景：麥田、樹林、農舍的炊煙。“太美了。”他一臉陶醉。

在這裏，他度過了人生中的第一個聖誕節。1962年，陽和平的姥姥卡瑪麗達為了看望久別的女兒，從蘇聯入境，來到中國（這在當時是非法的），帶來一棵掛著糖果和玩具的小松樹。父親告訴他，晚上會有一個白胡子老頭拿著禮物從煙囪裏進來，給乖孩子的襪子裏放上禮物，給淘氣孩子的襪子裏放上一大塊煤炭。“兄妹三人，我總是拿到炭。”

牛場裏的聖誕節，沒有燭光晚餐，也沒有聖誕歌曲：“能有啥好吃的？白菜幫子就著面條就算好的啦，初中才第一次吃粉蒸肉！”一粒糖果，能讓陽和平開心很久。

“美帝”回國

農場是他的家，離開那兒，一切都變了。周圍的人總在提醒他：你不是中國人。

上小學時，陽和平沒少和同學們打架，因為被嘲笑“大鼻子”。每次打了架，老師就會單獨教育他：你怎麽能和中國孩子打架呢！上課開小差也是同樣的待遇：你就不能學習好點麽？

50多年過去了，陽和平還是有些忿忿不平：“都是孩子，憑什麽剝奪我打架的權利？為什麽就我必須好好學習？”

因為是美國人，他們必須定期去公安局申請“居留證件延期”，他第一次去的時候，工作人員問：“你為何留在中國？”他無奈地聳了聳肩：“我怎麽知道——我生在這兒，不留在這兒我去哪兒！”

1966年，寒春和陽早調到北京的紅星農場工作。“文革”開始後，剛讀完初一的陽和平也想和同學一樣上山下鄉，可學校沒有批準，找區裏、市裏的領導也不行。“因為我大鼻子唄！”

1969年，陽和平被分配到了北京光華木材廠當工人。一開始，他在8車間幹壓縮木頭的活兒。1970年代初，8車間要生產一種特殊的軍用玻璃鋼，因為保密需要，陽和平被調到了5車間，連學習和討論都不能參加了。

更讓他傷心的是，走在大街上，一旦遇到反帝遊行，激動的人們就會瞪著眼指著十七八歲的陽和平喊：打倒美帝！那時候，父母這樣開導他：革命總是要有犧牲的。陽和平深吸了一口氣，“我還不夠反帝麽？前些日子我還聲援了在華爾街鬧革命的朋友呢。”

巨變在悄悄地發生，1971年，“乒乓外交”解凍了兩個大國的冰凍關系。

1974年3月，21歲的陽和平坐上了從香港飛往洛杉磯的航班，然後轉機到費城鄉下找舅舅。他至今還記得剛下飛機的場景：急匆匆的人流裏，自己穿著特地新買的中山裝，很顯眼，但沒人註意他。他留著平頭，很像美國大兵，求助時，人們都不大願意幫助他。“越戰還沒有結束，美國老百姓的反戰情緒特別高。”他解釋道，“不過，再也沒有人偷偷看你，那種感覺太舒服了。”

美國沒有鐵飯碗

在舅舅的農場幫了半年活兒，陽和平決定去城裏求職。花了五百美元中介費，找了一份修理收銀機的工作，兩個月就被辭退了。1975年他當上電工，在修理煉鋼廠吊車電線的時候，差點掉進高爐。過了十個月又被解雇。他問老板：“是我幹得不夠好麽？”老板解釋：“跟你沒關系，我們不需要這麽多人。”

“當時中國可沒有‘解雇’的說法，我崩潰了，感覺天塌了下來。”

房租、吃飯都沒法解決，陽和平不得不住在表姐家，靠修理覆印機賺錢。

1976年，陽早回到美國，陽和平索性辭了工作，跟著父親一起作全美巡回演講。美中友好協會對他們管吃管住，還在各個城市做宣傳，報紙、廣播鋪天蓋地。“每場都有幾千人，我們爺倆各自講述在中國的經歷，美國觀眾特別感興趣。”說起這事，他突然來了精神，“好家夥，白天黑夜地去講啊！我的口才就是那時候練出來的。”

美國轉了大半圈，他們在舊金山給自己放了假。父子倆租了部車，在中西部的高速路上兜風。路過一個小鎮，他們買了兩盒半加侖裝的冰激淩當午飯。“我們全家都愛吃冰激淩，”陽和平捂著臉笑，“美國的冰激淩好吃！”一路上，副駕駛座位上的陽早滔滔不絕地講著笑話。陽和平突然發現，那個脾氣暴躁、不茍言笑的父親，竟然如此幽默。

“那是我在美國最開心的一天。”他把手挪開，眼圈紅了。

1977年，陽和平回到中國，常常對同事們講述美國的經歷。可他有些失望：人們感興趣的是美國的物質生活，卻看不透“資本主義的本質”。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陽和平陷入了迷茫，常常會和父母爭論。他又一次去了美國，打算看看“西方是怎麽研究社會主義的”。

1980年，他已經28歲了，在美國一邊打工一邊讀書。他本科的論文研究“什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博士論文研究“資本主義的周期問題”。從1980年到1997年，陽和平花了7年讀完大學，花了9年才讀完博士。

“大學畢業我沒懂，研究生時候更迷糊了，後來看了斯蒂格利茨的《社會主義走向何處》，終於有點懂了。”他總結自己17年的求學經歷，“把西方主流經濟學弄懂了，再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特別明白。”他對如今中國大學生的考研熱潮搖頭不已：大部分是為了找個好工作，不是為了追求真理。

從拉特格斯大學讀完博士學位後，陽和平在一個信用卡公司工作了3年，後來他厭倦了，因為老板只知道吸引那些“沒有破產卻花錢多的人”，卻創造不出一點社會價值。

在美國求學的日子，陽和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獨。他不懂美式玩笑，不習慣人們雖然很禮貌卻“從來不串門”。他很難和大多數人交流自己的政治觀點。只有花幾個月時間，等待一份從中國寄過來的《人民日報》，透過那些鉛字，他才能找到些許的歸屬感。

他覺得在美國的二十多年，好比看了一場電影，自己只是觀眾，卻在影片中找到了尋求已久的答案。

困惑

太平洋兩邊折返了好多圈的陽和平決定在中國定居，2007年，他在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找了份教計量經濟學的工作。這次，他不打算再走了。

盡管陽和平很少在課堂上提起，但幾乎全校的學生都知道，他的父親母親，是偉大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

研一女生周纖是陽和平的助教，她大三時就聽過陽和平的課。她至今還記得，一次吃西瓜，陽老師也借此講到了中美差異：中國人習慣切成片，但美國人切成條吃——“因為我們是大鼻子。”作為校“三農”協會的負責人，周纖經常和他討論農村問題。“每次組織學生去農村實踐，陽老師會提出一大堆建議。可他不願跟著我們一起去，擔心自己的模樣會在農村引起麻煩。”

這個上課喜歡讓學生們討論、總是樂呵呵的外教，考試給分很合理。但他仍堅持美國式的認真，如果有學生擔心掛科去找他加分，會得到這樣的回答：“我能做的，就是幫你覆習功課。”

最近找陽和平寫出國推薦信的學生越來越多，他總是舉筆如扛鼎：“太覆雜了，真是要了我的命。”中國的老師們總是習慣讓學生寫完內容，自己在下面簽個名字，但陽和平堅持自己寫：“我有我的原則。”

學院領導催他多發表幾篇學術論文，他從來都不著急：“我是體制外的合同工，又不用評職稱。手裏的確有可寫的，但我需要多花些時間才能出結果啊。”他認為目前中國大學的官本位現象太嚴重，老師都想往行政方面靠攏——美國大學裏擁有管理權的是教師委員會，老師都不稀罕那個權力。他批評很多大學老師是在“混日子”。

他甚至會因為一些學生的“崇洋媚外”而傷心：“總覺得美國什麽都好，電影、時裝和政治體制都當成自己的標準。”

可陽和平也常常不自覺地按照美國標準行事，愛人閔曉紅最怕和他一起過馬路——一看見紅燈右轉的車輛和行人搶道，陽和平肯定會攔上去和司機理論，有一次還差點跟人打起來。陽和平的理由是，美國的汽車在紅燈右轉時，必須等人行道上沒人才能過。

在家裏，陽和平從來都不讓愛人為他洗衣服：“你不能剝奪我勞動的權利。”這位生活在社會底層、學歷並不高的安徽婦女，時常會被他這樣的話語逗樂。

閔曉紅回憶，寒春去世這一年來，老陽每次看到父母生前的視頻，都會哭得很傷心。有時候他會感慨：中國有些地方，越來越像美國了。他的學生周纖則這樣理解：“陽老師所懷念的，是那時大集體主義的溫暖。”

最近一次在公交車站上，陽和平抱怨公交路線設計不合理：“不能直達地鐵站，多麽荒謬。要是在美國，公眾會起訴政府部門公共服務設施的失當！”閔曉紅調侃道：“你的意思，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了？”他急了，爭辯：“不是那麽回事，這和主義沒有關系！” (《中國周刊》2012年第1期 劉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