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暢·一個美國“紅二代”的困惑

★ 60多年前,陽和平的父母為了共產主義理想,放棄了美國的生活,奔向延安。

★ 陽和平還沒出生的時候,身份就已經定格為“中國牛場工人的兒子”。

★ 緩解文化沖突成為他人生的重要主題。

上完一整天的課,坐在小餐館裏灌下一碗酸辣湯後,這個大鼻子老外甩出一口京腔“沒有中國革命,我媽肯定不會嫁給我爸,更不會有我”。

在中國出生,度過少年時光;到美國求學工作;最終回到北京定居。現在59歲的陽和平是對外經貿大學的一名講師。和他的中國同齡人一樣,他的一生被時代左右,只是左右的方式不同。


中國農場裏的童年


陽和平的母親,Joan Hinton,曾在曼哈頓工程中擔任“原子彈之父”費米的助手。日本廣島的慘狀,促使她放棄了自己的工作。1949年,為追尋《西行漫記》裏描述的革命生活,她來到中國延安。同年,與比自己早三年來到中國的同胞Erwin Engst在瓦窯堡的窯洞裏結婚。當地的同志們給這對外國夫婦起了中國名字:寒春、陽早。

1953年,陽和平隨父母來到西安,他的童年在西安草灘農場裏度過。七八歲時他就敢爬上最高的水塔,看農場的全景:麥田、樹林、農舍的炊煙。“太美了。”他一臉陶醉。

在這裏,他度過了人生中的第一個聖誕節。1962年,陽和平的姥姥卡瑪麗達為了看望久別的女兒,從蘇聯入境,來到中國(這在當時是非法的),帶來一棵掛著糖果和玩具的小松樹。父親告訴他,晚上會有一個白胡子老頭拿著禮物從煙囪裏進來,給乖孩子的襪子裏放上禮物,給淘氣孩子的襪子裏放上一大塊煤炭。“兄妹三人,我總是拿到炭。”

牛場裏的聖誕節,沒有燭光晚餐,也沒有聖誕歌曲:“能有啥好吃的?白菜幫子就著面條就算好的啦,初中才第一次吃粉蒸肉!”一粒糖果,能讓陽和平開心很久。


“美帝”回國


農場是他的家,離開那兒,一切都變了。周圍的人總在提醒他:你不是中國人。

上小學時,陽和平沒少和同學們打架,因為被嘲笑“大鼻子”。每次打了架,老師就會單獨教育他:你怎麽能和中國孩子打架呢!上課開小差也是同樣的待遇:你就不能學習好點麽?

50多年過去了,陽和平還是有些忿忿不平:“都是孩子,憑什麽剝奪我打架的權利?為什麽就我必須好好學習?”

因為是美國人,他們必須定期去公安局申請“居留證件延期”,他第一次去的時候,工作人員問:“你為何留在中國?”他無奈地聳了聳肩:“我怎麽知道——我生在這兒,不留在這兒我去哪兒!”

1966年,寒春和陽早調到北京的紅星農場工作。“文革”開始後,剛讀完初一的陽和平也想和同學一樣上山下鄉,可學校沒有批準,找區裏、市裏的領導也不行。“因為我大鼻子唄!”

1969年,陽和平被分配到了北京光華木材廠當工人。一開始,他在8車間幹壓縮木頭的活兒。1970年代初,8車間要生產一種特殊的軍用玻璃鋼,因為保密需要,陽和平被調到了5車間,連學習和討論都不能參加了。

更讓他傷心的是,走在大街上,一旦遇到反帝遊行,激動的人們就會瞪著眼指著十七八歲的陽和平喊:打倒美帝!那時候,父母這樣開導他:革命總是要有犧牲的。陽和平深吸了一口氣,“我還不夠反帝麽?前些日子我還聲援了在華爾街鬧革命的朋友呢。”

巨變在悄悄地發生,1971年,“乒乓外交”解凍了兩個大國的冰凍關系。

1974年3月,21歲的陽和平坐上了從香港飛往洛杉磯的航班,然後轉機到費城鄉下找舅舅。他至今還記得剛下飛機的場景:急匆匆的人流裏,自己穿著特地新買的中山裝,很顯眼,但沒人註意他。他留著平頭,很像美國大兵,求助時,人們都不大願意幫助他。“越戰還沒有結束,美國老百姓的反戰情緒特別高。”他解釋道,“不過,再也沒有人偷偷看你,那種感覺太舒服了。”


美國沒有鐵飯碗


在舅舅的農場幫了半年活兒,陽和平決定去城裏求職。花了五百美元中介費,找了一份修理收銀機的工作,兩個月就被辭退了。1975年他當上電工,在修理煉鋼廠吊車電線的時候,差點掉進高爐。過了十個月又被解雇。他問老板:“是我幹得不夠好麽?”老板解釋:“跟你沒關系,我們不需要這麽多人。”

“當時中國可沒有‘解雇’的說法,我崩潰了,感覺天塌了下來。”

房租、吃飯都沒法解決,陽和平不得不住在表姐家,靠修理覆印機賺錢。

1976年,陽早回到美國,陽和平索性辭了工作,跟著父親一起作全美巡回演講。美中友好協會對他們管吃管住,還在各個城市做宣傳,報紙、廣播鋪天蓋地。“每場都有幾千人,我們爺倆各自講述在中國的經歷,美國觀眾特別感興趣。”說起這事,他突然來了精神,“好家夥,白天黑夜地去講啊!我的口才就是那時候練出來的。”

美國轉了大半圈,他們在舊金山給自己放了假。父子倆租了部車,在中西部的高速路上兜風。路過一個小鎮,他們買了兩盒半加侖裝的冰激淩當午飯。“我們全家都愛吃冰激淩,”陽和平捂著臉笑,“美國的冰激淩好吃!”一路上,副駕駛座位上的陽早滔滔不絕地講著笑話。陽和平突然發現,那個脾氣暴躁、不茍言笑的父親,竟然如此幽默。

“那是我在美國最開心的一天。”他把手挪開,眼圈紅了。

1977年,陽和平回到中國,常常對同事們講述美國的經歷。可他有些失望:人們感興趣的是美國的物質生活,卻看不透“資本主義的本質”。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陽和平陷入了迷茫,常常會和父母爭論。他又一次去了美國,打算看看“西方是怎麽研究社會主義的”。

1980年,他已經28歲了,在美國一邊打工一邊讀書。他本科的論文研究“什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博士論文研究“資本主義的周期問題”。從1980年到1997年,陽和平花了7年讀完大學,花了9年才讀完博士。

“大學畢業我沒懂,研究生時候更迷糊了,後來看了斯蒂格利茨的《社會主義走向何處》,終於有點懂了。”他總結自己17年的求學經歷,“把西方主流經濟學弄懂了,再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特別明白。”他對如今中國大學生的考研熱潮搖頭不已:大部分是為了找個好工作,不是為了追求真理。

從拉特格斯大學讀完博士學位後,陽和平在一個信用卡公司工作了3年,後來他厭倦了,因為老板只知道吸引那些“沒有破產卻花錢多的人”,卻創造不出一點社會價值。

在美國求學的日子,陽和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獨。他不懂美式玩笑,不習慣人們雖然很禮貌卻“從來不串門”。他很難和大多數人交流自己的政治觀點。只有花幾個月時間,等待一份從中國寄過來的《人民日報》,透過那些鉛字,他才能找到些許的歸屬感。

他覺得在美國的二十多年,好比看了一場電影,自己只是觀眾,卻在影片中找到了尋求已久的答案。


困惑


太平洋兩邊折返了好多圈的陽和平決定在中國定居,2007年,他在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找了份教計量經濟學的工作。這次,他不打算再走了。

盡管陽和平很少在課堂上提起,但幾乎全校的學生都知道,他的父親母親,是偉大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

研一女生周纖是陽和平的助教,她大三時就聽過陽和平的課。她至今還記得,一次吃西瓜,陽老師也借此講到了中美差異:中國人習慣切成片,但美國人切成條吃——“因為我們是大鼻子。”作為校“三農”協會的負責人,周纖經常和他討論農村問題。“每次組織學生去農村實踐,陽老師會提出一大堆建議。可他不願跟著我們一起去,擔心自己的模樣會在農村引起麻煩。”

這個上課喜歡讓學生們討論、總是樂呵呵的外教,考試給分很合理。但他仍堅持美國式的認真,如果有學生擔心掛科去找他加分,會得到這樣的回答:“我能做的,就是幫你覆習功課。”

最近找陽和平寫出國推薦信的學生越來越多,他總是舉筆如扛鼎:“太覆雜了,真是要了我的命。”中國的老師們總是習慣讓學生寫完內容,自己在下面簽個名字,但陽和平堅持自己寫:“我有我的原則。”

學院領導催他多發表幾篇學術論文,他從來都不著急:“我是體制外的合同工,又不用評職稱。手裏的確有可寫的,但我需要多花些時間才能出結果啊。”他認為目前中國大學的官本位現象太嚴重,老師都想往行政方面靠攏——美國大學裏擁有管理權的是教師委員會,老師都不稀罕那個權力。他批評很多大學老師是在“混日子”。

他甚至會因為一些學生的“崇洋媚外”而傷心:“總覺得美國什麽都好,電影、時裝和政治體制都當成自己的標準。”

可陽和平也常常不自覺地按照美國標準行事,愛人閔曉紅最怕和他一起過馬路——一看見紅燈右轉的車輛和行人搶道,陽和平肯定會攔上去和司機理論,有一次還差點跟人打起來。陽和平的理由是,美國的汽車在紅燈右轉時,必須等人行道上沒人才能過。

在家裏,陽和平從來都不讓愛人為他洗衣服:“你不能剝奪我勞動的權利。”這位生活在社會底層、學歷並不高的安徽婦女,時常會被他這樣的話語逗樂。

閔曉紅回憶,寒春去世這一年來,老陽每次看到父母生前的視頻,都會哭得很傷心。有時候他會感慨:中國有些地方,越來越像美國了。他的學生周纖則這樣理解:“陽老師所懷念的,是那時大集體主義的溫暖。”

最近一次在公交車站上,陽和平抱怨公交路線設計不合理:“不能直達地鐵站,多麽荒謬。要是在美國,公眾會起訴政府部門公共服務設施的失當!”閔曉紅調侃道:“你的意思,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了?”他急了,爭辯:“不是那麽回事,這和主義沒有關系!” (《中國周刊》2012年第1期 劉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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