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三月，應四川宣撫使王炎之辟，陸遊到達宣撫使司治所漢中，為幹辦公事兼檢法官，同年十一月二日離去。漢中八月，在陸遊一生中，占據很重要的位置，而王炎是這一時期陸遊交遊中的關鍵人物。現在，我們對王炎一生作一些粗略考察，希望有助於對陸遊這一時期及以後有關詩篇的了解。

 王炎，字公明（見周必大《玉堂雜記》卷二），相州安陽人。曾祖尚恭，熙寧間官至光祿卿；父绹，曾知興國軍；從兄競，嘗官尚書禮部侍郎（周必大《省齋文稿》卷二九《興國太守贈太保王公绹神道碑》、《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六一紹興二十年十二月己巳及卷一六二紹興二十二年十一月戊午紀事、王質《雪山集》卷十三《上王公明壽》）[1]。

 王炎青年時，曾經到廬山東林學道，“閉戶面壁，終夏不出”，贏得老宿的讚揚（見《渭南文集》[以下簡稱《文集》]卷十七《靜鎮堂記》）。這樣有意識地刻苦磨煉自己，對他以後辦事果決作風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

 紹興二十二年（1152）間，炎為蘄水令（《系年要錄》卷一六三、《揮麈錄·後錄》卷十一》）。王之道《相山集》卷十二有詩讚揚他：“才業如君真獨步，文章政事盡堪傳。”後為司農丞。紹興二十六年三月，為言者論罷（《系年要錄》卷一七二、《中興小紀》卷三七）。二十九年，為湖州通判（《系年要錄》卷一八三）。

 紹興三十一年六月，汪澈以禦史中丞為湖北、京西宣諭使（《宋史·高宗紀》）。汪澈過九江，王炎主動“見澈論邊事”，汪澈“辟為屬，偕至襄陽撫諸軍（《宋史》卷三八四《汪澈傳》）。史稱汪澈“論事忠愨，薦達人才”。王炎能受到汪澈的賞識，說明其軍事才幹有過人之處；而王炎當國步艱難之際，亦願以其才智為國家效勞。

 乾道元年（1165），王炎為兩浙轉運副使。二年五月，知臨安，十一月，以職事修舉，除秘閣修撰（《鹹淳臨安志》卷七三、《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臨安繁劇，為南宋各地之冠，說明王炎精於行政事務。三年五月，奏“近來士大夫議論太拘畏”，如朝廷派員“至淮上相度城壁”，他們“紛然不以為宜”。其意蓋為隆興二年（1164）雖與金人定和議，然恢覆大計不可變，防禦仍不可絲毫松弛。宋孝宗讚成王炎的看法，認為“儒生之論真不達時變”，而王炎為通達時務（《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四六）。其識慮高人一等。同月知荊南。在荊南，籍義勇民兵八千四百人，每歲於農隙教閱一月，省錢糧甚多（同上卷四七）。這對於戰備防守均有極大的意義，其效益均不在經濟方面。

 事實證明，王炎是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幹才。正因如此，他在數歲之間，位至公輔（參《靜鎮堂記》）。據《宋宰輔編年錄》卷十七、《宋史·宰輔表》，乾道四年二月，王炎以試兵部尚書賜同進士出身，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五年二月，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三月，以左中大夫為四川宣撫使，依舊參知政事。

 這時，王炎在士大夫中間，已有很高的聲望。由於參知政事是副首相，以參知政事而為四川宣撫使，是朝廷的一項重要任命。王炎的友人——李石、晁公溯、王質、蔡戡等皆以把握機遇、建立功名相期（《方舟集》卷十二《上王宣諭啟》，《嵩山居士集》卷三十、卷三六與王炎柬、劄，《雪山集》卷九《上王參政啟》、《定齋集》卷九《賀王參政啟》）。

 王炎宣撫四川，其主要任務是：在今陜西南部、甘肅東部、四川北部布置防務，積蓄人力、物力，以圖進取。根據紹興和議、隆興和議，宋、金西段，以大散關為界。上述地區乃對金鬥爭的前沿地區。

 此項使命十分艱巨，而又十分覆雜。第一，朝廷內部明顯的、暗藏的主和派會進行反對的活動，宵小之徒會乘機破壞，甚至設置陷井。面對著這樣的現實，王炎志意堅決，義無反顧，知難而上。《文集》卷八《謝王宣撫啟》說“踐危機而志意愈堅”，正說明王炎這時的心情。

 第二，當時士大夫中間，有一些人主張“當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為先”，要人們“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以為用兵非急務（《宋史》卷四三四《薛季宣傳》）。這對王炎來說，是一股不小的阻力。王炎毅然沖破這種阻力，亟以恢覆自期。

 王炎宣撫四川，即招陸遊入其幕府。上面說到的《謝王宣撫啟》，乃此時答炎所作。說明王炎在此以前對陸遊已有很深的了解。陸遊答應了，然而沒有去。此啟次乾道五年十二月所作《通判夔州謝政府啟》後，作於炎受命後不久。

 據《宋史·宰輔表》，乾道七年七月，除王炎樞密使，依前四川宣撫使。周必大《玉堂類稿》卷二《王炎除樞密使加封邑制》，乃此時所作。制詞褒揚王炎之功：

 粵貳政於中台，即宣威於全蜀。慮無遺策，事不辭難。和眾安民，得欣心於將帥；補軍搜乘，厲武節於邊疆。邦儲裕於麈甿，國馬蕃於互市。

 這是秉承宋孝宗的意思寫的，《省齋文稿》卷十四《王炎除樞密使禦筆跋》說得很清楚：

 乾道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國忌假，薄暮，快行。忽宣鎖，既至，院禦藥甘澤賫禦劄來，除王炎為樞密使，依舊宣撫。又出方寸紙，載“和將帥”、“足財用”、“招兵買馬”等事。傳旨雲：晚，不及召見，令諭褒用炎之意。（下略）

 現在，我們根據現有資料，對宋孝宗所稱王炎政績作一些具體考察。

 《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乾道]七年，王炎言：‘興元府山河堰。……紹興以來，戶口雕疏，堰事荒廢，遂委知興元府吳拱修覆，發卒萬人助役，宣撫司及安撫、都統司共用錢三萬一千余緡，盡修六堰，浚大小渠六十五裏，凡浚南鄭、褒城田二十三萬三千畝有奇。’詔獎諭拱。”（《宋會要輯稿》第四九三六頁、四九五四頁皆載此事，前者謂溉田493萬30畝有奇，後者謂為乾道七年五月十二日事）。

 吳拱是紹興名將吳玠的兒子，父子皆立武功於西陲。王炎、吳拱共同致力於山河堰的修覆。山河是一項規模相當宏偉的工程，三萬一千余緡不是小數字。這件事，從一個側面有力地說明四川宣撫司“和將帥”、“足財用”的政績。當然，這裏也應著重提出：王炎、吳拱關心發展農業生產，既為老百姓辦了實事，也有利於防務。

 “招軍買馬”的目的，是擴大並提高戰鬥力，積蓄戰鬥力量。

 在四川宣撫使的轄區內，在接近金人的前沿地區興州、洋州、大安軍等地的鄉村中，有自行組織起來的、以保衛地方為目的的抗金武裝“義士”。王炎很看重這支武裝，乾道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奏準朝廷，“令安撫司依時差官前去”按試，考察“所習武藝有無精熟”（《宋會要輯稿》第六七六八頁）。“義士”相當於現在所說的民兵。

 在四川宣撫使所屬關外成、西和、風州有“忠勇軍”，是地方正式武裝。他們“原系保甲”，“各自備鞍馬器甲，修置營寨”，屢經戰鬥，立有功績。對於這支隊伍，乾道七年正月十七日，王炎奏準朝廷，決定“差官訓練教閱”，與“見屯禦前軍馬一般出入”，提高他們的待遇；對於因疾病裁汰下來的人，給他們妥善安置。（《宋會要輯稿》第六七九三頁）。

 陸遊稱王炎四川宣撫使幕府為征西大幕。那麽，四川宣撫使治所就是征西司令部。在征西司令部裏，有一支特殊的戰鬥部隊——“義勝軍”。這支部隊，“系招納契丹、女真、漢兒（當是指契丹化、女真化的漢人——作者）”組成。乾道六年閏五月十四日，王炎奏準朝廷，派員“專一訓練”他們及“諸軍見管歸正北人”；考慮到包括風俗習慣及語言在內的許多情況，只有他們內部的人才熟悉，為了表示對他們的尊重，王炎決定從他們中間“選擇抽差”一將，以溝通感情，加強聯系。應該說，這件事本身即說明王炎具有大將風範，值得特別提出（《宋會要輯稿》第七〇五二頁）。

 金人來自北方，善騎射。建立一支足夠數量、訓練有素的騎兵，是對金鬥爭必不可少的措施。王炎認為，買馬是一項急迫的任務。乾道六年十月九日，王炎奏準朝廷令茶馬司收買騾馬二千匹、馬翁二百匹。七年二月，買騾馬一千匹。乾道七年五月十三日，應王炎之請，朝廷除都大提舉川秦茶事買馬趙彥博直秘閣，以職事修舉（《宋會要輯稿》第七一六二、七二一三、四七八七頁）。

 應該說，這裏所舉的事，只不過是當時實事的一小部分。但就是這些，也足能說明王炎為恢覆大業做了大量的工作。

 其實，王炎宣撫之功，除宋孝宗說及的以外，還有幾點值得提出。

 第一，裁損事節。王炎在接受四川宣撫使的任命時，就奏準朝廷，在他所管轄的事務內，有可以“省減事節”者，有權“參酌裁損”（《宋會要輯稿》三一八五頁）。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減少冗員，節省開支，提高工作效率，有明顯的針對性。

 第二，移治漢中。四川宣撫使的治所原在益昌，王炎考慮到“帷幄制勝，漢中為便”（《輿地紀勝》卷一八三引王炎語），於是移治漢中（《靜鎮堂記》）。漢中更接近鬥爭的前線，遷治漢中，是為了適應形勢的需要。

 第三，延攬人才。如據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二《乙酉傳位錄》，高祚（子長）應王炎之請，於乾道七年正月末離臨安經荊南赴漢中，以右朝請郎充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劍南詩稿》（以下簡稱《詩稿》）卷三有《次韻子長題吳太尉雲山亭》。祚為歷陽人，張孝祥《於湖居士文集》卷二九《高傳郎夫人墓志銘》稱祚為孝子。範成大《石湖詩集》卷十八《聞威州諸羌退廳，邊事已寧，少城籌邊樓檻修葺亦畢工，作詩寄權制帥高子長》有“橫槊詩成滿袖風”之句，則祚乃風流儒將，時祚權四川制置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