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激進化：經濟危機時代的發展探索

在目前被稱為“中國崛起”的這個發展階段，其實依舊是“今天的你我重覆著昨天的故事”。今天的中國正面臨著資本主義世界1933年的生產過剩性危機。而危機之所以尚未發生，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在於中國在秦朝時就完成了至今為歐洲人所渴望的大一統。一個龐大的大陸型國家，可以把過剩的生產能力轉向內陸建設，這就是上世紀90年代末期遭遇生產過剩之初，國家提出“兩縱三橫”、“五縱七橫”的思路所在。乃至於今天的“一帶一路”，成立亞洲投資銀行，把過剩化的工業化大生產的生產能力轉向內陸甚至是中亞、西亞的基本建設，也都是源於這一思路。

這一思路頗似當年的羅斯福新政中的新國家主義。從1998年遭遇生產過剩，到現在15年間，國家大約已經投進去了15—20萬億。台灣或韓國因為幅員狹窄，沒有辦法再把過剩的生產能力轉向自身的基本建設，就只能向大陸轉移。大陸吸納了各種各樣其他小經濟體的生產過剩，由此繼續維持了15年。

而下一步繼續維持的辦法就是城鎮化，把幾億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人為擴大城市這個巨大的資本載體，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發展戰略。

問題在於，生產過剩在西方最終造就經濟大危機，並走向戰爭。二戰把所有生產過剩型的國家在歐洲這個小小的半島型大陸上所形成的生產能力摧毀了，而二戰的勝利者，恰恰是具有幅員遼闊的大陸這一優勢的國家：美國和蘇聯。此後形成了雙寡頭地緣政治壟斷的冷戰秩序，這一框架到今天仍然被我們的整個思想理論界延續著，很難突破。

即使你用冷戰意識形態和後冷戰意識形態對上世紀下半期的歷史做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釋，往後我們還能繼續摸著石頭過河嗎？不能。因為前面是金融化的汪洋大海。

金融具有流動性，並派生出集中性和短期性。這一“新三性”和當年的資本主義批判者們所提出的“老三性”寄生性而導致腐朽性和垂死性相一致。金融資本可以在0.6秒之間完成結算，每一筆金融虛擬資本的網上交易都可以以毫秒計算。它高流動性的特點導致任何實體經濟、資源經濟、自然經濟，都在它面前敗下陣來——因為你耗時太長，再短的實體經濟也是漫長的。

在我們走向生產過剩這個階段，最後摸到的石頭是羅斯福新政。二戰之後，美國占有全球60%以上的黃金，可以發行全球貨幣。而中國有條件走金融化所主導的全球化嗎？看看亞洲，無論是韓國、日本，還是我們的兄弟台灣，沒有一個能走得進去。

亞洲是一個原住民大陸。西方在推進殖民化的時，在亞洲只殖民化了一些小經濟體，亞洲完全被殖民化的只有菲律賓一家，被殖民了400年。日本至今是百分之百的原住民，整個朝鮮半島是百分之百的單一民族。中國、印度、南亞次大陸都是原著民。美國、澳大利亞的原著民人口不到5%，才能建立起所謂的現代制度。各位年輕的朋友，我們這代人做夢，好不容易算到了夢醒時分，你們不要沿著我們的夢魘之路走下去了。摸著石頭過河，摸到現在，如何應對全球化與金融化？少數精英朋友們已經兜裏裝著綠卡，把老婆孩子全送出去，他們是裸商、裸官、裸教授。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把自己送出去的，留下來的人怎麼辦？

因此，在這百年的激進化過程中，有些不那麼激進的人試圖走一條另類的路——伴生著中國形成國家主權的過程的百年鄉建。

1950年代以前，中國只不過是一個完全沒有治理能力的、被破壞的傳統大陸國家，1950年以後則是一個通過三次土地戰爭後，相對而言沒有嚴重負外部性的主權國家。
什麼是主權國家的負外部性？發展中國家深陷發展瓶頸無法自拔，往往因為其大多數國家在形成主權時候都是交易形成，導致維持主權的經濟資源被跨國公司占有。這個負外部性使維持主權的成本是一個交易過程，支持所謂現代政體的議會、總統制、國防軍制、高等教育西方制等東西都是高成本的。如今大多數被作為案例的現代發展中國家，三分之一以上財政是宗主國給的，不給就垮，而給的條件就是聽話。因此，多數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爬不起來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在形成主權時沒有經過慘烈的革命。而中國經過革命之後，他的主權曾經一度是去外部性的。

百年的鄉村建設，正是激進鬥爭史之外的救國實踐。清末民初，傳統國家政權解體，而民國試圖照搬西方國家政權尚不能成立的階段，禮崩樂壞，鄉村社會一片衰敗。同時期有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科技救國等自上而下的救國思潮。而主張平民化的鄉村建設恰恰是自下而上，在國博的“覆興之路”展覽中，它被歸為“其他救國實踐”。
自清末民初至今，歷史上大約有三次鄉村建設：

第一次是官民合作，1904年清末起於河北的定縣翟城村，世遭逢亂而有鄉紳維護自治；興於1920年代，軍閥混戰、地方割據的情況下，弱勢中央默認地方割據勢力邀請社會力量化解鄉治缺失；衰於政府力推的保甲制度轉為劣紳化和1937年的日本侵略。二戰後民國政府又建設華西試驗區，這是最後一個知識分子建立的鄉建實驗。早期鄉建派中，晏陽初流亡海外、盧作孚自殺、陶行知病逝、梁漱溟相當於右派，唯黃炎培幸免。

第二次是官方主導的鄉村建設。1950年實現了和今天大包幹一樣的小農經濟，而分散社會是無力抗禦任何資本的剝奪。1949年建國時，經濟上要搞的是民族資本主義，而到了1953年，要搞的是國家資本主義，這是從私人資本原始積累到國家資本原始積累。這個過程中，高度分散的小農，都有交易費用問題，因此形成由國家主導的鄉土社會的組織建設與制度建設是必然的。

上世紀三十年代，鄉建派在做的事情，比如重慶的晏陽初拿著美元在做的，延安其實也在做。無外乎就是合作社為載體，實現鄉村良治。所以延續到五十年代，民眾已經被廣泛動員，自然可以實現良治，這個世界上幾乎找不到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可以全民實現動員的。你們註意，中國是婦女就業率全世界最高的，制度遺產導致我們今天婦女就業率仍然高達84%，全世界第一。其實無外乎就是因為當年你們的奶奶們參加了解放婦女的識字班。當一個可以無償得到財產的革命被大多數小資們都接受的時候，大家就都被動員起來了。

1950年代形成的組織建設一直延續到70年代國家的工業資本原始積累基本完成。進入大生產之後，不再需要從農業提取積累，農村又恢覆了大包幹。純從財產關系角度來說，毛和鄧做的事情並沒有本質差別。

第三次就是從2001年中國加入WTO起，以民間為主體的新一輪鄉建運動。這個後面再講，下面分析中國前兩次鄉建運動的歷史背景與經驗。

成本轉移與鄉村自治：鄉建的政治經濟學基礎

清末洋務運動失敗，民國民營經濟失敗，最後才轉向四大家族。過量的工業化代價、城市化代價轉移到鄉土社會，破壞了鄉土社會。傳統鄉村社會的鄉紳無法再擔任保護型經紀作用，從而導致劣紳化，因此才有諸多從鄉村自治思路出發的鄉建鄉運動。民國年間的鄉村建設有600多個團體，1000多個實驗區，這是一個頗具規模的數字。

民國早期有一批政府官員認識到必須救民於水火，於是他們辭官回鄉做鄉建。其中比較著名的是，第一個是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的秘書孫發緒，到定縣發現了翟城村這個樣板，在整個定縣推廣。在民國第三個年頭，定縣就成了村治模範縣。在1904年，翟城村已經是一個2000人的村，如今是5000人的大村。2000人在西方已經相當於一個城市的規模，所以他實現的是一定範圍內的在地化自治。

孫中山的秘書姓黃展雲是國民黨的福建省委書記，辭官不做，到福建長樂的營前村，兼並了周圍兩個村，將所有收益用於本地，做鄉村自治。馮玉祥的副官也在河南信陽實現了村一級的自治，在這個三不管地區可算成功，但因為他得罪了當地兵府一家的勢力，最後被暗殺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