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帶一路”的大腦，嘴巴和身體相互配合不容易

“一帶一路”有四大主體資源：企業（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兩者如車之兩輪，需要同步驅動；學者、專家、智庫是第三大主體，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中樞和大腦，要為“一帶一路”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而媒體是第四大主體。說是四大主體資源，但顯然不只是它們，還包括非政府組織、民間群體、甚至中國的遊客，這都屬於主體資源。

但現狀是四大主體基本上是分散的，相關資源整合嚴重不足。比如，有很多政府、企業和高校也成立了“一帶一路”研究院，但大多數單位只不過是掛一塊牌子而已，沒有進行實地調研，甚至沒有專業的研究人員，最終很難向社會提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而國內主體資源的碎片化必然無法形成合力，無法對接國際資源。

要實現聯動效應，就要進一步識別主體資源，對接主體資源。進一步的建議是，建立“一帶一路”的智慧園區，打造中國智谷。拿美國來做類比，美國之所以強盛，它的創新是底蘊，基礎在於有矽谷等諸多創新平台。研究美國可以發現，產業創新與教育資源的對接是緊密聯系的。以矽谷為例，沒有斯坦福大學可能就沒有矽谷，反之亦然，產業需求與教育資源實現了充分的互聯互通。

而我們在“一帶一路”上也是這樣，聚智才能聚焦。聚智怎麽聚呢？

我們的產業園區是相對過剩的。中國幾乎每個縣都有產業園區、工業園區，但是優質企業是有限的。拿中國的一些城市做試點，先打造“一帶一路”的智慧園區。不一定要去引企業、引項目，我們可以嘗試去引一些研究中心、孵化基地和高端智庫。

之前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中，中央也提出了高端智庫建設問題，說明中央也意識到，中國的建設離不開高端智庫的思想支撐。而且這個智庫不一定是研究中國的智庫，更是研究沿線相關國家的智庫，比如說在內蒙古，引入研究蒙古國、俄羅斯及其遠東的智庫，這樣智慧園區可以更好地發力在中蒙俄三方。再比如，廣西的發力可以是東盟十國的智庫。頻繁的互動才能碰撞出“一帶一路”的火花，才能碰撞出“一帶一路”的實惠。

所謂有思路才有絲路，提供源源不斷的思路，需要這些智慧園區的支撐。我們要發揮中國自身的話語權，打造智谷。其中四大主體資源很重要，讓主體資源在智慧園區裏交流互動，強化產、學、研的對接流動，孵化出我們所需要的“一帶一路”人才。同時，智慧園區也是一個創新容錯的基地。

有研究表明，首次創新的出錯、失敗幾率很高，但是二次創新成功的可能性會很高。通過智慧園區，把首次創新失敗的案例入庫，二次創新的時候就可以在其中找素材，這樣有利於避免人走重覆的試錯的道路，這是中國目前急需的。

借“一帶一路”的契機，建立全球創新容錯的基因庫，屆時會有很多火花迸發出來。智谷作為一個平台紐帶，可以統一規劃上述資源，優化配置組合，避免重覆試錯，最終發揮出“1+1>2”的合力。

2怎樣破解“雷聲大，雨點小”的難題？

中央和基層的對接中，似乎一直是中央在提戰略構想，基層有些創新不足。甚至有的地方人才等資源缺乏，看起來似乎沒辦法承接中央的這個構想。

“一帶一路”的核心是互聯互通，除了產業的互聯互通外，也包含中央地方的互聯互通。

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在今年3月28號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但是文件提出後，地方的狀態是在“等”，坐等“一帶一路”的規劃和項目。而中央希望地方先有基層創新，先做什麽。一時間，中央在看地方做什麽，地方在等中央做什麽，在等中央一聲令下。

這種不聯不通的狀態長期沒突破，所以現在出現“一帶一路”“雷聲大、雨點小”的狀況。標志性項目和精品工程少，以前做什麽現在還在做什麽，“一帶一路”的特色產品和項目就顯得少多了。

要在這一點上取得突破，首先地方要在理念上充分認識“一帶一路”的基本內涵。很多地方對“一帶一路”沒有充分的認識，認為“一帶一路”就像當年的4萬億一樣，是一個打到地方去的利好紅包。但是事實並非如此，“一帶一路”是有為才有位的。

地方要主動思考什麽是“一帶一路”產品，自身如何打造出足夠好的產品，打造出國際市場需要的產品，要充分進行“一帶一路”的供給側改革，使“一帶一路”的中國城市和中國企業充滿魅力。

地方城市的根本問題在於，很少充分研究過“一帶一路”沿線有哪些國家，以及它們的具體需求是什麽。研究後就會發現機遇是很大的，這樣才能有的放矢。但是現在很多地方研究的是中央政策，而不是沿線國家，這就是痛點所在。

3國內各地方政府內耗、排擠，地方保護主義太濃怎麽辦？

斷裂是“一帶一路”的最大痛點。國內出現“行政區劃式”的發展現象，不同地區在競爭中各行其是，有些地區間發展也有同質色彩，擡高自己，排擠別人，這個問題在“一帶一路”中該怎麽協調呢？

要防止“行政區劃式”的發展方式，防止國內省、區、市之間出現斷裂。舉例來說，西北五省都是做陸上絲綢之路的，但目前西北五省聯合發力的現象很少見。依然是傳統的各自規劃，各自落地。新疆、青海、甘肅等省區都在積極尋找主導權和優勢資源，難免造成“擡高自己、排擠別人”的不良局面。整體來看，各省不僅沒能形成合力優勢，反而在內部競爭消耗。

區域性的經貿合作目前沒有形成聯動效應，這就是痛點所在。行政區劃式表現在區域內部一些大的經貿合作沒有充分的配合、協調、互補和規劃，更多的是區域性的自我規劃，沒有形成區域性聯動。

就拿今年新疆9月1日的亞歐博覽會來說，我在西北調研的時候發現臨近的省份，比如甘肅、青海、寧夏等基本不知道這個博覽會，這就失去了機遇，失去了聯動。退一步講，即使知道新疆的亞歐博覽會很多省份的想法也不對，認為跟自己沒關系，只是新疆的企業服務於歐亞的五十幾個國家。

這並不是個別現象，寧夏的中阿博覽會，現在也主要是寧夏企業在做。中國經濟似乎一直都有一個慣性：排他主義的地方化和保守主義的本地化。

十三五中有專門文件提到“陸海聯動”。針對現在沿海省份做“一帶一路”規劃，主要是面向海洋，而西部省份主要是面向亞歐大陸，這就是一個痛點。這方面我們可以多借鑒新加坡的經驗。

新加坡很會發力“輕巧精準”，它的第一個經典案例是蘇州工業園區，第二個案例是中新天津生態城，這兩個都是在沿海城市做，但是第三個點就放到了重慶。新加坡本身是個海洋國家，按照我們的慣性，它就只需要對接海上絲綢之路就可以了，但是這樣一個城市國家也在做中國西部的開發，也就是陸上絲綢之路。

我們的城市也要有新加坡的這種視野。我認為，“一帶一路”的地區聯動，要形成省際的“一帶一路”政策協調和項目聯合推進機制，比如大型經貿論壇和旅遊合作開放等等。

這個構想的實現有賴於頂層設計。需要中央先有一個大的規劃、助推兩個機制：一個是區域性的，比如說“海絲”和“陸絲”相關省份的政策協調和聯動機制；二是海陸對接的聯動和協調機制也要建立。現在福建的泉州和陜西的西安已經在實現聯動，但主要是自發性的。如果中央能助力推動，從個案變成普遍現象，一定是大有可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