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敦煌遺書中有一篇《茶酒論》，乃千古妙文！作者王敷，唐代鄉貢進士。其文用寓言手法寫茶與酒坐而爭鋒，誰為尊？誰有功勳？茶先出言，極誇自己尊貴：我乃“百草之首，萬木之花，貴之取蕊，重之摘芽，呼之茗草，號之作茶。貢五侯宅，奉帝王家，時新獻入，一世榮華。” 酒旋即回擊，振振有辭：“可笑說辭！自古至今，茶賤酒貴。單醪投河，三軍告醉。君王飲之，叫呼萬歲。群臣飲之，賜卿無畏。和死定生，神明氣清。” 茶與酒唇槍舌箭，難分伯仲。最後是“水”夫子自道，打個圓場，結論是茶與酒各有用場，相輔相成。

世事雖然變幻莫窮，然則跳不出一個太極圖，不過是陰陽統一的原理。茶的意象是冷靜、清醒、淡泊、隱幽，其精神內涵是奉獻、善良、禮讓、中庸、謙和；酒的意象是熱烈、迷狂、豪放、辛辣，其精神內涵是俠義、勇武、進攻、占有、麻醉。茶是嫩葉焙制而成，其味淡；酒是諸谷精釀而成，其味厚。茶之清在和，酒之清在烈；茶之美在柔，酒之美在峻。茶可清心，有利修真養性；酒則亂性，過則傷風敗俗。飲茶細啜慢品，講究收斂、平和、淡定；飲酒猛喝鯨吞，講究張揚、狂放、激情。若要擬人化，那茶是養眼的二八佳人，酒是壯實的生猛漢子。明代文學家、著名茶人陳繼儒總結說：“熱腸如沸，茶不勝酒；幽韻如雲，酒不勝茶。酒類俠，茶類隱；酒固道廣，茶亦德素。”二者皆有利有弊，體現不同的品格性情，體現不同的價值追求，一曰“茶壺精神”，一曰“酒神精神”。

對一個人、一個單位乃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茶壺精神”和“酒神精神”都是必須具備的品格，如同太極圖的陰陽兩條魚，缺一不可。

唐代大臣、書法家顏真卿愛茶也愛酒，與茶神陸羽結為忘年之交，刺湖州期間主持貢茶事宜並經常舉辦雅士茶會。他有茶人平易近人、淡泊名利的風範，也能如酒徒一般豪情萬丈、壯懷激烈。天寶十四年安祿山發動叛亂，他振臂一呼，如擎天一柱，十七郡相應，被推為盟主，合兵二十萬，使安祿山不敢急攻潼關。

唐詩人皮日休寫有《茶中雜詠》十首，不偏不倚，又寫了《酒中十詠》。所以他能做到靜如泰山、動如猛虎。曾入深山做隱士大隱於茶，也曾參加黃巢起義橫戈躍馬。

宋代詩人蘇東坡，茶壺酒壺不離身，作品的風格大氣磅礴、豪放奔騰與空靈雋永、樸質清淡並存。他做人既有“大江東去”的豪放超逸，也有“小橋流水”的淡泊曠達。他從政坎坎坷坷，不減政治豪情，酒也；晚年謫居豁然恬淡，保持平常心，茶也。

“李白鬥酒詩百篇”，酒味濃得讓讀者微醺。李白雖然寫過一首《仙人掌茶詩》，但那是應酬之作，骨子裏是酒仙而非茶人。 “欲上青天攬明月”、“黃河之水天上來”......何等地氣魄！他是一個成功的詩人，古今無人能及。但這個天才的詩人在政治上卻是一個失敗的過客，因為他身上酒氣太重，缺乏茶水的滋潤，自視甚高，笑傲王侯，缺乏淡定功力，未能靜下心來琢磨琢磨為政之道，所以上下級關系弄得很僵，象李白這樣的人去做官會將事情弄得一塌糊塗，於己受辱，於民無益。他棄官而去是明智的選擇，玄宗不挽留也是明智的選擇。

唐代著名詩僧、茶僧皎然是唐代茶界亞聖，地位僅在陸羽之下。飲茶文化的熏陶，使他多了一些出世之想，養就了淡薄名利的品格和禪定的功夫，有幸成為大唐名垂青史的傑出詩僧和茶僧。唐代士子何人不想通過科舉考試謀得一官半職，然後在新的平台上去“致君堯舜”，努力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皎然大約是茶喝得太多的緣故，淡泊得過了頭，科考初次失利就灰心喪氣地打道回府，一小差開進了妙喜寺，遠離功名利祿，甚至連婆娘娃子也覺其多余，整日價打坐禪室、茶室，伴青燈黃卷、風爐茶碗了其一生，赤條條來也赤條條去。——當然這也不失一種活法。

大凡成功人士都善於做事、處世、待人，他們身上既有“茶味”也有“酒味”（或曰有猴氣也有虎氣）， 能入世也能出世，能淡泊也能張揚，能低調也能高調，能引而不發也能該出手時就出手。例如一些商界精英，他們一方面對員工和客戶刻意展現溫良恭儉讓的“茶香風格”，另一方面巧用《孫子兵法》，變商場為戰場，分文必較，甚至不惜用最狡猾的手段追求利潤最大化。茶與酒造就的情商和智商是他們左右逢源、心想事成的基本條件。

我們的文學藝術就“氣”而論，“茶壺精神”和“酒神精神”兩者同樣需要，屈原的沈雄絢麗、曹操的蒼涼慷慨、陳子昂的古樸雄渾、李白的飄逸豪放、蘇軾的豪放曠達、顧炎武的蒼勁沈郁等等，呈現更多的是酒神風範，骨勁而氣猛，給人的是明朗、遒勁、剛健、清新的美感；而宋玉的靡落纏綿、曹丕的纖細華美、王維的幽靜諧和、李煜的淒婉柔麗、柳永的傷感纏綿、納蘭性德的抑郁婉約等等，呈現更多的是茶香風格，陰柔而恬淡，給人的是朦朧、婉約、柔媚、含蓄的美感。

觀察中國的朝代興衰更替，可以發現如下事實——

漢唐兩朝國力強盛，因為統治者的施政是“兩手抓，雙豐收”，一手捧茶壺，一手拿酒壺，時刻不忘文攻武衛、儒法兼用。 “茶”、“酒”兩種符號在漢唐兩朝有鮮明地體現：一方面是中外民族大融合，形成為“茶、水關系”：茶為水之魂，水為茶之體。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如太極圖中的陰陽魚；另一方面是國力強盛，社會穩定，突出自我，開疆拓土，為後輩子孫留下偌大一份家業。

相反的例子是秦朝和宋朝。秦始皇迷信武力圖霸業，大肆張揚酒神的進攻精神，不思安民，不思守成，想傳萬世而不逮，二世而亡；宋朝茶風彌漫，歌舞升平，國人的享樂思想在《清明上河圖》中表現得明明白白。特別是宋徽宗，整日價忙著點茶畫畫，雖然日理萬機竟不辭辛苦親著《大觀茶論》，——此事非同小可，大約相當於現在的中共中央一號文件，所有宋朝人必須貫徹執行。宋徽宗確有這個意思，希望通過推廣“盛世之清尚”垂拱而治，讓宋朝“百廢俱興，海內晏然”。因了他的倡導，“縉紳之士，韋布之流，沐浴膏澤，熏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從事茗飲”。結果如何呢？靖康二年當了金兵的俘虜，悲慘地病死於五國城。更有趣的是南宋的審安老人竟然“茶桌演兵”，大約在南宋鹹淳四年(1269)撰寫《茶具圖讚》，以茶具十二，各為圖讚，假以職官名氏。加封炙茶用的烘茶爐為韋鴻臚，位列上卿，主管外交；封磨茶用茶磨為石轉運，負責軍需物資的運輸，為戰爭提供後勤保證；封篩茶用的茶羅為羅樞密，主管軍機大事；封搗茶用的茶臼為木待制，碾茶用的茶碾為金法曹，木待制凡事不敢專斷，須請示上級羅樞密，下需金法曹協助；封調沸茶湯用的茶筅為竺副師，協助主帥讚畫軍事；其他加封的還有胡員外（量水用的水杓）、宗從事（清茶用的茶帚）、漆雕密閣（盛茶末用的盞托）、陶寶文（茶盞）、湯提點（註湯用的湯瓶）、司職方（清潔茶具用的茶巾）。金兵南侵滅了宋，審安老人的“茶軍”終是兒戲，宋朝的茶壺敗給了金國的酒壺，金國的鐵騎踏碎了宋徽宗的黃粱美夢。不是宋人飲茶不好，而是宋人拋棄了太極圖的另一半，要茶壺不要酒壺。正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所說：“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陰陽的矛盾對立統一運動規律是自然界一切事物運動變化固有的規律，世界本身就是陰陽二氣對立統一運動的結果。可憐的宋人太不陽剛了，要“茶香風格”不要“酒神精神”，屢戰屢敗還沒有富國強兵靠實力說話的打算，而是割地賠款送茶葉，茍延殘喘，宋朝滅亡不足為怪！

中外戰爭史告訴我們：一個民族要征服另一個民族，單憑武力是遠遠不夠的。說文一點，就是 “茶”與“酒”兩個文化符號缺一不可。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鐵騎雖然踏上了歐洲的大地，但他未能永久地擁有勝利的喜悅，因為 “只識彎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只會飲“酒”不會喝“茶”，他的政府最大的缺失是沒有打造出迷人的“茶香風格”，大地上彌漫的始終是血腥和殺戮，他沒來得及尋找好的治國方略融合彼此的文化差異。最終的結果可想而知：蒙古兒女的鮮血流盡了卻又不得不退回到原點蒙古草原，然後世世代代目睹“大漠孤煙直”，卻不見“長河落日圓”。

清朝是居住在中國東北部的滿人建立起來的政權，歷時300年。一個文化落後的少數民族何能如此？原因是滿族統治者入主中原後，不再追求那種“騎馬挎槍走天下”遊牧生活方式，而是用淡定的功夫治理國家。蒙古人成吉思汗喝酒不喝茶，清人努爾哈赤一系的愛新覺羅氏卻大不相同，愛酒又愛茶，特別是乾隆皇帝早晚茶壺不離手，退位前大臣說“國不可一日無君”，乾隆說“君不可一日無茶”。究竟喝茶給乾隆皇帝和他的帝國帶來了哪些好處？不敢妄評。但有一個事實是：乾隆在位61年，享壽88歲，是歷史上壽命最長的皇帝，是歷史上最獲好評的皇帝之一。包括乾隆在內的清朝前期的幾個皇帝都有同樣的治國思路；離開戰場進入茶室，擱下彎刀拿起茶壺，邀漢族精英分子和他們共品佳茗，然後吸納漢族精英分子在朝中做大官。清朝前半期一方面不廢武功，另一方面是有意識地賦予清政府一種迷人的“茶香風格”，足以迷惑那些一心反清覆明的知識分子。但後來的清人八旗子弟走過頭了，他們的戰馬孱弱了，他們的彎刀生銹了，茶壺、鳥籠、辮子成了他們最新的文化標志。八旗子弟嗜茶如命，是玩茶玩壺的老祖宗，卻未能在茶中汲取精神營養。“茶壺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同時缺失，清朝也就氣數盡了。

建國後，毛澤東和周恩來是治國的黃金搭檔。毛澤東的霸氣在世界上贏得了尊重，周恩來辦外交所體現的“茶香風格”化解了意識形態的堅冰贏得了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意味深長的是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時，周恩來在杭州“樓外樓”宴請點的一道菜是“龍井炒蝦仁”。似乎在昭示中美兩國人民：對抗對我們究竟帶來了什麽好處？時代的發展需要我們在茶桌邊坐下來好好聊聊，品茶聽曲畢竟比劍拔弩張輕松有趣。無獨有偶，當美國總統裏根和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為裁軍和削減核武器在談判桌上爭論不休時，他們的夫人卻如局外人一般坐下來享用午後茶。他們的談判多少有些進展，不敢說是飲茶之功，但兩國總統確實沒有拒絕“茶壺精神”。

鄧小平先生一生茶、酒、煙皆好之，茶使他淡泊，幾沈幾浮，寵辱不驚；酒使他壯懷激烈，憂國憂民，策劃改革大業義無反顧；煙使他從容不迫，治大國如烹小鮮。他的治國之道雖然不是來自茶、酒、煙，但“道”是相通的，偉大的人能通過日常生活小事悟出天下大道，你能說日常生活習慣對鄧小平先生的一生作為沒有一點兒影響？

放眼世界，治國方法大體一樣，若將其符號化不外乎是“茶、酒”二字。當然各有不同的說法，比如美國，其治國基本理念是“胡羅卜加大棒”、“鴿派和鷹派”、“親善外交和炮艦政策”，他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強大了幾百年。

英國人喜歡喝葡萄酒、雞尾酒和紅茶，酒風、茶風兩相稱焉。酒館是英倫文化的一大特色，生活中不可或缺。高雅的飲酒文化培養了英國人的騎士精神。英國的茶風比茶的故鄉——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我曾經說過一句話：英國人因為茶丟了美國，中國人因為茶丟了香港。但中國茶對於英國人益莫大焉！歷史悠久的英國下午茶培養了英國人的紳士風度，即使是因海外殖民的需要而佩劍殺人，給人的印象也是衣冠楚楚的文明強盜：頭戴禮帽、身穿燕尾服、腳登高統靴、戴上白手套，然後來個漂亮的動作揮劍一擊。英國人雖然喝茶很文雅，但從未遲滯征服的腳步，他們成功地打造了一個跨越幾大洲的日不落帝國。

將“茶壺精神”和“酒神精神”用於政治運作，交替使用，幹得最漂亮、最到位的是日本國。早在唐代，日本人接過去中國文化的“義俠精神”，逐漸演變成了日本的國粹“武士道精神”；同時接過去“大唐茶道”，逐漸演變成日本的國粹“日本茶道”。在日本不僅是上層統治者，就是一般國民也深愛“武士道精神”和“日本茶道”這兩種東西，看似很矛盾的事情在他們那裏並行不悖地發展，甚至成為了日本國民的精神支柱。最具說服力的例證是豐臣秀吉（1536——1598），他是日本戰國時代的著名武將，後用武力統一了日本，成為日本歷史上一大英雄人物。當時的著名茶人千利休（1522——1591）以茶結緣，進入軍界，先是擔任當時實力武將織田信長的“茶頭”，織田信長被殺後又成為豐臣秀吉的“茶頭”。他63歲在朝廷茶會上被天皇禦賜“利休居士”之號。1587年，在豐臣秀吉主持下興辦北野大型茶會。茶，對於當時的日本國民來說既是珍貴的飲品，又是優雅文化的象征。千利休在茶道藝術的追求中，使自己的精神境界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具有相當大的權威。以致當時戰國武將在出征前，都必須飲用千利休點的茶，抱著必死的決心上陣。所以，茶室對武將來說是個醞釀決死精神的神聖場所。兩年後，千利休因無關緊要的大德寺山門木像事件被豐臣秀吉賜死，豐臣秀吉恩準千利休享受武士的榮譽剖腹自殺體面地死去。千利休的死不是日本不要茶道了，而是豐臣秀吉想打仗了，必須讓這些溫和的玩意兒暫時退隱，就好比一個人同時擁有兩件武器，他使用一件必須暫時放棄另一件。而千利休仗著自己是茶道藝術的權威幹擾豐臣秀吉的強權政治，他自然就該嗚呼哀哉了！此後“日本茶道”和“武士道”的精神代代傳承，形象地稱為“菊與刀”。日本人以這兩種精神為本，在侵華戰爭時期，需要與你共品佳茗時就和、清、靜、寂（日本茶道四字箴言），想占你土地、掠奪你的資源時就放下茶壺拿起刀劍燒、殺、搶、掠；以這兩種精神為本，戰後的日本竟能夠以比戰勝國更快的速度修覆戰爭的創傷，並不可思議地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對於當年的戰爭罪惡牛皮哄哄不認錯，深受其害的亞洲國家竟奈何他不得； 2010年9月7日上午10點15分左右在，日本海上保安廳巡視船對中方漁船進行幹擾、驅趕、攔截、圍堵和抓扣，事件中日本少壯派的武士道精神歇斯底裏大發作，似乎想重拾往日“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夢。就中方而言，釣魚島既然在中國領海內，詹先生的小漁船面對日本的大軍艦“撞”他一下又何妨？何錯之有！此事發生後，中國的對日外交進行了適度的微調，采取了有效的反制措施，輸了道理的日本政府有些不爽了。我想，在不久的將來日本政府也會適度地微調對華外交，因為聰明的日本人不會因此放棄延續千余年的日本茶道精神，他們大概又會故伎重演，請我們去日本茶室，讓身穿和服、唱著和歌的日本美女為我們的外交官煎煮大和民族精心碾制的日本抹茶了，並輕言細語地在你耳邊說一句：尊貴的客人，請享用一杯日本香茶吧！——讓我們拭目以待。

或許有人質疑，阿拉伯民族不是喜歡喝茶麽？阿拉伯人人均飲茶量不是遠遠超過中國人麽？為什麽伊拉克的薩達姆那麽不善哉，侵略也門，最後落了個絞死的可悲下場！原因在於，在沙漠上生活的薩達姆只是把茶當解渴的飲料，根本不接受茶的熏陶，所以縱喝得天昏地暗，也不解“茶道”為何物。假若他“茶壺精神”不缺失，便會想到“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而會理智地選擇另一種外交思維，與鄰為友，與鄰為伴，用茶壺代替槍炮，美國有必要出兵伊拉克對他采取斬首行動麽？他不是可以安心做他的總統、寫他的政治小說麽？

中國是茶的祖國，是酒的發明地之一，中國人喝了幾千年的茶與酒了。茶與酒確曾在某種程度上熏陶了中華民族，或多或少地改變了我們的遺傳基因。茶與酒還要繼續喝下去，但實在不可悶喝一氣，應當在茶與酒的品飲中感悟人生和社會的大道理，走好人生的路，治理好我們的國家，也不枉作茶人和酒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