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基本問題——思想背景


1、中國文化：世界上最大、最豐富的文化矛盾現象

20世紀世界文化帶有一面倒的西方模式。因此，一方面一切非西方國家都以不同方式受到不同程度的西化；另一方面，西方各國對於非西方國家的文化也進行了大量研究。本世紀以來，西方和非西方國家之間的不同文化對話逐步增多，其中最富成果和令人鼓舞的是關於傳統文化的研究。然而總的說來，即便在今天對於西方大多數學者和一般人來講，中國文化和思想仍然顯得生疏和遙遠。研究中國文化的主要是些大學裏的專家。結果是具有很深歷史淵源和概念上不夠明晰的心理難度的中國文化未能展現在西方學者和不具備中國傳統學識的中國學者面前。因此我們不能說中國的偉大傳統文化和思想已經廣泛地納入今天世界範圍的文化對話之中。

事實上，西方國家中越來越多的有能力的專家已經對中國文化研究表現出很大興趣並且進行了認真的工作。但是由於語言上的障礙、缺少必要的歷史知識以及文體趣味的深刻不同，他們工作的重要性還遠未被大多數學院派充分理解。當然，任何一個外國學者，只要他或她用足夠的時間並以適當方式研究中國語言和文化，都能同中國人一樣理解和欣賞中國文化。這就是說，外國人接受中國文化的思想構架和假定，就可在其基礎上正確理解典型的中國文化表現。生活在現代的學者自然一定會把某些現代的觀點和方法溶進他對傳統文化的理解之中，使其研究的表述和框架多少有些“現代化”。但是他的理解中最重要部分仍然依靠他從經典著作中所學到的那些傳統規範和規則，特別是傳統的中國解釋學的規範和規則。就這件事來講，他的主要工作是重新組織和表述由於傳統信仰和情趣而被認為“有價值的”那些原有的命題。保持一種中立的或客觀的立場並不容易。如，查德·漢森就說過：“盡管‘原文’的‘最好’解釋是我們對古代中國哲學家的信念做出歷史判斷的唯一根據，這種解釋並不一定意味著作者抱有這些信念”。但是這些信念仍然未脫離原來的範疇。一般來講，這種基本的學院傾向導致這一事實，即西方的漢學盡管在過去幾十年有了迅速的發展，卻仍然是少數學院派人士的事，到今天也未能與其他重要或主要學科進行學術性交流。這種學術上的距離造成的結果對於兩方面都可能是一種損失：從事和不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都由於中西知識份子交流不夠而深受其害。這就說明了為什麽中國文化的偉大寶庫不能得到西方或有西方觀點的學者更深刻和更廣泛理解的原因。此外，我想想說的是只要中國研究仍然保持其傳統的以歷史敘述為主的方法論，上述情況在將來就不會改變。


2、中西精神交流的基本困難

當哈貝馬斯試圖表述關於現代西方世界與各個古典世界之間進行有效交流的一般交流理論的某些基本原則（即他的“四種普遍要求：意義、真理、誠實、恰當”）時，他的“超時間”意義和“意圖狀態”這些概念仍然帶著嘗試的性質，這主要是因為中國文字表述的語義的和文體的層面並沒有得到這種“可公度的”定義明顯的是，在關於中國文化史上物質文明和工藝文明的研究中，學者遇到的由於文化差異而產生的方法論上的困難自然要少得多。

從世界範圍看，今天的學者在進行比較科學研究時接受了共同的用語和規範。這種說法在較差的程度上也適用於中國最早期的學問上，因為傳統的中國學問的不同用語和規則可以用現代科學語言重新加以描述。後者已經得到大家的公認，特別是因為前者的優缺點可以通過後者的規範得出有效的判斷。

在社會科學中，一個比較有成效的研究領域涉及到一般的政治經濟史。盡管在這裏我們面對著比自然科學更多的專業困難，有關的事實敘述和因果分析可以在一種實證論的和行為論的層面上得到令人滿意的處理，而這就為對各個不同的政治經濟史進行廣泛比較研究提供了一個共同的根據。只要掌握了中文和有關資料，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社會史便不會遇到什麽困難。

列舉以上實例是想表明某些關於傳統中國社會現象的某些領域的研究與關於西方社會現象的同類研究能夠並且實際上也在進行學術上的交流，因為兩者的內容可以用一種共同的觀察語言得出有效的表述。所以在這些領域中的困難主要來自不同的專業上的障礙，諸如要查找的資料的科學編排的不完善和缺少必要的現代社會科學知識。

另一方面，同某些具有更多經驗性質的領域的研究由於包含很多價值論的、倫理學的、美學的和藝術方面的內容，面對著因為傳統中國和現代西方之間在一個日益縮小的星球上的對立而產生的認識論的和方法論的嚴峻挑戰。因此在中國語文學、哲學、文學藝術、歷史編纂學和宗教研究上，由於西方有關中國研究的出版物的迅速增多，學術交流（並非僅限於西方特別是現代西方人文學科與傳統中國人文學科之間的描述性比較）變得越來越困難。雖然人們在努力講“今天東方和西方必須匯合”，“西方就是西方，東方就是東方”的傳統說法似乎仍然適用於今天的學術界。問題在於：盡管在經驗方面有了廣泛進行中西人文學科比較研究的可能，雙方的基本規範和價值一直各自獨立甚至分歧很大。如果每一方只向另一方講出其原則和規範，而不去找尋進行有效對話所必需的公分母，那麽彼此之間的討論就不能取得成果。換句話說，雙方的觀念有可能在指示層面上進行比較，而在內涵層面上卻不大可能有足夠的共同標準。這就說明為什麽中國古代哲學討論能夠照字面意義為西方哲學家所理解，而其更深一層的涵義和魅力則為西方人所不見。類似的說法也適用於西方人是否真正理解中國各種藝術的問題，因為他們缺少足夠的有關中國藝術實踐的經驗和接觸。

最壞的情況可能涉及到我們的比較研究領域中的“事實”和解釋等概念。萊布尼茲說過“理解那些中國作家應該沒有困難”，當時他是過於樂觀了；因為他主要是想接受他認為有意思的東西而不去管有關語義原則的基本差異。近來沙夫斯坦也對一種類似的看法表示反對：“把思想從文化背景中斷章取義地抽出來，把表達這些思想的用語翻譯為熟悉的說法，並且得出看似有理但卻令人誤解的結論，這些都太容易了”。漢森在其比較研究中就曾堅持說“我們要根據解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被解釋的事實來判斷它。一種理論怎樣才‘最符合’一組材料是沒有一個詳盡和確定的標準的”。然而他的關於“事實”和“符合”的概念仍然要靠語境和語義來決定。事實上，關於比較研究中這些解釋學名詞的問題應該重新做一番系統的考察。

進一步說，把中西心靈溶合為一種能夠兼通兩者的頭腦也許是可能實現的；然而困難仍然在於這一事實，即同一個體心靈的兩個不同部分可能依照兩種各自不同的密碼系統分別發揮作用，而不必以邏輯的方式相互溝通。不管怎樣，看來存在於兩種不同文化系統中的兩種話語系列之間進行有效交流的先決條件應該是在所涉及的表現和內容兩個層面上的一組公分母。這就是說，應該先找尋一組共同的詞匯，目的在於促進真正有效地進行東西對話。否則每一方就只能繼續照其受不同文化學術史決定的各自不同的語言和價值規範行事。


3、中國符號學：功用與可能開拓的領域

在豐富的西方現代方法論中，符號學的研究方法可以最有效地應用於東西方的交流上。我們可以用“中國符號學”來概括以下各個可能開拓的領域：(a)具有符號涵義的傳統中國思想方式與實踐；(b)傳統上關於(a)的討論；(c)當代關於(a)和(b)的討論；(d)當代根據符號學知識關於(a)、(b)和(c)的討論。從廣義上講，中國符號學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傳統的符號學材料和現代的符號學分析。這兩部分屬於兩個不同的戰略層面，不應混同。因此所謂中國符號學並不僅僅是一種科學的符號規劃的預備階段。進一步說，中國符號學不能只被理解為用符號學詞匯把有關的傳統材料重新表述一次。歸根結底，作為一個跨學科和跨越不同文化的研究領域，中國符號學將成為中國表現方式與現代符號學理論之間的全面思想交鋒。

在拙著《理論符號學導論》（中文版）一書中，我把符號學稱為“文化語義學”，而不願用“文化邏輯”這個名字。符號學可以用作對中國思想文化進行科學分析的文化論工具，目的在於通過對某些中國主題進行適當的符號學研究以增加中國思想文化的可理解性，因為這類主題的因果和意義關系能夠因此得到比以前更加清楚的說明。結果是有關的討論將從規範層面轉向顯微層面，從而使研究對象的相應結構組織變得更加精細。這種符號學的顯微過程首先能夠不附加多余的解釋就使有關現象的圖象變得更加明晰。

另外，許多歐美的符號學研究方法能夠應用於整理過的中文資料，從而產生大量有關世界史的文化思想問題的新的綜合性結論。中國的文化遺產在用現代符號學詞匯重新表述之後，將會更有效地參加今天世界上各種主要討論；因為在有關中國文化討論中所使用的語言將更容易被那些使用現代科學語言的人所理解。順便說一下，與很多其他可以應用的西方方法論相比，符號學似乎更顯得超然和更少涉及意識形態。下面讓我舉出幾個有關中國符號學可能開拓的領域的實例。

語言。語言學研究是現代中國最成功的研究領域之一，這裏取得了積極的成果並且進步很快。但是大部分卻是在經驗層面上進行的。例如有人在漢語語音學和古典“音韻學”領域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並沒有多少關於漢語音位學本身的理論性探討。如果我們說中西文化現象的第一個重大分歧就在語言上面，那麽重點研究就應該放在探討這些文化的各自不同的音韻結構上。這方面最有名的實例就是漢語的特有聲調體系，這很可能會修正已被普遍承認的雙重調音理論。但是最近幾十年中，漢語音韻學的興趣基本上還停留在比較實用的水平上，而較少註意理論方面。另外，按照結構方向進行的構詞法與句法研究將會是其他有助於揭示漢語特有語義結構的重要領域。

文學。把符號學理論應用於中國文化研究，就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和文學批評來講其可能性就更大。實際上，過去20年來許多西方人已經沿著這條道路做了不少嘗試性工作。一般來說，如果這種新的努力主要集中在用符號學詞匯進行重新描述，而不是進一步在普遍的理論層面上做出系統的分析，其結果就可能大部分停留在教學和註釋上。我們很想說，現代的語義學、文體學、形態學和敘述學可以有助於更深刻地理解許多中國文學類別的表意層次劃分。

哲學。中國哲學在西方漢學院校中已經變得越來越活躍，今天看來對於某些讀者也頗有吸引力。在中國本部，中國傳統哲學的性質和未來已經成了本世紀中國哲學家經常討論的題目。但是東西方哲學中十分不同的語義學、邏輯學和價值學結構使得對任何學術題目進行有意義的比較思考都十分困難。這就是為什麽在本世紀中國哲學有了大量譯本之後，這一哲學仍然未能引起今天西方主要哲學討論真正關註的原因。甚至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持和由保羅·利科編輯的《世界哲學主要趨勢》也一點沒有談到中國哲學。中西哲學的先決條件是有一種共同的語義基礎。否則雙方只能直接依靠表面可觀察的和經驗性質的經歷，而忽略掉不同心理活動的內在結構。

社會學和人類學。正如馬塞爾·格拉內首先講明的，這些領域應該最有成功的希望，因為它們較少依靠中文的覆雜性，而更多依靠觀察描述。研究傳統中國文化的文化人類學有一天也許會使我們對一般古代中國文化的理解發生革命性的改變。人所共知，本世紀的符號學方法在這些領域內所取得的成果已經越來越令人感到鼓舞。

歷史編纂學和政治學。古典中國歷史編纂學是傳統中國學者的根基，包括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所有領域。由於其取得過輝煌學術成就的語文學研究具有獨一無二的能量，歷史編纂學至今一直不衰。但是一個令人註目的現象是：盡管它在語言學和校勘方面有明顯的成就，卻絕少有同目前西方歷史思想進行交流的機會。傳統中國歷史編纂學除了其專業部分外，還有一個更為持久的因素，後者也許可以叫作“倫理的”因素，它已表明具有廣泛的影響，甚至更難現代化。另一方面，今天中國學者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就是使整個中國政治史更加容易讓人理解。在處理浩如煙海的中國歷史的文字和非文字資料時，符號學的研究方法會有助於使不同的語義層次之間的區分更加精細；這樣一來經過重新敘述的話語就會更清楚地顯示作為其基礎的原來關系。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有把握地預言符號學的政治學會有助於改進傳統中國政治思想並間接改進當前的政治意識。

中國符號學不應被誤解為一種單純的形式化遊戲。必要的形式化和理論化的主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現代學術水平上增加傳統中國文化的文獻和記載的可理解性和可公度性。因此我們必須再附加一句話，即中國符號學的任務只構成中國社會人文科學現代化這一更加廣闊的事業的一部分。


第二部分：中國人的結構心態——詩歌與藝術表意實踐的符號學分析

1、中國詩歌與藝術的一般結構性傾向

如果文化符號學明顯關涉到那些表現出更多結構的、形式的和象征的特征的藝術活動，我們就可以說傳統中國詩歌與藝術顯示出更強的符號學傾向；這種傾向的推動全靠中國人善於使各種不同媒體的文本結構化和形式化的心態。我將試圖指出中國詩歌與藝術及其心理機制的某些基本結構和形式上的因而也就是符號學的特點。首先，我們可以把所謂的中國詩歌與藝術符號學的一般特點概括如下：

(A)結構性傾向：存在嚴格組織的體系，其中有為數不多的各種不同的可用模式，即有固定形式和體裁的傳統文本形態；處理文本各種成分的藝術整體性原則。

(B)形式主義傾向：一種很強的駕馭形式與技巧的意識；一種形式主義美學受到突出的重視；忽視藝術作品結構的敘事性，故事成分一般縮減到只剩下形式結構的一般框架。

因此，中國藝術一般遵照一種偏重空間坐標而不是時間順序坐標的美學。所以傳統中國文學與藝術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其非現實性，意思是說在美學結構中輕視“事件”的作用。

(c)照字面意思來講的象征主義：由於有象形文字的語言傳統，通過視覺上的具體形象表現抽象的和遙遠的事物的方法是中國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習慣。除了文字的象征體系以外，在歷史上中國文化還有許多其他社會活動和精神活動的象征形式。從內容層面看，中國藝術的本質深刻地表現為通過各種想象的象征來達到對“形而上者”（即最遙遠和最純粹的精神所指）的追求上；中國文化生活中有一種獨特的關於涵義和解釋的符號學。

(D)以詩歌為原型的各種藝術形式的同構表意關系。這並不只是說所有其他藝術形式不過是文學形式的轉換形式，而是說詩歌與其他藝術具有相同或類似的最終目標。詩歌憑借其共同的結構性原則，能夠更完全地體現這種共同精神。所以在比較發達的宋朝末年以及以後的朝代中，有幾種新的藝術類型得到完善，如通常所說的“文人繪畫”（不同於匠人繪畫）；“文人園林”；由文人重新編寫的樂曲並由他們富有創意地演奏（不是由傳統藝人演奏）；還有許多其他類似現象。

以上所舉的(A)-(D)這些特點，其起源可以上溯到遙遠的古代，而到了後來比較發達的時期則變得越來越明顯。人們通常誤認為中國文化缺少動態式的進步；實際正好相反，中國文化在某些方面經歷了重要的發展。例如，我們能夠清楚看到形式美學的進步，即技巧和技術上不斷得到完善，在創作藝術作品時日益遵循上述的形式原則。

讓我接著簡單討論一下在幾個不同領域內中國藝術所具有的這些共同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