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 37歲 男

 Q省某地核試驗某研究室主任

 少年布爾什維克——一輩子全交給大西北了——我們是憑著赤膽忠心和一雙手造出的第一顆原子彈——比原子彈更猛烈的“文革”災難降臨——工作手冊被竊而引起的厄運——被運煤火車押解到山溝裏——背著創痛依然想幹出點事來

 我有一個要求，請你不要把我的經歷，當作一個獵奇的故事。我不願意，以我遭受的坎坷、不幸和苦痛，滿足人們的好奇心。我渴望人們從中了解中國知識分子心靈深處是怎麽回事。因為，我的成長和創傷，不僅屬於我個人，大致也代表我們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歷程。

 造出原子彈來，並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麽神秘。不是幾個尖端科學家在屋裏想出來的。當然，要有科學家們提出理論依據和設計方案，但要把它從無到有，實實在在制造出來，需要許許多多人的獻身拼搏，艱苦創業，反覆實驗，來把它最終實現。這是千千萬萬知識分子、技術工人、戰士，還有組織者們用腦子、用智慧、用手、用汗水、用生命，創造出來的。我僅僅是其中的一個，是在基地第一線搞攻關、搞科研和實驗工作的。基地設在大西北，一想到金銀灘的大草原，一望無際，那時真是難以描述的荒涼和艱苦啊!

 我出身書香門第，中學時代參加了學生運動並加入了地下黨，解放後進了大學。大學畢業後就被派到蘇聯進修——我不談技術方面的東西，太覆雜，你也很難寫清楚，只談命運吧——六O年初，組織上對我說，有個極其重要的國防科研任務派你去。這就是搞原子彈。原先我們希望蘇聯提供這方面技術，五九年中蘇關系出現裂痕，蘇聯單方面撤回協議，沒希望了，就決定自己幹。自己幹談何容易，白手起家，又是這麽高精尖的東西。任務壓給二機部，後來叫核工業部。這任務在當時是絕對機密的，內部代號叫596。是指五九年六月，蘇聯單方面撤回協議，拒絕提供技術資料這日期。把這日子作為任務代號，就是激勵大家爭口氣，不依賴任何人，別人造得出來，我們自己也非造出來不可。最初，像我這樣不到三十歲年紀的科研人員參加進來，僅僅有幾個，都是嚴格挑選，政治和業務很可靠的。這是組織上的絕對信任，自己當然也有種光榮感了，而光榮感化作一種激情，灼熱地填滿我年輕的胸膛。

 腳踏金銀灘，滿目荒涼。這裏原是老藏民族耗牛的地方。牧草很豐盛，草原上還有野花和鮮美的蘑菇，但除去這些什麽都沒有了。沒有路，沒有房子，沒有樹，只有太陽、月亮、大風、霜雪和酷冷。對了，還有狼。人們像開荒那樣，最初都住在帳篷裏，天天夜裏聽風吼狼嚎。海拔三千米，缺氧，走路急了喘不過氣，胸膛憋得像灌滿砂子；幹活很容易累，喉嚨像塞了塞子。氣壓低得饅頭都蒸不熟。這裏一鐵一木，一磚一瓦，以及日用的一切，包括一盒火柴都得從很遠處運來，又正趕上“三年困難時期”，物資缺乏，運輸也跟不上。生活決談不上半點特殊化，材料儀器都是缺這少那。多難！但我們站在這三千米高原上，滿懷豪情，決心就在這兒把顯示中國人志氣的蘑菇雲升起來。當時我們最愛說一句話，叫做“空氣動力學”。這是物理學的一個名詞，借用過來的意思是把“氣”作為“動力”。我們肚子憋一口氣，就是動力。國家強盛就是我們的人生目標。雖然身在茫茫金銀灘，兩手空空，連一個原子彈零件也沒有。反正一來到這裏，一輩子就交給它了。當時我們的想法就這麽簡單！現在年輕人可能會譏笑我們是“虞誠的一代”，“馴服的一代”，可我們當時活得那麽充實！

 來到草原，我們馬上投入緊張工作。先是做縮小尺寸的爆轟試驗，用的是模擬材料，代用品，不是真的材料，看它的原理性怎麽樣，與指標符不符合，其它動作過程也完全一樣，要看它是不是滿足設計要求。我領導一個組，都是實驗科研人員。每次試驗都要花費巨額的錢，測量數據出不來就白實驗了，所以工作責任大，價值很高，一點粗心大意也不行；必須全神貫註，全心貫註。我常對大家說，實驗用的電纜是我們的生命線，真把原於彈看得比自己生命還要重。基礎工作紮實，任何細節都一絲不茍，這是中國原子彈為什麽這麽快就試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縮小尺寸的模型試驗於一九六三年就成功了。六四年又重覆成功，當年就做全尺寸的爆轟試驗，意思是尺寸和正式原於彈l：l，一樣大，除了裝料不是活性材料，其它都是用原子彈的材料和結構。這次試驗關系重大叼，不成功就談不上下邊的核試驗，它的成敗緊緊抓住整個基地上所有人的心！我們更是緊張，住在基地分廠的工號裏做準備，我負責實驗測量，一連幾天幾夜反覆檢查每台儀器，每個接點，每條纜線，還要做模擬操作，我們叫“預演”，生怕正式“開場演出”時出差錯。半點差錯就全報廢！那幾天，我時時都能聽見自己的心跳聲。

 這次試驗效果非常好。試驗一完，我就趕緊把記錄的相片底片，用車送回廠部，馬上沖洗出來，接著捏著這底片恨不得一步跨進總指揮部。領導們都在那裏等著呢。有總指揮，還有從北京趕來的負責人。當我急匆匆進屋時，滿屋領導都一聲不響，所有眼睛都盯住我，靜極了。我好像也聽見他們的心跳聲，我舉起底片繪大家看，說：“試驗成功了!”大家頓時歡呼、鼓掌、擁抱，然後喝酒，互相祝賀。這是我永記在心的場面呀！總指揮叫我快睡覺去。他知道我們自來到草原，很少睡個好覺。誰知我躺下來反而闔不上限，太激動了，可是不知不覺睡了我一生也忘不了的一個覺。我睡覺從來都有夢，但這個覺竟然沒夢，一個“真空”的覺，好像整整睡了一個世紀。多少個日日夜夜積下的辛勞，一次成功就一掃而光。

 這樣，我們就動手搞正式的核試驗了。六四年七、八月最熱的天氣裏人我們帶著全套測試儀器到達戈壁灘。無邊無涯的戈壁灘上，太陽曬得看不見一滴水，鳥兒也熱得飛不起來，貼著地皮昏昏悠悠地打轉。可是那裏已經造起一座高高的鐵塔，這就是第一個核試驗塔。我們在鐵塔上安裝儀器，又在距離鐵塔不遠的測試工號裏裝儀器，中間用一根根電纜相連。一旦核爆炸，電纜就斷了，塔上的儀器就要全部炸毀，全部最有價值的數據都保留在測試工號的儀器裏，萬一儀器出故障，核爆炸的重要數據就全丟了，那將是極其重大的損失。天大的責任壓在我們肩上。測試工號大半截在地下，又有堅固的水泥墻保護，炸不壞的。可白天裏邊奇熱，夜裏冰冷。睡覺？我們只在臨時搭起的帳篷裏打個腕兒，接著幹。那些天，我們真是把“自己是誰”都忘了。自己就是儀器，就是原子彈吧!

 我們基地總指揮也來到核試驗場。這位總指揮原先是位將軍，身材魁梧，他原先對原子技術並不懂，但領導有方，很有大將風度。他參加過西藏解放，人非常好，。很體貼大夥，剛到金銀灘時，他和我們同住在草原上的帳篷裏，後來造了房子但還不夠，就叫我們先搬進去，他依舊住在帳篷裏。他說你們這些人應該住在好地方。和現在很多領導真是兩樣了。十月十五日，一切安裝好，開始撤離。我們撤退到幾十公裏以外沒有輻射的地方，我們的將軍是最後一個撤離的。因為還要有專門的人爬到塔上插雷管。雷管是反覆檢查過的，萬一失手就會大禍臨頭，插好後還要仔細檢查。那時已經不能用電，電銻停了，只能爬上去。總指揮和其他幾位領導一直在塔下盯著這些最後的程序。我當晚在幾十公裏外打電話繪總指揮，他還在塔下接我電話呢。那時，整個隊伍由上到下就是這種素質。

 我們等著中央的命令。參試人員聚集在安全地帶，朝著鐵塔方向看。看不見塔影，只有空闊的大地和無窮的藍天，我們一切希望也都寄托給這無比寧靜的天地之間了。

 北京的命令下來，點火！10，9，8，7，6，5，4，3，2，l，直到0。怎麽還不見動?一瞬間，緊張得心蹦上來，卡在喉嚨裏：失敗了？若是一敗，說不定就要從頭幹起。正想著，剎時間一朵無比巨大的、鮮花一樣的大蘑菇雲升天而起。原來我們離得太遠，“零時”的閃光沒註意到，但我們終於看到這朵苦苦期待的蘑菇雲向藍天翻湧而起。我們喊呀，叫呀，跳呀，宣叫得嗓子啞了。有人忘乎所以，跳得一屁股兒摔在地上，起來再跳。我笑得哭了，直抹淚。那時淚也是甜的……這場面你肯定在電影或照片上看見過。第一顆原子彈成功了！給我們用自己雙手幹出來了！跟著是大慶祝，北京出了號外。如果你在現場，身在其中參加這工作，你也會體會它的來之不易，體味我們當時那種作為中國人強烈的自豪感。自豪不是虛張聲勢，自豪是自己幹出來的。這朵在大西北升起的蘑菇雲，是千千萬萬人赤膽忠心、成年累月、實實在在工作的結果。大家想的都是國家強盛，沒人想到嫌錢發財，或為了升級、職稱、住房，打破了頭。我是親身參加者，我接觸到無數無名英雄，無論高技術工人、科研人員、組織者們，還是那些從事找礦、開采、濃縮、提煉、加工、制造的人，都把青春年歲貢獻給了這事業。還有防化兵們，他們必須在爆炸後沖進現場取回樣品，供給我們研究爆炸效果。他們的防護服裏裝著多少斤汗水呀。這樣，到了“文革”前，我們基地已經像一座小城鎮了。百貨公司、電影院、醫院、學校、托兒所、銀行等等應有盡有，事業真是充滿希望。我們每個人都覺得還有許多大事要做。我是在這次核試驗之前結婚的，愛人也來到基地，好像沒經過什麽選擇，就把自己的一切，一生，全放在這兒了。

 六六年突然間“文革”一來，就像在我們基地扔下了一顆意外的、人為的、政治的原子彈，全亂了。雖然這年十一月間我還在核試驗場進行氫彈的原理試驗，取得成功，轉年氫彈又給我們搞出來，可氫彈的基礎工作都是“文革”前搞的。

 搞氫彈時，我還是近一百人研究室的主任，氫彈出來後我就受沖擊了。有人問我搞原子彈試驗的地方絕對保密，也搞“文革”嗎?怎麽不搞？當時不是說“有兩個人的地方就有兩派，就鬥”嗎?鬥得一樣兇。我們基地上也是兩大派，原來的領導靠邊站，新來的人支持一派打擊一派，武鬥打得更兇。六八年搞起清隊，什麽“事出有因”呀、“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呀、“共產黨和國民黨鬥爭的繼續”呀、“清理階級隊伍，一是要抓緊”呀，有點家庭歷史問題的人受罪了，像我這樣沒問題的也要想法弄出問題來。有人硬給我總結出“四個第一”，說我的“四個第一”是和林彪的“四個第一”相對抗。哪個第一針對哪個第一現在也記不準了。好像是說我用“業務第一”對抗林彪的“突出政治第一”，我嚴格抓試驗質量是用“質量第一”對抗林彪的“政治思想工作第一”……我向來記不住這些話。先是要我低頭接受大會批鬥，接著就抄家，翻箱倒櫃，受盡了辱罵和訓斥。我想沖擊這一陣子也就過去了吧。我家庭歷史清楚，少年時期就參加地下黨，說我“當權派”至多不過是個技術研究室負責人。不過一時靠邊站，少說話或幹脆不說話就會過去吧。我罩辛苦苦一心工作，能有我什麽事?

 沒想到事出意外。一九六九年，這裏很亂，大部分人闊著沒事，寫大字報，搞運動。總指揮他們都被揪出來，常挨鬥。試驗工作沒入關心了，我在茫然中似乎等待運動快告一段落，好繼續工作，可愈等愈沒完。忽然上邊說基地目標太大，不安全，搞內遷，東西全要裝箱。這時候廠裏很亂，許多人不上班，大概有的工人聽說要搬遷，想趁機撈點小東西，弄點小油水，把分廠研究室裏的一個書桌撬了，裏邊有本沒用完的工作手冊被偷去。一下子，禍從天降，存人向北京報告說基地丟失絕密材料。上邊立即派了兩個大人物來，一個是當時的公安部副部長，一個是海軍的“首長”，還帶來一幫人。這架勢真是非同小可。他們一心想搞出個大案，把這裏說成是“小台灣”，好震動全國，掀動大浪，否牢過去的一切，來推動全國的“文革”運動。這兩個人被稱做“中央首長”，拿著尚方寶劍，說這工作手冊是特務偷的，盜竊我國核試驗機密情報，到處抓人，隨便槍斃人，搞得一片恐怖，真嚇人呀!逼供信，有人自殺了，這兩位“中央首長”卻把自殺說成他殺，說殺人的準是特務，再抓殺人的特務，又抓特務後邊的特務，抓了許多無辜的人。全體科研人員全給集中起來往，搞互相揭發，亂成一團。這時火車也開不進來了，大草原仿佛回到遠古野蠻廝殺的時代。

 我們研究室抓出一個人。說他小時候去過香港，還有個親戚在香港。為什麽他從香港回國呢?好，這就抓住了，從香港派來偷竊情報的特務！二位“中央首長”帶來一大幫人，給他編一套特務聯系辦法，暗號，逼他供認，還把他夫婦分開逼供，逼他們亂咬。他受不住就亂咬了，咬了許多人，也咬了我。好，我就是特務的後台。“中央首長”親自在萬人大會上點我是“大鯊魚”，非要揪出大鯊魚不行！這樣，我就被關起來，恰儈關在過去的實驗室裏，我自己成了實驗品！解放軍在門外看守，門上挖個小洞監視我。嘿，我例像個原子彈，絕密品，嚴密看管。開始我還想，我從小參加革命，算個“者革命”，搞過原子彈，總理還接見過我呢。但“文革”就是過去的一切都不算，現在說你是什麽就是什麽。許多開國元勳都成了階下囚，一個臭知識分子算什麽?

 後來特務愈抓愈多，實驗室裏關滿了人。白天一人一個很矮的小板凳，坐在上邊讀語錄，不準動。然後就想自己的“問題”，交待，提審，互相不準說話，夜裏直到兩點才許睡一小會兒，但不許關燈，怕自殺。可我這個人不會瞎編，更不會咬別人，審來審去什麽也交待不出來。我不知誰是“特務”。他們就罵我死硬，等著我的只有“死路一條”。給我最大刺激就是沒多久一次槍斃人的萬人大會了。

 這天，“中央首長”召開萬人大會，說要槍斃一批人。記得有一個是醫生，是基地的外科大夫，他給一個解放軍做手術時動壞了，平時最多算個醫療事故，可當時卻是不得了的大事。他出身資產階級，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柱石，這叫做階級報覆呀！有血債，要槍斃。還有個大學生，工資低，這人思想素質差些，發牢騷說怪話，說：“再不給我提工資，我就把雷管炸了。”給人揭發，這可是貨真價實的特務，要搞破壞。雖然只是背地一句怪話，也不可能去做，但這怪話在當時逼都很難逼出來的，立刻成了罪行最嚴重的現行反革命，槍斃！

 這天會場四周架起機槍，恐怖之極，群眾都很緊張，因為說群眾中還隱藏不少特務，有許多特嫌分子，誰知誰會被拉出槍斃。我想多半我今天真是“死路一條”了。我至今不敢想當時的感覺，也很難清晰描述那感覺，大概由於面臨死亡，大腦一片混亂。只聽會上一個個宣布罪行，執行槍決，我仿佛只等著他們叫喊我的名字了。那個外科醫生，說怪話的大學生，都繪拉到萬人大會不遠的地方當場槍斃了。槍聲聽得很清楚，沒有輪到我……槍聲過後，他們圍起我來，對我說：“聽見槍聲了嗎?”我說：“聽見了。”他們說：“再不老實，第二天就是你!”跟著就對我展開一場聲勢潔大猛烈的批鬥。

 雖然他們沒有槍斃我，但這件事給我很深的創痛。我這人活著，可是我心中很多東西被擊碎了。子彈從我的命運旁側擦過，我不可能不思考我以前從來沒有深思過的問題。

 此後很長一段時期這裏依然處在大恐怖中，還在抓特務，又抓“五一六”。有人逃亡，想到北京上告，但周圍的草原是沒邊的，逃到哪裏去?他們開車四處追捕，抓回來就要死去活來地打。有一個覆員軍人給打得忍無可忍，操起鏟子拼了，當然拼掉的只是他自己。特務愈抓愈多，我就不那麽重點了。新抓的總是一時的重點，總更有搞頭。沒事時，我就用腦子想想技術問題，這時事業已經一片渺茫，但一有時間，腦子就愛在自己感興趣的技術裏轉一轉，這也許是知識分子的一種習慣，一種慣性，也許潛意識裏我對事業還沒有完全死心。此外，我惦記的唯有愛人，她在哪兒，做什麽，我一點也不知道她的情況。我想到她在擔心我，那才是難過極了。後來，基地搬家，就被押上一節運煤的貨車上，和別的“特務”一起運到山溝裏。在那與世隔絕的地方，繼續過了一段挨整的日子。

 直到林彪事件出來後，糊裏糊塗就沒事了。我回到北京，家裏人都奇怪，怎麽這樣就回來了?互相望望，恍如隔世。驚訝失措之後，自然有說不完的話說。以後北京的一個科研部門調我，我答應了。從此我就和遙遠的基地，和那些酸甜苦辣的生活，那些光榮與苦痛的日子全都告別了。別以為我是因為太傷心、太失望才離開那裏的。那裏給我的，並非太少而是太多。我多麽想回到當年為國家轟轟烈烈於一番的那歲月裏去。但如今那歲月的一切都巳過去，它只保留在我的記億裏了。我珍惜，也惋惜它。我只能說——如果世界上還有比原於彈更厲害的東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想為國家幹點事，大概是每個中國知識分子的願望，但因幹事而遭難，便是中國知識分子都感受到的不幸。可是，背著這痛苦，仍然想幹事，到底是不是我們的優點呢?現在有人說這是我們的最寶貴之處，也有人說是我們的最可悲之處。哪個說法更對?我把這個問題留給你，你是作家，大概能作出正確的回答。

 回想我們基地那些科研人員，各自走過不同的艱辛歷程。當然有很少數人，在運動裏專門整人，口號喊得最響亮，當過毛澤東思想標兵，一時飛黃騰達，後來的命運也未必美妙。很多人遭遇比我更慘，有的被逼死或逼瘋。有一個科學家，整天被“支左”的人圍在院子裏，逼著他像牲口一樣跑，一邊跑一邊喊“坦自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到底，死路一條”。我呢，在這場大風暴裏幸免生還，問心無愧就是了。我沒有傷害過任何人，，心裏平靜。過去做過一點好事，對得起祖國和人民，現在仍抱定宗旨，正直為人，紮實做事。盡管“文革”中創痛猶在，我能把它妥當埋藏心底。無論國家交給我做什麽，我還是要努力做好。只要國家招呼一聲。

 **黃土地的悲哀——它一邊遭受踐踏，一邊依舊赤誠地奉獻果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