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歷史上，文化的影響隨著人類的活動範圍的拓展而不斷擴大，文化的沖突和融合對國際政治產生了巨大的作用。建構和諧世界，本質上就是要建構一個公正和平合理的國際政治新秩序，在這個秩序的形成過程中，除了經濟政治的因素以外，文化因素也是不可或缺的。 

一

文化[1]從廣義上來講，是人類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從狹義上看，是指人類創造的精神財富的總和，即人們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精神追求及其社會意識形態和制度。文化既是既往民族感情與民族意識的積澱，又是該民族時代精神與價值取向的凝結。文化作為一種社會共有的規範、制度等，對社會秩序有著重大的影響，例如在國際政治中，文化影響著國家行為體的認同和利益。由於文化是各民族意識、價值觀和精神沈澱的產物，因此文化分為同質和不同質兩大類。伴隨著獨立國家的建立、人類活動在全球區域的擴大，文化也開始在國際範圍內交流，由此構成了民族沖突和融合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歷史的長河中，文化往往經過覆雜的歷史變遷形成各自民族、國家的特點，因此，文化在交往中包括了沖突和融合兩個方面。

“文化世界不僅是人類創造的，而且同時也在不斷地創造著人類，創造著不同國家、民族、社區人們的性格、心理、行為方式以及種種價值觀念。”[2]任何一個民族文化與異族文化接觸時，基本是以本民族的文化價值作為尺度的，當這種價值遭受到異種文化的沖擊乃至遭受到威脅時，就會引起民族、國家乃至國際沖突的爆發。從歷史上看，冷戰時期，阿以雙方爭奪巴勒斯坦的持久沖突，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世界的緊張關系，西方關系的緊張；印度和巴基斯坦圍繞克什米爾的多次爭端，以及印度國內廟寺之爭對印度與伊斯蘭國家之間關系的惡化；土耳其與希臘在塞浦路斯問題上的爭端；阿富汗戰爭等等，這種沖突背後的權力與利益爭奪是不容否認的，但文化的矛盾對峙和沖突確也構成了一個重要的變量，並使這些沖突具有了厚重的文化底蘊。[3]

而沖突的背後，往往伴隨著自覺或者不自覺的融合，人類有史以來，不同文化便開始了跨越民族、種族和國家進行傳通的進程。“對國際關系進行歷史考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一條線索是，人類從許多小的文明地區逐漸融合交流，逐漸構成一個大的地區文明”。[4]“文明族群在保持個別文明認同的基礎上共同創生一個普世文明完全是可以的，即出現一個雙重或多重文明認同的新格局，在其中，各文明在一種普世文明的價值認同的基礎上，在某種世界政府或世界性組織的管理和協調下相輔相成，和諧共處，同時又保持自己傳統的文明成分”。[5]在不同文化體系發生碰撞的同時，在保留本文化特色的基礎上相互吸納與借鑒成了歷史上永恒的定律。進入近現代以來，伴隨世界體系的形成，文化的全球化是對這個定律的很好註釋。

二

“和諧世界”倡議是中國主張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理念的發展。建構“和諧世界”,從國際文化上來講,就是政治上要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應該以平等開放的精神,維護世界文明的多樣性,加強不同文明、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和國家之間的對話與交流,協力構建各種文明兼容並蓄的國際社會，和諧社會的本質是對融洽的世界文化的呼籲。

1． 歷史表明，形形色色的非和平文化是走不通的，世界人民呼喚的是和諧融洽的世界文化，為此人類一直在不斷努力著。以近代歷史為例，在19世紀的40、50年代和平運動迎來了第一次蓬勃發展。19世紀60、70年代由於接連發生的戰爭——意大利統一、德意志統一、美國南北戰爭和普法戰爭等，和平主義被尚武精神打壓，但到19世紀末，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在全球建立起殖民世界的同時熱衷爭霸的歐洲列強軍備競賽越演越烈，民眾對爆發戰爭的憂慮日深。和平運動重新走向了高漲。此時的和平主義者形成了以“自由主義”為中心的觀點，認為通過自由貿易實現各民族利益的發展,以及通過國際仲裁解決各國爭端,能夠創造出一種不訴諸武力的新國際秩序。在此種思潮的作用下，1899年、1907年，在海牙舉行了兩次有各國政要參加的“和平會議”後來通過了被公認為限制戰爭的國際慣例法的《海牙公約》。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民眾經歷了4年“總體戰爭”的巨大災難，接著在20世紀的30年代，隨著日、德兩個主要法西斯戰爭策源地的形成,民眾對和平的渴望再次走向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空前浩劫，對和平的呼喚在戰後迅速高漲，並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時代。二戰後民眾對和平的呼喚跟以前不太一樣：不僅僅局限於歐洲範圍，亞洲、拉美和非洲的和平運動也開始登上社會政治生活舞台，此時對和平世界的呼籲已經拓展了全世界的範圍；而對和平世界呼籲最強烈的科學家、青年學生等知識群體，這就表明了和平世界的不僅僅再停留在口號、呼籲上了，因為知識群體在二戰後日益作為現實政治力量而登上歷史舞台，那麼對和平世界的呼籲就很可能成為具有廣泛的群眾性的國家政策，進而成為國際性的新潮流、世界性的新秩序。

對和諧文化的呼籲是人類一種超階級、超民族、超國界的社會運動。它發展的起伏同戰爭歷史運動曲線的起伏緊密關聯。它的興起和發展,常常是由於戰爭的災難,或者戰爭的危險。對前者的反思往往促使人們在一場大戰之後投身和平運動,而對後者的憂慮則往往成為呼籲和平的運動勃興基礎。總的來說，到目前為止，對和諧文化的呼籲的各種運動對各國的和國際的政治生活影響力仍然有限，但是其積極作用“並不在於它是否阻止一場具體的戰爭，而在於它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人類的和平意識，人類對和平的追求，除了19世紀在西方首先形成為一種社會思潮——‘和平主義’(Pacifism),以及一種具有實際政治影響的社會運動——‘和平運動’(Peace Movement)之外，在二戰後更發展起了‘和平研究’(Peace Research)，和平研究的出現，促使我們重新探求與認識和平。”[6]

2． 作為和諧世界的另一個表現，民族解放運動近代以來蓬勃興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鼓舞下，亞非拉地區掀起了爭取民族解放鬥爭的高潮。在亞洲，中國人民、朝鮮人民和越南人民分別取得了民族獨立、抗美救國戰爭和抗法、抗美戰爭的偉大勝利，推動了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埃及人民取得了反對英、法、以色列侵略戰爭的勝利，收回了蘇伊士運河主權；20世紀50年代上半期，阿爾及利亞、突尼斯、摩洛哥、肯尼亞等國人民先後展開了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暴力行動和武裝鬥爭。在拉丁美洲，古巴、尼加拉瓜通過武裝鬥爭贏得了獨立，巴拿馬、多米尼加等國人民掀起了群眾性的反美愛國鬥爭。20世紀60年代以來,亞非拉總共有104個民族獨立國家,其中新獨立國家達69個。這一系列鬥爭的勝利摧毀了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結束了幾百年的殖民統治,深刻改變了世界的面貌,使世界歷史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民族獨立國家的普遍出現為發展中國家走上世界舞台奠定了基礎。

同時新獨立國家不再像以往那樣只顧自己埋頭發展，而是出現了被壓迫民族團結合作，共同對付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新局面，即，第三世界的興起並組成聯盟的趨勢。1955年萬隆會議有力地推動了亞洲、非洲人民反對殖民主義、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鬥爭，促進了亞非國家間的友好合作。20世紀60年代以來，出現了許多由被壓迫民族組成的地區性、洲際性和國際性的組織，如不結盟運動、七十七國集團、非洲國家統一組織、阿拉伯國家首腦會議、伊斯蘭國家首腦會議、安第斯條約組織、石油輸出國組織等。到1984年底,全世界已有獨立國家170個。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迫使帝國主義采用比較間接和隱蔽的形式來進行經濟掠奪、政治控制和軍事擴張。二戰後轟轟烈烈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最終結果，不只是受壓迫國家的獨立、第三世界的興起，而是和平的國際合作取代了赤裸裸的大規模廣區域的軍事戰爭。

3． 二戰後國際組織迅速發展，文化交流伴隨著全球化興起。世界歷史在經歷了地理大發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工業革命、世界市場形成等變遷後，各個國家和民族日益從孤立封閉狀態轉變為相互依存的世界整體的客觀進程。作為社會意識的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存在——全球化——的沖擊並在全球化進程中發揮其特定的作用。

在全球化進程中，不同文化體系的差異、矛盾、對立乃至沖突，構成了解構全球化進程的阻力因素；文化又因具有交流、吸納、借鑒、擴張、涵化和融合等功能不斷加劇文化的世界化，進而成為全球化的動力和內容之一。[7]二戰後，國際文化交流開始被重視，1955年《亞非會議公報》聲明中稱 “發展文化合作是促進各國之間了解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8]國際文化交流由此進入了大發展時代，就其規模、發展速度以及內容的多樣性來說，都遠遠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僅以國際文化協議為例，一戰前僅有50項，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增加到100多項，二戰後在1945—1967年間簽訂的國際文化協議就達1000多項，[9]內容涉及教育、科學、文化、藝術等各領域。與此同時，國際組織的建立也呈雨後春筍之勢，它們對於促進世界各國人民的相互了解，日益在彼此認同的基礎上消除矛盾、對立、偏見和歧視，對於深化和平發展的世界潮流，推動全球範圍內的國際合作，當有不容忽視的作用。戰後世界最大的區域一體化組織——歐共體的誕生與發展，其政治和經濟利益的結合點固然是主導原因，但“歐洲在倫理領域存在著的某種文化的共同性”，[10]尤其是歷史上一脈相承的基督教文明和近現代不斷發展的歐洲統一觀念，無疑構成了西歐政治經濟一體化的堅實的文化根基。戰後以來，伊斯蘭世界在反對西方帝國主義和猶太覆國主義，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鬥爭等涉及穆斯林世界的國際問題上采取一致的立場，並建立了伊斯蘭會議組織、世界穆斯林大會等國際組織，作為伊斯蘭國家共同的歷史傳統、精神信仰、價值判斷和生活方式的伊斯蘭教，無疑構成了當代伊斯蘭世界進行國際合作的堅實基礎和特殊的組織手段。蘇聯解體後中亞五國的伊斯蘭覆興，為新的伊斯蘭合作圈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11]

戰後最重要的國際組織——聯合國在推進國際文化交流上也是不遺余力的。1945年11月，戰爭剛剛結束，根據盟國教育部長會議的提議，在倫敦舉行了旨在成立一個教育及文化組織的聯合國會議，約四十個國家的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在飽經戰爭苦難的兩個國家——法國和聯合王國的推動下，會議代表決定成立一個以建立真正和平文化為宗旨的組織。按照他們的設想，這個新的組織應建立“人類智力上和道義上的團結”，從而防止爆發新的世界大戰。會議結束時，三十七個國家簽署了《組織法》，從此誕生了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我們簡稱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對於聯合國這個專門機構來說，其首要任務不是在遭到破壞的國家建教室或是修覆世界遺產遺址。在誕生之初，該組織就以通過教育、科學、文化與傳播，於人之思想中建設和平作為自己的目標。成立後的數十年來，教科文組織不斷促成各民族間的文化對話，敦促各國在推動物質進步的同時，滿足人民的各種精神需求，並幫助各國締造基於人權和民主的和平文化。

三

雖然世界性的對和諧的提倡是在二戰後才發展起來，但作為構建和諧世界基礎的和諧文化的思想來源卻可以追溯到久遠。文化發展是一個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的過程。事實證明,凡是歷史上哲學發達的民族、國家,都曾有過繁榮、和諧、持續的具有深遠歷史意義和世界影響的文化體系,這些熠熠生輝的文化又反過來培育和滋養了各自的璀璨的哲學，如古代希臘的哲學和文化、古代中國的哲學和文化和近代的西方哲學和文化等就是這種良性互動的典範。從這個意義上講，傳統文化是弘揚和諧世界建設的重要思想前提、歷史前提和文化根基。在浩如煙海的傳統文化思想中，本文僅選取了和諧世界理念的無數文化源頭中的兩種簡單地加以說明。

1． 基督教的和諧思想。作為西方社會最大的信仰傳播體，基督教對西方世界文化上的影響力是不可估量的。其中《聖經》是基督教教義的主要載體，而在《聖經》中始終包含著和諧的思想。《聖經》中認為世界本來就是和諧的，有著正義、秩序。這種世界的和諧首先從人內在的和諧，拓展到人際關系的和諧，最後成為世界的和諧。耶穌教導說：“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聖經·馬太福音》5：24）保羅則宣告說：“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在。”（《聖經·哥林多後書》13：11）保羅勸導人們要仁慈、和睦，“不要以惡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聖經·羅馬書》12：18）“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聖經·希伯來書》12：14），“也要離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趕。”（《聖經·彼得前書》3：11）除了人際的和諧外，《聖經》中還以賽亞先知看到的異象描繪了人類理想社會“千年王國”，世界的最後結局是人和人、人和自然和諧相處的美好景象。根據《新約·啟示錄》的描述，新耶路撒冷城是正方形，城墻場以黃金、寶石等鑲砌而成。生命河水貫流其中，兩岸布滿生命之樹，結十二種果實，每月一種，新耶路撒冷的民眾可以盡情享用。生命果樹的葉子可為萬民治病。在這樣一個理想國度裏，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平等相愛，社會和諧。當然基督教的和諧思想，是建立在神學基礎之上的，現代社會和諧的構建雖不能照搬但卻能夠得到某種啟示。

2． 中華傳統的和合文化。中國哲學的和合思想源遠流長而又博大精深，滲透到了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和中國人的心靈深處，無論在理論內容還是在理論形式上都可以說是今天和諧世界的文化根基的源頭。早在公元前773年，《國語·鄭語》中史伯就提出了“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觀點，認為“和”就是指各種不同事物的配合與協調。《國語·鄭語》還最早提出了“和合”的概念：“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意指商契能有機地融合五教，使百姓安身立命。《管子》也講和合：“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意即畜養道德，能使人民和合。和合是儒家學說的根本理念。孔子在《中庸》中把“和”提高到世界觀的高度，認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他主張“和而不同”的和諧觀，強調“禮之用，和為貴”，倡導“政是以和”，“協和萬邦”。荀子也認為，“萬物各得其和以生”，“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詭而有所至矣”。孟子更是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與儒家同為顯學的墨家提倡“兼愛”，認為“離散不能相和合”，要求“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道家創始人老子也講“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認為“道”之所以能化生萬物，蓋因其蘊含著相反相成的陰陽兩面，陰陽和合是宇宙萬物的本質以及天地萬物生存的基礎。莊子的最高境界則是“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隨後的幾年，中華文化中關於和合、和諧的概念闡釋和生發是源源不斷、無以計數的。李約瑟在《中國人的世界科學技術觀》中寫道：“古代中國人在整個自然界尋求秩序與和諧,並將此視為一切人類關系的理想。”[12]

總之，和諧文化是以世界傳統文化為根據的先進文化，數千年來世界各民族的思想中都包含了要求和諧的願望，這種願望一直貫穿在數千年來的人類歷史中。構建和諧社會的本質是呼喚一種新的融洽的國際秩序，而這種秩序僅僅靠經濟和政治來構建是不夠的，文化是現代國際關系中必須包含的重要因素。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文化對建構和諧世界秩序的影響固然不可忽視，卻並不成為和諧秩序的決定性要因，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經濟和政治的發展才是推動國際秩序的最重要力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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