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天（9月16日）

我看過一幀契訶夫在梅裏霍沃故居的老照片，一幢林間的尖頂木板房被風雪包裹著，那種荒寒又深邃的氣息，深深把我吸引。這成為我從莫斯科向南穿過大片森林和草原前往梅裏霍沃的原故。

然而——現在，在我面前呈現的契訶夫的這個莊園，卻如同一幅展開的色彩光鮮的畫。這是一座單層的簡樸的木屋，看上去更像農舍，房間不大也不多，如今通過博物館化，內部豐富又充實，神氣活現地呈現出作家生前日常生活的景象。

1890年作為醫生卻熱愛寫作的契訶夫長途跋涉，去到沙俄時期政治犯的遠東流放地庫頁島做采訪，實實在在觸摸到生活底層的殘酷與真實，回來之後開始厭倦莫斯科的生活，他決定從事文學創作。1892年他跑到離莫斯科七十公裏之外的梅裏霍沃村，從畫家索羅赫琴手裏買下這座帶花園的房子，經過簡單收拾便舉家搬了進來。這房子位於梅裏霍沃村的中心，現在仍在村子中間，只是已改做作家的博物館了。

走進一扇小門，迎面的衣帽架上放著作家的呢帽與皮帽，都是契訶夫本人用過的，叫你覺得好像作家現在就在房子裏邊。第一間屋便是作家的書房，也是待客的地方；一張厚實的老式書桌是作家之所愛。據說作家一次在海外寫東西，他說坐在別人的桌前寫不出東西來。這種感覺我也有過，就像在別人家的床上會睡不著覺那樣。床是安頓身體的地方，書桌是安頓靈魂的地方，所以說書桌更重要。

這書房中還有兩件東西引起我的關註。一件是掛在墻上的醫具箱。決心從事文學創作的契訶夫來到梅裏霍沃村時，雖然不再職業行醫，卻還常常用這個醫具箱給患病的村民看病。另一件是立在一面墻前的高大的書架，上邊的書都是契訶夫讀過的。其中不少書是他同時代作家的作品，如果戈理、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在房間的墻壁上也掛著這些作家朋友的照片，如托爾斯泰、果戈理、普寧、柯羅連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高爾基等等，照片上有相贈時的簽名，也有他們在一起時的合影。在那個沒有電話的時代，他們通過書信彼此聯系。契訶夫住在梅裏霍沃時每天都會寄出許多信件，也會收到不少書信，為此他建議在不遠的洛巴斯尼亞村建立了一家郵局，如今這個村已更名為“契訶夫村”，這個郵局也被建成為一個上世紀風情異樣的郵政博物館了，裏邊還保留與契訶夫相關的一些珍貴的文物。

梅裏霍沃的契訶夫故居博物館中，最大的文物是後花園一角兩層的尖頂木樓。作家即使在這個遠離莫斯科的村莊裏，常常也要躲到這個更隱蔽的小樓中，與世隔絕地寫東西。小樓被圍在濃密的花木中間，一條折尺形的樓梯掛在樓外邊；作家就在這個粗陋得如守林人的木屋裏寫下他大量舉世皆知的名著，如《萬尼亞舅舅》、《海鷗》與《第六病室》。

他家其他的幾間臥室，都很狹小，床也窄仄，但都溫馨、舒適、唯美。他的妹妹瑪麗亞喜歡彈琴，有繪畫秉賦，各個房間極富品位的裝點肯定都有妺妹的用心之作。作家父親的房間處處擺放著各種各樣美麗的幹花，大概出自父親對大自然的熱愛。契訶夫的臥室相對簡單也簡潔，這可能與他原先醫生的習慣有關。臥房和書房之外，餐廳獨占一間較大的房間，無論家具、餐具和裝飾都更“隆重”一些，顯示這個公共的、享受食物、兼做交談的餐室在他的家庭生活中的重要。在歐洲的傳統中，餐廳常常是家庭生活的中心。

契訶夫很喜歡在室外活動。喜歡栽植和收拾花木，喜歡在他房前的一個長形的水塘裏釣魚，還喜歡兩只短腿的愛犬與他做伴。他在這裏，不是貴族在自己的莊園中那樣惟我獨尊，他和村民關系良好。他是一個天性敏感、悲天憫人的人。作為作家他關切每個農民的命運，作為醫生他會為每個上門來求醫的村民治病。甚至還在當地為農民的孩子辦了幾所學校。

契訶夫在梅裏霍沃度過人生後期的六年。1899年，由於肺病覆發，他聽從醫生建議搬到南方溫暖的克裏木半島的雅爾塔生活。這期間父親去世，他便到南方安家，搬家時將家中一些生活用品分送給梅裏霍沃的村民。但他到了南方五年後便去世了，僅僅四十四歲。即使當時人的壽命較短，他也還是一個英年早逝不幸的巨人。

他死後，房屋易主，生前的一切眼看著煙消雲散。幸好妹妹瑪麗亞明白契訶夫的歷史價值與未來價值，早在二戰前就想把梅裏霍沃契訶夫花園中那個寫作的木樓建成一個小小的博物館。二戰後，一位來到梅裏霍沃生活的藝術家尤利·亞迪夫崇拜契訶夫，便與瑪麗亞以及契訶夫的侄子謝爾格伊·米哈洛維奇·契訶夫合作，想方設法將當年散失的契訶夫的遺物一樣樣找到，終於使今天的博物館充滿了作家人生細節和豐盈的生活血肉，因而使我們至今仍然可以觸摸到作家本人。

現在這座博物館名為“紀念契訶夫文學特別保護區國立博物館”。妹妹瑪麗亞活了九十四歲，直到1957年辭世。感謝瑪麗亞！

圖拉

這次到了俄羅斯已經多日，距離上次訪俄十年，不論物是人非，還是人是物非，都如同改天換地，然而一到圖拉，好像又回到昨天。

火柴盒式的蘇式老樓比比皆是，街上跑的車子至少一半帶著灰土，電線隨心所欲橫在頭頂上空，好像一個瘋狂的畫家拿著黑鉛筆在街道上空亂劃；街頭很少裝飾，充滿實用主義的氣息。俄羅斯冬天又長又冷，許多商店的門是十公分厚的實木厚板，上邊沒有寫經營時間，不知是開門還是已經關門。再留意看，人的表情大多肅穆，甚至嚴肅，不茍言笑。奇怪的是飯店的服務員居然把我點的一份炸肉忘了，過後也不道歉，板著臉往桌上一放，好像是“配給”我的。這一切，我並不陌生。在中國過去長期的計劃經濟時代，就已習慣了這種“世態人情”。我們餐館的服務員直到八十年代初才漸漸學會說“謝謝”和“對不起”。

可是再往細瞧，生活終究離開了那種可怕與貧瘠的計劃經濟的年代。

街兩邊的一些老式的木屋，相當一部分已是空巢，像我們的村落；一些鑲著雕花窗框的窗子，沒了窗扇，裏邊黑洞洞；一些棄屋幹脆歪斜傾倒，顯然主人們有了新的去處；商店裏的商品花花綠綠，從衣物到玩具，依我看頗像來自浙江義烏的批發貨；本地頗有地方風味的民間手工藝術如泥塑、布藝、陶瓷、樺木雕等等，雖然不像我們——稱作“非物質文化遺產”，卻已轉化為當地的鄉土特產，仍保持著原真的氣質，不像我們的一些“非遺”，大都給產業化改造得面目全非。還有，數一數街頭的人，至少一少半人手裏拿著手機，時不時舉起來接聽或按兩下看一眼。

圖拉最具歷史標志性的建築小克裏姆林宮正在維修，大概要營造成為一個旅遊景點。一位出生於此的感傷主義詩人茹科夫斯基的畫像，已經被印在此地旅遊的明信片上，表明這位土生土長的歷史名人將成為提升城市知名度的一張王牌。

圖拉人很聰明，他們有兩種馳名全俄的鄉土的飲食文化——茶炊和甜餅，都被做成了博物館。據說這兩種飲食都與中國有著淵源。茶是十九世紀前由中國傳入俄國的。閻國棟教授說，他認為下邊燒炭的金屬茶炊來自蒙古族的火鍋；可是茶炊有水龍頭，火鍋沒有水龍頭；記得我在甘肅臨夏回族地區見過一種煮茶的銅鍋，下邊燒炭，上邊有水龍頭，與這裏的茶炊很相似。圖拉人制作甜餅的方法，包括使用的木刻模子都和中國人制作月餅極其相似。據說俄文翻譯我們“月餅”這個詞兒所使用的俄文，就是圖拉人甜餅這個詞兒。

這些都要進一步考證，但圖拉已經在變化。各種各樣誘人的甜餅和小巧的茶炊已是此地招人喜愛的旅遊紀念品了。十年之後，圖拉肯定會變成另一模樣，但願別變得失去自己的原貌。(全文刊載於2015年第2期《收獲》，3月10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