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勳，台灣作家、畫家、詩人、美學家，曾擔任台灣《雄獅月刊》主編，台灣東海大學和文化大學美術系主任，現任台灣《聯合文學》社長。

其實我不太講旅行或旅遊，我常常用的一個字是“出走”。人在一個環境太久了、太熟悉了，就失去他的敏銳度，也失去了創作力的激發，所以需要出走。

我七O年代在歐洲讀書，那時候我寫關於文藝覆興的藝術史，老師問我，“你有沒有去過意大利？”我說還沒有。他說，“你沒有在米開朗基羅的雕像前，熱淚盈眶，你怎麼敢寫他？”後來我在意大利跑了一個月。身上就是一個背包，兩件襯衫。我也曾經睡火車站，那時候坎城的火車站是一片年輕人睡在裏面。他們問我，“你怎麼沒帶報紙？要鋪報紙的。”他們就分給我。早上五點，警察帶了一大桶的咖啡，當，當，當，敲著桶子，叫醒大家，請大家喝完咖啡離開，火車站要營運了。

不要問該準備什麼？先問你愛什麼？

歐洲有種青年出走的文化。我在翡冷翠（意大利佛羅倫薩）認識十四歲的蘇格蘭小孩，帶個氈呢帽，打掃廁所一個學期存的錢，就到歐洲來旅行。花完了，一點也不害怕，就去街上吹蘇格蘭風笛，再繼續下一段的旅行。我那時候感觸很深，不同的文化，年輕人可以這麼不一樣。他們將來長大以後，擔當的事情也絕對不一樣。我們宋朝詩人柳永說，“今宵酒醒何處？”中國文化裏面本來有這個東西。可是這個文化老了，失去了走出去的勇敢。年輕人的生命力沒有了，生命力消失了。

我希望“壯遊”，帶動的是年輕人走出去，打出一片天。如果今天不能打出一片天，將來一輩子也不會有出息。很多人要去歐洲，都會覺得我在歐洲很久，就會來問我：“我要去歐洲，要準備什麼？”我就會反問他，“你覺得你要去做什麼？”當你自己很清楚要做什麼、意志力很強的時候，所有困難可以一層層克服。我們今天小孩的準備，他們的信用卡、語文，絕對比當年拿著商品樣本在歐洲闖的台灣商人好，但是他們就是走不出去，因為他們沒安全感。甚至有人好幾年都在問，但最後就是走不出去。

其實壯遊有一部分，是先走出去再說。

我常常跟朋友說，《西遊記》孫悟空那麼厲害，他一翻筋鬥就是十萬八千裏，那他去取經不是很容易嗎？為什麼是唐三藏取經？因為孫悟空沒有動機，而唐三藏有動機，雖然沒有取經的能力。但是動機是比能力重要的。沒有動機，根本就沒有出發點，連起跑點都沒有。只要有動機，就很棒。最怕的是無所愛。如果年輕人想要走出去，我會問他，“你愛什麼？”如果喜歡搖滾，要去玩重金屬，想要跟樂團，我都覺得很好。此外，“壯遊”的“壯”字，不只是炫耀。壯這個字，包含了一個深刻的，跟當地文化沒有偏見的對話關系。

旅遊是很大的反省，是用異文化，去檢查自身文化很多應該反省的東西。比較裏面，才了解文化的不同，沒有優劣。就像寫《裨海紀遊》的郁永河，他看到原住民被抓來拖牛車，下雨他們就在淋雨。他就問：“為什麼不讓他們在屋檐下躲雨？”翻譯官就告訴他，“他們其實跟動物差不多，他們是不怕淋雨的。”郁永河就嘆了一口氣說，“亦人也。”

所有好的旅遊書，都會有這個觀點。著有《真臘風土記》、出使吳哥城的周達觀是元朝的北方人，所以他南下的時候，受不了天氣。他不了解當地人怎麼每天洗好多次澡。一年之後，他變了。當初他帶著大國心態，當時元朝那麼偉大，但他後來說，真臘（柬埔寨吳哥窟），一個小小的東南亞國家，可是禮儀這麼嚴整，“不可輕視也。”我覺得，人不可能沒有主觀，可是慢慢在旅遊裏面，修正自己的偏見跟主觀，才是好的旅遊。

不只向外觀察，而是向內反省。

即使只是參加旅行團，也可以有不一樣的體驗跟視野。現在信息真的很發達，在出發以前，可做一些準備的工作。第二個，到現場之後，盡量檢討自己的主觀。我帶朋友去吳哥窟，我會說，“我現在帶你們去柬埔寨人的家。”他們下車都會嚇一跳，真的什麼都沒有。我們叫做“家徒四壁”，他們連壁都沒有。我在台灣，老覺得我還缺什麼。到那裏，我第一次想：“我在台北家有什麼。”我以為我比他們富有。可是後來我看到他們男男女女從田裏回來，脫光光的在河裏、蓮花當中，彼此潑水、唱歌，我覺得他們比我富裕太多了。我一生當中都沒有這樣的經驗。我覺得這就是個很大的收獲。所以我覺得任何一個旅遊都值得，因為只要一對比，你都會回來檢討自己的生命意義和價值。旅遊不只是看，更是找到自己內在，最美的東西。外在的風景，其實是你自己的心情。所以壯遊絕對不只是向外的觀察，而是向內的反省。

在一個環境久了，不但爆腦漿、爆肝，還會變得“僵化”與“麻木不仁”。

出走當然是一個很棒的選擇，若短期無法成行……閱讀、手作、聊天、學習、陪伴、分享、運動、散心、唱歌、畫畫....也是很不錯的方法。只要能讓你的生活比重產生變化的自然也會改變你的生活質量，避免腦子僵化、心靈麻木了。

有多久沒擡頭看看天、看看路邊的小花小草、聽聽在行道樹上吱喳的小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