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的名字叫科列維．雷蒙德．卡佛。他家都叫他雷蒙德，朋友們叫他C．R。我被叫作雷蒙德．科列維．小卡佛。我討厭"朱尼兒"(譯按，即"小"的意思)這一部分。小時候父親叫我弗羅格，這還行。但到後來，就像家中的其他人一樣，他開始叫我朱尼兒。直到我十三歲，我宣布不再回應那個名字，他才停止那樣叫我。於是他開始叫我多克，從此直到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他逝世，他都叫我多克，要麽叫兒子。

他死時，母親致電我妻子告知這一消息。那時我遠離我的家庭，前途未卜，想入讀愛荷華大學的圖畫館學院。妻子接電話，母親沖口說出:"雷蒙德死了!"那一刻，妻子以為我的母親告訴她是我死了。於是母親趕緊澄清她所說的雷蒙德是哪位，妻子說："感謝上帝，我以為你說的是我那位雷蒙德。"

一九三七年父親從阿肯色州到華盛頓找工作，徒步、搭便車或乘坐空蕩蕩的貨車。我不知道他到華盛頓去，是不是為了追求一個夢想。我懷疑。我不覺得他有很多夢想。我相信他僅僅想找一個收入不錯的穩定工作。穩定的工作就是有意義的工作。他有一段時間摘蘋果，接著又在大古力水壩當建築工。積蓄一點錢以後，他就買了輛小汽車開回阿肯色州去幫親戚們，也就是我的祖父母，幫他們收拾細軟遷居到西部。後來他說他們在那兒幾乎餓死了，這話不是誇張。就在他們逗留阿肯色州一個叫利奧拉的小鎮期間，母親在人行道上遇見父親，他剛從一家酒館裏走出來。

"他喝醉了，"她說，"我不明白為什麽我會讓他跟我搭話。他的眼睛發光。真是意料不到。"他們在大約一年前的一次舞會上遇見過一次。他在她以前已有了女友，我的母親告訴我:"你爹總有一個女友，哪怕是在我們結婚以後。他是我的第一個和最後一個。我從沒有過別的男人。但我並不覺得少了什麽。"

在離開華盛頓的那天，他們在一個治安法官的公證下結了婚，這個高大的鄉下女孩和一個先是在農場工作後改行從事建築業的工人。母親是與父親和他的親屬們一起度過新婚之夜的，他們全都在阿肯色州的公路邊露營。

在華盛頓的奧馬克，父母親住在一個跟小木屋差不多的地方。我的祖父母就住在隔壁。父親仍然在那個水壩工作，後來，當巨大的渦輪開始發電，水壩已經蓄積著一百英裏的水，一直延伸到加拿大境內的時候，他曾站在人群中聽富蘭克林．D．羅斯福在建築工地上發表演說。

"他絕口不提那些為修建大壩而死的人。"父親說。他有些朋友死在那裏，他們來自阿肯色州、俄克拉何馬州和密蘇裏州。接著他在俄勒岡州克拉茨卡尼的一個鋸木場找到一份工作，那是一個坐落在哥倫比亞河邊的小鎮。我在那兒出生，母親有一幅照片：父親站在工廠門口，驕傲地把我舉到攝影機前。我的童帽歪斜斜的，快松掉了。他把帽子前後反轉過來戴，咧著大嘴笑著。他是要去工作還是剛下班？這無關緊要。總之，他有一份職業和一個家。這是他血氣方剛的青年時代。

一九四一年我們移居華盛頓州的亞基馬，在那裏父親繼續當一個鋸木工，這是他在克拉茨卡尼學到的熟練的行當。戰爭爆發時，他獲延緩服役，因為他的工作據說對戰爭有用。軍隊要大量加工好的木材，他把鋸條保養得十分鋒利，可以削掉你手臂上的毛發。

父親把我們遷到亞基馬以後，他把他的親屬也遷到同一個街區。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父親家族的其他成員--他的弟弟、妹妹和妹夫以及舅舅、表兄弟、外甥，他們的大部分遠親和朋友--已從阿肯色州搬來。這都是因為父親第一個出來的緣故。男人們到我父親工作的博伊西-喀斯喀特公司工作，女人們在罐頭工廠裏包裝蘋果。轉眼間，似乎--按母親的說法--每個人都過得比父親好。"你父親不會存錢，"母親說，"錢在他的口袋燒出個洞來。他總是幫補別人。"

位於亞基馬南十五街一五一五號的房子，是第一座我清楚記得自己住進去的房子，它有個戶外廁所。在萬聖節前夜，或隨便哪個夜晚，為了找刺激，鄰居十歲出頭的小孩們就把廁所搬走，擺到路邊。我父親不得不叫人幫他搬回家。要麽這些小孩會把廁所搬到誰家的後院裏。有一次他們居然把它放在火中。但我們並不是唯一有戶外廁所的人家。當我開始懂事的時候，一看到有人進了別的廁所，我就朝它擲石頭。這叫轟炸廁所。不過，沒多久，大家都有了戶內抽水馬桶，我家廁所突然之間變成了那個街區最後一個戶外廁所。我記得有一天我的三年級老師懷斯先生從學校驅車送我回家，我感到羞愧極了。我請他在我們家前面那座房子的門口停下，聲稱我住在那兒。

我還記得有一天夜裏，當我父親回家，發現母親把門從裏頭反鎖了。他喝醉了酒，我們可以感到他嘎嘎拍門時房子的顫抖。當他強行打開一個窗戶，她就用一個濾鍋砸在他眉頭，把他擊昏了。我們可以看見他躺在草地上。多年以後，我常常拿起濾鍋--它很重，像一根搟面杖--想像這樣的東西敲到頭上該是怎麽個滋味。

這期間我還記得父親把我帶到臥室裏，讓我坐到床上，告訴我，我必須跟拉馮姑媽住一段時間。我不明白我到底做錯了什麽，竟要離家生活。但這事，無論出於什麽原因，還是不了了之了，因為我們最終仍然住在一起，我無須跟著姑媽或別的人一塊生活。

我記得母親把他的威士忌倒進水槽裏，有時她把它全部倒掉，有時怕被發現，就只倒一半，然後兌些水再放回原處。有一次我親口嘗了些他的威士忌，味道糟透了，我想不通竟有人愛喝這種東西。

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汽車，大約在一九四九或一九五○年，我們終於弄了一輛一九三八年出產的福特牌小汽車。但頭一個星期它就掉了一根桿，父親不得不把馬達重新裝配過。

"我們開鎮上最舊的車，"母親說，"他花在汽車修理上的錢足夠我們買一輛卡迪拉克了。"

有一回她在地板上找到別人用的唇膏筒，和一塊花邊手絹。"瞧這個，"她對我說，"準是哪個蕩婦留在車裏的。"

有一次我看見她把一鍋暖水端到已睡著了的父親的臥室裏。她把他的手從被子底下拉出來放到水裏。我站在門口看，我想知道是怎麽回事。"這樣可以使他在睡夢中說出來。"她告訴我。有些事情她需要知道，一些她確信他瞞著她的事情。我小時候，大約每年我們都要坐北海岸有限公司的巴士穿越喀斯喀特山脈，從亞基馬到西雅圖，住在旺斯旅館。我還記得，我們是在一個叫作"晚餐鐘"的酒吧用餐。有一次我們去"伊瓦爾氏蛤店"喝了多杯熱騰騰的蛤肉湯。

一九五六年，我中學畢業那年，父親辭掉了他在亞基馬鋸木廠的工作，在加州北部的鋸木廠小鎮切斯特找到了一份工作。找這份工作的原因，按他那時的說法是不得不找一份時薪較高的，還有就是廠裏含含糊糊承諾再過三兩年他可以當上這個新鋸木廠的頭等鋸木工。但我想，大概是父親逐漸呆不下去了，想到別處碰碰運氣。在亞基馬，一切似乎都有點兒太在預料之中。還有就是一年前，他雙親相隔六個月先後去世。

但就在畢業後幾天，當母親和我打點行裝準備去切斯特，父親來信說他病了一陣子。他不想我們難過，他說，但他被鋸子割傷了，可能是有一丁點兒鋼片留在血管裏。總之，他出了事，不能工作，他說。在同一封信裏有一張那裏一個什麽人附來的未署名的明信片，告訴母親，說我父親快死了，還說他在喝"不摻水的威士忌"。

當我們到達切斯特，父親住在公司的一個活動房屋裏。我一時竟認不出他來。我猜想那一刻我真不想認他了。他瘦得只剩下皮，臉色蒼白，看上去無精打采。他不停地喘氣，看起來已不像我的父親。母親開始哭泣。父親用手臂摟著她，含糊地拍拍她的肩膀，好像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麽要這樣做。我們三個人在活動房裏住下來，我們盡可能地照顧他。然而父親是病了，沒有任何起色。那整個夏天和一部分秋天的時間，我和他一起到鋸木場工作。我們早起一邊聽著收音機，一邊吃雞蛋和烤面包，然後帶上我們的午餐出門。我們都要在早晨八點鐘前入閘，下班前我見不到他。十一月，我到亞基馬，想跟我的女友住得近一些，我已決定要和她結婚了。

他在切斯特的鋸木場工作，一直到翌年二月他在工作中暈倒，被送進醫院。母親問我是否回來幫個手。我從亞基馬坐巴士到切斯特，打算開車送他們回亞基馬。但現在除了生理疾病，父親還患上了精神失常，雖然那時我們還不懂得怎麽稱呼這種病。在返回亞基馬的整個旅程中，他都不說話，哪怕是問他很明白的問題(像"你覺得怎麽樣了，雷蒙德？""你沒事吧，爹?")。假如他跟人溝通的話，他會搖頭或舉手表示他不知道或不在乎。在將近一個月後，他才說了唯一一句話。那是我在俄勒岡一條下坡的砂路上開快車的時候，車子的消音器松了。"你開得太快了。"他說。此後他將近一個月沒說話。

回到亞基馬，一個醫生建議讓我父親去看精神科醫生。母親和父親需要去申請據說是什麽援助，國家會支付看精神科醫生的費用。醫生問我父親："誰是總統？"他要問一個父親能回答的問題。"艾克。"父親說。但他們還是把他安置在瓦利紀念醫院五樓，開始給他做電擊療法。那時我已結婚並快有我自己的家庭了。當我的妻子住進了這家醫院時，父親還被關著。妻子就住在下一層樓，等待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出世。她分娩之後，我上樓把這個消息告訴父親。他們讓我穿過一個鐵門進去，指點我哪裏可以找到他。他坐在一張長沙發上，腿上蓋著毯子。喲，我想，父親到底是怎麽了？我挨著他坐下，告訴他他做了爺爺。過了一會兒他才說道："我感到像個爺爺。"他就說了這些。他沒有笑，也沒有動。他和別的許多人同在一個大房間裏。然後我擁抱他，他哭了起來。不知怎的，他離開了那兒。但接著幾年他都不能工作，整天坐在屋子裏，想接著會發生什麽事，想他一生中到底做了什麽錯事，竟要落到這種地步。母親換了一個比一個差勁的工作。

很久以後，她總是把他住院那段時間以及接下去那幾年，稱為"雷蒙德生病的時候"。"病"這個字對我來說意思已完全不同了。

一九***年，透過一個朋友的幫助，他很幸運地獲得加州克拉馬特一家鋸木場雇用。他自己搬去那兒，以便看看自己能不能應付。他住在離工廠不遠的一個單間小屋，跟他和母親去西部開始共同生活時所住的差不多。他寫潦草的信給母親，當我打電話，她就在話筒裏大聲地讀給我聽。信裏他說生死難卜。他覺得上班的每一天都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但一天比一天更容易過，他告訴她。他讓她向我問好。如果夜裏睡不著，他說，他就會想我以及我們共同度過的美好時光。終於，兩個月後，他恢覆了一點信心。他能夠安心工作而不必再擔心會讓人失望。當他很有把握的時候，他讓母親去找他。

他已經六年沒有幹過活，在那段時間裏他失去一切--房子、車子、家具和電器，包括那個曾使母親感到又驕傲又快樂的大雪櫃。他也失去了他的好名字--雷蒙德．卡弗是個付不起賬單的人--他的自尊丟掉了。他甚至失去了性能力。母親告訴我妻子:"雷蒙德生病的那段時間我們同床睡覺，但不發生關系。他有幾次想要做，但什麽也沒發生。我並不在乎，但我認為他想，你知道的。"

那些年裏我都在努力養自己的家和謀生。但是，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我們不得不頻頻遷徙。我無法跟進父親的生活情狀，但在一個聖誕節，我還是有了一個機會告訴他我想當一個作家。我也完全可以告訴他我想當一個整形外科醫生。"你打算寫些什麽東西？"他想知道。然後，像要幫我解開這難題似的，他說:"寫些你熟悉的事情。寫些關於我們去釣魚的事情。"我說我會的，但我知道我不會。"寫好了給我看看。"他說。我說我會這麽做的，然而我並沒有。我沒有寫任何關於釣魚的事情，我想他並不特別關心我在那些日子裏寫了些什麽，甚至沒必要去了解。此外，他不是一個讀者。怎麽說也不是我心目中的讀者。

隨後他去世了。我住在愛荷華市，離得很遠，還有許多事想跟他說。我沒有機會跟他道別，或者跟他說，我覺得他在新的工作上幹得非常出色，我為他能夠重新振作而感到驕傲等等。母親說他那天晚上下班回來，吃了頓大餐。接著他獨自坐在桌旁喝他那瓶剩下的威士忌--大概一天之後她發現那個瓶子藏在垃圾堆底端的咖啡渣下面--接著他起身去睡覺。一會兒母親也上床跟他睡在一塊兒。但夜裏她不得不起身，在長沙發上打鋪。"他喘得那麽大聲，我沒法睡。"她說。第二天早上她順便瞧一瞧他，他仰臥著，嘴巴張開，臉頰凹陷。臉色蒼白，她說。

她曉得他是死去了--她用不著醫生告訴她這個，但她還是叫了一個醫生，接著給我妻子掛了個電話。

在母親所保存的父親和她自己早年在華盛頓的照片中，有一張是他站在小汽車前面，抓著啤酒瓶和一串魚。照片裏他把帽後端戴到前額上，傻乎乎地咧開嘴笑。我向她要這張照片，她給了我，還給了一些別的。我將它掛在墻上，每次我搬家，就把照片一道帶走，掛在新的墻上。我一次又一次端詳它，試圖從中想點有關父親的事情，也許還有我自己的。但我做不到。

父親越來越遠離我，退回時間裏去。終於，在另一次搬家的過程中，我把照片弄丟了。就是那時候，我試圖回憶它，同時很想說些關於父親的什麽，以及我怎樣覺得在某些重要方面我和父親也許是相似的。寫這首詩的時候，我住在聖弗朗西斯科以南一個城區的一座公寓大樓裏，發現自己也像父親一樣酗酒了。這首詩可以說是試圖重新跟他取得聯系。

我父親二十二歲的照片

十月。在這陰濕的陌生廚房裏

我細看父親那張靦腆的青年人的面孔。

他忸怩地笑著，一手抓著一串

多刺的金鱸，另一只手上

是一瓶嘉士伯啤酒。

穿著牛仔褲和法蘭絨襯衣，他斜靠

在一九三四年出產的福特車擋泥板前。

他想擺出一副勇敢而健壯的姿態給他的後代看，

他的舊帽子搭在耳朵上。

終其一生父親都想敢作敢為。

但眼睛將他出賣，還有那雙

無力地拿著死鱸

和啤酒瓶的手。父親，我愛你，

然而我如何說多謝你，我也不能讓自己不醉，

甚至不知道哪裏可以釣魚。

詩在細節上是真實的，除了父親是死在六月而非如詩中第一個字所說的十月。我想要一個多於一個音節的詞，使它拖得長些。但不僅於此，我想要一個與我寫那首詩的時候所感到的氣氛相稱的月份--一個白天短、光照弱的月份，空氣中有煙霧，萬物雕零。六月意味著夏日夏夜、畢業、我的結婚周年紀念、我的一個孩子的生日。六月不應該是父親死去的月份。

在殯儀館舉行喪禮之後，當我們來到外面，一個我不認識的婦人上前來對我說："他呆在現在那個地方更開心。"我凝視那婦人，直到她離去。我還記得她頭上戴著一個帽子似的小圓塊。

接著父親的一個遠親--我不曉得他的名字--走過來抓著我的手。"我們都懷念他。"他說，我知道他說這話並非出於客套。我開始流淚，這是我聽到父親死訊以來第一次流淚。在此之前我沒法哭。首先是我根本沒時間，現在，我突然抑制不住自己。我抱著妻子哭，她則盡可能地安慰我，在那個夏天的下午。

我聽到人們對我母親說些安慰的話，我很高興父親家族的人都來了，來出席他的葬禮。我想我會記住那天的每一句話和每一件事，也許有一天我會找到一個方式來談它。但我沒有，我已經全忘了，或幾乎全忘了。我所清楚記得的是那個下午我聽見人們頻頻提到我們的名字，父親和我的名字。但我知道他們是在談我父親。雷蒙德，這些人不斷在用我童年聽到的那種美麗的聲音談著。雷蒙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