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回憶

雖然我們大多數人都知道自己出生的日子和地點——我是1902年6月28日出生在維也納上聖伐伊特區的一個名叫希梅爾霍夫的地方，——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們智力生涯是什麼時候又是怎樣開始的。就我的哲學思想發展經過來說，我記得它的一些早期階段。但它確實比我的感情和道德發展要開始得晚。 
我覺得，當我是一個兒童的時候，我有些清教徒的味道，甚至是古板的，雖然這種態度的養成也許是由於我感到我無權參與評價除我以外的任何一個人。在我最早的記憶裡是羨慕我的長者和強者的感情，例如，我羨慕我的表兄艾裡克·施夫，我非常羨慕他比我大一歲，羨慕他的整潔，特別是羨慕他的漂亮的相貌；我總是把漂亮的相貌看成是重要而又難以得到的天賦。 
現在人們經常會聽說兒童生性好惡。我不相信這說法。當我還是一個兒童的時候，我就是美國人所說的那種「多愁善感的人」，而同情又是我所記得的最為強烈的感情之一。我最初經歷的愛的主要成分就是同情，這次經歷發生在我4～5歲的時候。我被送進幼兒園，幼兒園裡有一個美麗的小女孩雙目失明。她的迷人的微笑，她的雙目失明的悲劇，兩者都使我的心碎了。這真是一見鍾情。雖然我只見到過她一次，而且僅僅只有一兩個小時，但我永遠忘不了她。後來再也沒有送我到這個幼兒園去；也許我母親注意到了我那時多麼心煩意亂。 
當我還是一個幼小兒童時，維也納一盆如洗的景像是使我焦慮不安的主要問題之一——以致它幾乎總是在我的腦海裡。現在生活在西方某一個民主國家的人很少有人知道本世紀初貧困意味著什麼：男女老少飢寒交迫，希望渺茫。然而我們兒童對此無能為力。我們所能做的只不過是要幾個銅板去送給那些窮人而已。 
只是在多年之後，我才發現我父親早已為挽救這種局面而長期努力工作，雖然他從來沒有談起這些活動。當時他在兩個委員會工作，這些委員會是無家可歸者的收容所；一個是共濟會分會，管理一個孤兒院，他多年來一直是這個分會的會長，而另一個委員會（不是共濟會的），則為無家可歸的成年人和流離失所的家庭建立和管理的一個龐大機構。（阿道夫·希特勒，早期呆在維也納期間就是收容在後面這個機構——「無家可歸者的收容所」——中的一個人。） 
我父親這項工作得到了出人意料的重視，那時老皇帝封他為弗朗西斯·約瑟夫等級的爵位，這不僅是件必定使人大吃一驚的事，而且必定是個問題。因為雖然我的父親——像大多數奧地利人一樣——尊敬皇帝，但他卻是一個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學派的激進自由主義者，而根本不是一個政府的支持者。 
作為共濟會會員，他甚至還是當時被奧地利政府宣佈為非法的一個團體的成員，儘管弗朗西斯·約瑟夫的匈牙利政府沒有這樣宣佈。因此，共濟會會員們經常越過匈牙利邊界在普雷斯堡（現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發）去接頭。奧地利帝國雖然是君主立憲制，但並不受兩個議會控制：它們無權罷免兩位首相或解散兩個內閣，甚至靠投不信任票也不行。如果可以作一比較，那末，奧地利國會看來似乎比威廉和瑪麗統治下的英國國會更加軟弱無能。當時幾乎沒有什麼牽制和平衡，有的只是嚴厲的政治審查；例如：我父親用西格蒙德·卡爾·弗呂格的筆名寫了一本才華橫溢的政治諷刺作品《公元1903年》，在1904年出版時就被警察查封了，並且一直到1918年仍被列為禁書目錄上。 
儘管如此，在1914年以前的那些日子裡，沙皇俄國西部的歐洲有一種自由主義的氣氛，奧地利也瀰漫著這種氣氛，並且現在看來似乎永遠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毀滅了。維也納大學因有許多真正出類拔萃的教師而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和民主。劇院也是如此，劇院在維也納生活中是重要的——幾乎和音樂一樣重要。皇帝避開一切政黨，並且不把自己和他的任何政府混同起來。的確，他徹底地遵循索侖·基爾凱郭爾給丹麥克裡斯蒂安八世的戒律。

早期的影響

我是在滿屋書香的氣氛下熏陶成長的。我父親西蒙·西格蒙德·卡爾·波普爾博士，像他的兩個兄弟一樣，是維也納大學的法律博士。他有一個大藏書室，那裡到處是書——他的餐室除外，在餐室裡，有一架柏森多夫式的大鋼琴以及許多卷巴哈、海頓、莫扎特、貝多芬、舒爾伯和伯拉姆斯的作品。我父親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同歲——我父親擁有他的著作，並在這些書出版時就已讀過。我父親是一個出席高級法庭的律師和法務官。至於我母親燕妮·波普爾，母家姓施夫，我將在談論音樂的時候更多地講到她。我父親是一個有才華的演說家，我聽到他在法庭上辯護只有一次，那是1924年或1925年，當時我自己是個被告。依我看來，這個案子是再清楚不過的。因此我沒有請父親為我辯護，可他堅持為我辯護，我深感為難。但是他那精練、明確、真誠的演說給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 
我的父親對他的工作十分努力。他一直是維也納最後一任自由派市長卡爾·格合勃爾博士的朋友和夥伴，並且父親接管了他的法律事務所。這個事務所是我們居住的那座大公寓的一部分，它正好位於維也納市中心，大教堂（斯蒂芬教堂）中門的對面。雖然他每天在這個事務所裡工作的時間很長，但實際上與其說他是一個律師，倒不如說他是一個學者。他是一個歷史學家（他的藏書室裡有關歷史的那部分書籍數目相當可觀），尤其對古希臘時期以及18、19世紀感興趣。他寫詩，並且把希臘文和拉丁文的韻文譯成德文。（他很少講這些事。純屬偶然的：有一天我發現荷拉斯的一些歡快的韻文的譯文。他獨特的天賦是明朗的風格和強烈的幽默感。）他對哲學有濃厚的興趣。我一直保存著他的柏拉圖、培根、笛卡兒、斯賓諾莎、洛克、康德、叔本華，以及愛德華·馮·哈特曼的著作；由提奧多·貢佩爾茨（我的父親高度評價他的《希臘思想家》一書）編輯的J．S穆勒選集的德譯本；基爾凱郭爾、尼采、倭伊鏗的大部分著作以及恩斯特·馬赫的著作；弗裡茨·毛特納的《語言的批判》以及奧托·韋寧格的《性別和性格》（這兩本書似乎都對維特根斯坦有些影響）；以及達爾文大部分著作的譯本（他的書房裡掛著達爾文和叔本華的畫像）。當然還有德國、法國、英國、俄國和斯堪的那維亞權威作家的文學作品。但是社會問題是他的主要興趣之一。他不僅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拉薩爾、卡爾·考茨基和愛德華·伯恩斯坦的主要著作，而且還有馬克思的批評家：波姆·巴維克、卡爾·曼格爾、安東·曼格爾、P．A．克魯泡特金以及約瑟夫·波普爾——林克烏斯（顯然是我的一個遠親，因為他出生在科林，我祖父就是這個小城鎮的人）的著作。藏書室還有一個和平主義的專架，上面有貝塔·馮·蘇特納、弗裡德列希·威廉·福斯特以及諾爾曼·安格爾的書籍。 
因此在我能夠閱讀這些書籍以前很久它們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我學會閱讀前不久，我母親讀給我的兩個姐姐和我（我是3個孩子當中最小的一個）聽的第一本書給我留下了深刻而難以磨滅的印象。這是偉大的瑞典作家塞爾瑪·拉格爾呂夫的一本兒童讀物，德譯本頗為優美《小尼爾斯·霍爾格森和雁的奇遇》；英譯本名為《尼爾斯奇遇記》。許多年來，我反覆閱讀這本書，至少一年一次；最後，我可能不止一次地閱讀了塞爾瑪·拉格爾呂夫所有的作品。我不喜歡她的第一部小說《古斯塔·伯爾林》，雖然這本書無疑是十分卓越的。但對我來說她其他的每一本書都是傑作。 
學習閱讀，以及其次學習寫作，當然是一個人智力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事情。任何事情都無法與之比擬，因為，幾乎很少有人（海倫·凱勒大為例外）能夠記得學習說話對他們意味著什麼。我將永遠感謝我的啟蒙老師艾瑪·戈爾德伯格，他教會了我3個R１。我認為，這些是必須教給一個兒童的推一要素；有些兒童為了學習這些甚至不需要別人教。其餘的就是氣氛，以及通過閱讀和思考去學習。 

１即閱讀、寫作和記憶。——譯者注。

除了我的雙親、我的啟蒙老師和塞爾瑪·拉格爾呂夫以外，我認為對我早期智力發展影響最大的是我終生的朋友阿瑟·昂特。他是拿破侖戰爭期間，德國民族主義的著名奠基人之一恩格特·莫裡茨·馮·昂特的一位親戚。而阿瑟·昂特是一個熱情的反民族主義者。雖然他是德國人的後裔，卻出生於莫斯科，並在那裡度過了他的青年時代。他比我大20歲，當我在1912年第一次遇到他時，他已年近30歲。他在裡加大學學習工程學。在1905年未成功的俄國革命中，他曾是學生領袖之一。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同時又是布爾什維克的強烈反對者。從1905年起，他就結識了布爾什維克的某些領導人。他把他們描繪成社會主義的耶穌會教士，就是說，他們做得出犧牲無辜的人、甚至違背他們自己心願的事來，因為偉大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昂特不是一個堅信不移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他認為馬克思是迄今為止最重要的社會主義理論家。他發現我非常願意聽社會主義思想；而我覺得，沒有什麼能夠比結束貧困更為重要的了。 
昂特對恩斯特·馬赫和威廉·奧斯特瓦爾德的門徒們發起的運動也有濃厚的興趣（遠遠超過我的父親）。這個團體的成員自稱為「一元論者」。（與著名的美國雜誌《一元論者》有聯繫，馬赫是這個雜誌的撰稿人。）他們對科學和認識論感興趣，對現在所稱的科學哲學感興趣。在維也納的一元論者中，「半社會主義的」波普爾——林克烏斯有相當多的追隨者，其中包括奧托·紐拉特。 
我讀的第一本關於社會主義的書（可能是在我的朋友昂特的影響下——我的父親是不願意影響我的）是愛德華·貝拉米的《回顧》。我很可能在12歲就已經讀過這本書了，它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昂特帶我參加一元論者組織的去維也納森林的星期日遠足。在這些場合，他解釋和討論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無疑，大部分內容不是我所能理解得了的，但是有趣而振奮人心。 
在一元論者組織的這些星期日遠足中，有一次是在1914年6月28日，當我們接近維也納郊區的時候，已近黃昏，我們聽說大公爵弗朗茨·斐迪南，奧地利的王位繼承人在薩拉熱窩被暗殺。大約在這之後一個星期，我的母親帶著我和我的兩個姐姐到離薩爾茨堡不遠的一個村莊阿爾特——奧塞去過暑假。在那裡，在我過12歲生日的那天，我收到了我父親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說：「很不幸，因為戰爭，」所以他很抱歉不能如願參加我的生日。由於我收到這封信正值奧匈和塞爾維亞正式宣戰之日，所以我父親似乎意識到戰爭已來臨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那年，我正好12歲；戰爭的歲月和戰爭的後果對我的智力發展在任何一方面都是決定性的。它們使我對公認的輿論，尤其是政治見解持批判態度。 
當然，在那個時候是很少有人知道戰爭的含義的。震耳欲聾的愛國主義喧囂響遍全國，甚至我們以前和戰爭販子格格不入的團體的某些成員都捲入了這種喧囂，我的父親感到悲痛和沮喪。但是甚至昂特也能看到一些希望，他希望在俄國發生民主革命。 
後來我常常回憶這些日子。在戰爭之前，我們團體的許多人討論了一些政治理論，那些理論是堅定的和平主義的，至少是對現存秩序進行強烈批判的，他們還對奧德聯盟、對奧地利在巴爾幹尤其是在塞爾維亞的擴張主義政策持批判態度。對於他們突然變成這種政策的支持者，使我大為震驚。 
今天，我對這些事情有了更清楚一些的理解。這不僅是輿論的壓力；而且也是忠誠已經分裂的問題。而且也有恐懼——恐懼暴力措施，在戰爭期間，當局必定會採取這些措施來反對持不同政見者，因為在持不同政見和叛國之間並無絕然分明的界限。但在那時我大為困惑不解。當然，我對德國和法國的社會黨出了什麼毛病：他們的國際主義是如何瓦解的一無所知（在羅歇·馬丁·杜伽爾的《梯玻勒》一書的最後一卷可以找到對這些事情的精彩描述）。 
有幾個星期，在我的學校的戰爭宣傳影響下，我也受到了一點普遍情緒的感染。1914年秋，我寫了一首打油詩《慶祝和平》，我在詩中設想：奧地利人和德國人成功地抵抗了進攻（那時我確信「我們」受到了進攻），詩描繪和歌頌了和平的恢復。儘管這並不是一首十分好戰的詩，但是我很快就對「我們」受到了進攻這種設想而感到慚愧之極。我認識到了奧地利人對塞爾維亞的進攻和德國人對比利時的進攻都是可怕的事情，面龐大的宣傳機器卻試圖使我們相信它們是正義的。1915年-1916年的冬天，我開始確信無疑，在戰前社會主義宣傳的影響下——奧地利和德國的事業是非正義的，我們理應輸掉這場戰爭（所以，正如我天真地論證過的那樣，我們會輸掉這場戰爭）。 
有一天，我想那肯定是在1916年，我拿著一份關於這種觀點的經過充分準備的聲明到父親那裡，但是我發現他的反應比我預料的冷淡。他比我更懷疑這場戰爭的是非曲直和戰爭的結局。當然，他在這兩方面都是正確的，而我顯然用過分簡單化的方式來看待這些事情。然而他十分認真地對待我的觀點，而且在詳盡討論之後，他表示傾向於同意這些觀點。我的朋友昂特也是如此。以後，我幾乎就沒有懷疑了。 
與此同時，我所有夠年齡的堂兄弟們都在奧地利軍隊裡當軍官打仗，我們的許多朋友也是如此。我的母親仍然帶著我們到阿爾卑斯山脈去度暑假，而1916年我們又住在薩爾茨卡梅古特——這一次是在伊施爾，我們在那裡租了一間小屋，這間小屋高高地坐落在長滿樹木的坡上。弗洛伊德的姐姐羅莎·格拉夫和我們在一起，她是我的父母的一個朋友。她的兒子赫爾曼只比我大5歲，在上前線前最後一次休假時，穿著軍服來看望我們。之後不久就傳來了他的死訊。他的母親——以及他的姐姐，弗洛伊德的最受寵愛的侄女——都悲痛欲絕。這使我認識到那些可怕的開列著死亡、受傷和失蹤的人的長串名單的含義。 
不久以後，各種政治問題又暴露出來。舊的奧地利是個多種語言的國家：有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蘭人、南斯拉夫人和講意大利語的人。由於捷克人、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從奧地利軍隊開小差，現在傳聞開始到處散佈。瓦解已經開始。我們家的一個朋友當時正擔任軍法官，他告訴我們有關南斯拉夫運動的情況（他不得不對這個運動進行專門研究），以及有關維也納大學和布拉洛大學的一位哲學家、捷克人的領袖馬薩裡克的事。我們聽到了關於講捷克語的奧地利戰俘在俄國組成的捷克軍隊的事。後來，我們又聽到關於對叛國判處死刑以及由奧地利當局指揮的對有不忠誠嫌疑的人實施恐怖統治的傳說。 （邱仁宗　段娟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