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五日夜我們來到東京，次日定居本鄉菊阪町。二十日我同妻出去，在大森等處跑了一天，傍晚回寓，卻見梁宗岱先生和陳女士已在那裏相候。談次，陳女士說在南京看見報載劉半農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們聽了覺得不相信，徐耀辰先生在座，也說這恐怕又是別一個劉覆吧，但陳女士說報上說的不是劉覆而是劉半農，又說北京大學給他照料治喪，可見這是不會錯的了。我們將離開北京的時候，知道半農往綏遠方面旅行去了，前後不過十日，卻又聽說他病死了已有七天了。世事雖然本來是不可測的，但這實在來得太突然，只覺得出意外，惘然若失而外，別無什麼話可說。

半農和我是十多年的老朋友，這回半農的死對於我是一個老友的喪失，我所感到的也是朋友的哀感，這很難得用筆墨記錄下來。朋友的交情可以深厚，而這種悲哀總是淡泊而平定的，與夫婦子女間沈摯激越者不同，然而這兩者卻是同樣難以文字表示得恰好。假如我同半農要疏一點，那麼我就容易說話，當做一個學者或文人去看，隨意說一番都不要緊。很熟的朋友都只作一整個人看，所知道的又太多了，要想分析想挑選了說極難著手，而且褒貶稍差一點分量，心裏完全明了，就覺得不誠實，比不說還要不好。荏苒四個多月過去了，除了七月二十四日寫了一封信給劉半農的女兒小惠女士外，什麼文章都沒有寫，雖然有三四處定期刊物叫我寫紀念的文章，都謝絕了，因為實在寫不出。九月十四日，半農死後整兩個月，在北京大學舉行追悼會，不得不送一副挽聯，我也只得寫這樣平凡的幾句話去：

十六年爾汝舊交，追憶還在卯字號，

廿余日馳驅大漠，歸來竟作丁令威。

這是很空虛的話，只是儀式上所需的一種裝飾的表示而已。學校決定要我充當致辭者之一，我也不好拒絕，但是我仍是明白我的不勝任，我只能說說臨時想出來的半農的兩種好處。其一是半農的真。他不裝假，肯說話，不投機，不怕罵，一方面卻是天真爛漫，對什麼人都無惡意。其二是半農的雜學。他的專門是語音學，但他的興趣很廣博，文學美術他都喜歡，作詩，寫字，照相、搜書，講文法，談音樂。有人或者嫌他雜，我覺得這正是好處，方面廣，理解多，於處世和治學都有用，不過在思想統一的時代，自然有點不合適。我所能說者也就是極平凡的這寥寥幾句。

前日閱《人間世》第十六期，看見半農遺稿《雙鳳凰專齋小品文》之五十四，讀了很有所感。其題目曰《記硯兄之稱》，文雲：

余與知堂老人每以硯兄相稱，不知者或以為兒時同窗友也。其實余二人相識，余已二十六，豈明已三十三。時余穿魚皮鞋，猶存上海少年滑頭氣，豈明則蓄濃髯，戴大絨帽，披馬夫式大衣，儼然一俄國英雄也。越十年，紅胡入關主政，北新封，《語絲》停，李丹忱捕，余與豈明同避菜廠胡同一友人家。小廂三檻，中為膳食所，左為寢室，席地而臥，右為書室，室僅一桌，桌僅一硯。寢，食，相對枯坐而外，低頭共硯寫文而已，硯兄之稱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許多友來視，能來者余妻豈明妻而外，僅有徐耀辰兄傳遞外間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時民國十六，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歸，今日思之，亦如夢中矣。

這文章寫得頗好，文章裏邊存著作者的性格，讀了如見半農其人。民國六年春間我來北京，在《新青年》上初見半農的文章，那時他還在南方，留下一種很深的印象，這是幾篇《靈霞館筆記》，覺得有清新的生氣，這在別人筆下是沒有的。現在讀這篇遺文，恍然記及十七年前的事，清新的生氣仍在，雖然更加上一點蒼老與著實了。但是時光過得真快，魚皮鞋子的故事在今日活著的人裏，只有我和玄同還知道吧，而菜廠胡同一節說起來也有車過腹痛之感了。前年冬天半農同我談到蒙難紀念，問這是哪一天，我查舊日記，恰巧民國十六年中間有幾個月不曾寫，於是查對《語絲》末期出版月日等等，查出這是在十月二十四，半農就說下回要大舉請客來作紀念，我當然讚成他的提議，去年十月不知道怎麼一混大家都忘記了，今年夏天半農在電話裏還說起，去年可惜忘記了，今年一定要舉行，今年一定要舉行，然而半農在七月十四日就死了，計算到十月二十四日恰是一百天。

昔時筆禍同蒙難，菜廠幽居亦可憐。

算到今年逢百日，寒泉一盞薦君前。

這是我所作的打油詩，九月中只寫了兩首，所以在追悼會上不曾用，今日半農此文，便拿來題在後面。所雲菜廠在北河沿之東，是土肥原的舊居，居停主人即土肥原的後任某少佐也。秋天在東京本想去訪問一下，告訴他半農的消息，後來聽說他在長崎，沒有能見到。

還有一首打油詩，是擬近來很時髦的例陽體的，結果自然是仍舊擬不像，其辭曰：

漫雲一死恩仇諷，海上微聞有笑聲。

空向刀山長作揖，阿旁牛首太猙獰。

半農從前寫過一篇《作揖主義》，反招了許多人的咒罵。我看他實在並不想侵犯別人。但是人家總喜歡罵他，仿佛在他死後還有人罵。本來罵人沒有什麼要緊，何況又是死人，無論罵人或頌揚人，裏邊所表示出來的反正都是自己，我們為了交誼的關系，有時感到不平，實在是一種舊的慣性，倒還是看了自己反省要緊。譬如我現在來寫紀念半農的文章，固然並不想罵他，就是空虛地說上好些好話，於半農了無損益，只是自己出乖露醜。所以我今日只能說這些閑話，說的還是自己，至多是與半農的關系罷了，至於目的雖然仍是紀念半農。半農是我的老朋友之一，我很憚惜他的死。在有些不會趕時髦結識新相好的人，老朋友的喪失實在是最可悼惜的事。

茅盾　我所見的陶行知先生

行知先生是教育家，而且是前進的被統治者視為洪水猛獸的教育家；他的教育理論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場，可以說是人民本位的教育。他的教育理論在我看來，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適應人民的要求而又提高人民的要求。倘用另一方式，這句話便是：做人民的老師同時又做人民的學生。曉莊師範、育才學校，都是陶先生實驗他的理論的事業，從曉莊到育才，我們可以看到陶先生的實驗方式有了改革，但原則上還是一貫的，可以說，因為時代在前進，陶先生對於自己的理論更有自信，同時也有了重要的發展，使其更具徹底性。最近他計劃中的社會大學則是他想把他的理論推到實驗的最高峰，幾乎可以說是推到了近於“烏托邦”。然而社會大學決不是“烏托邦”。他是一種以現實為基礎的可能一步一步實現的理想，然他的整個計劃看起來頗為“羅曼蒂克”，但理論上只是上面說過的那一句平凡的話；適應人民的要求而又提高人民的要求。

看行知先生的外貌，樸實平易，其“不漂亮”與多土氣，比江浙鄉下老秀才更甚，至於一般的上海的小學教員誰都比他漂亮些，洋氣些。這樣一個和“羅曼蒂克”一字是連不起來的。可是我總覺得他是一個“浪漫派”，徹頭徹尾的“浪漫派”。他幹的是教育，但是他的口裏是個“詩人”。他的詩人氣質非常濃厚，他不但寫了許多詩，他的“育才”和“社會大學”也是“詩”，可惜兩者都是未完成的傑作。他謳歌創造，擁護育才，頌揚勞動，他為我們唱未來的理想之歌，用腦用手再不分家，人人能發揮天才，人人能創造。看呀，不是“浪漫派”，敢說這樣天馬行空的話麼——尤其是教育家，尤其是並非徒托空言而在實驗的教育家。

初識行知先生，會覺得他是一位古板的老先生；日子久了，來往多了，你就覺得這位古板的老先生骨子裏是個“頑皮的小孩子”；他日常扁起嘴巴不多發言，好像冷冰冰毫不動感情，但他一開口講演，可真是熱情澎湃，這又是他的詩人氣質之流露。

有人說：正因為行知先生本質上是“浪漫派的詩人”，所以他開創事業的氣魄有余，而發展事業的組織力不足。這批評，在一方面看來，容或可以成立，然而事業之不能盡如理想發展尚有一最大原因，即環境之惡劣。行知先生自辦曉莊以來，無日不受壓迫；他日常忙於籌劃經費，消耗了很多的精力，即如這次他的死，也和他的過分疲勞（為社會大學之經費奔走）有大部分的關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