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世界要建立起屬於21世紀的國際安全機制，就必須超越“均勢”和“集體安全”機制，而安全共同體正是當前維護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的最高級別。中國“共同體外交”同時追求安全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多元文明共同體。其中，利益共同體是基礎，安全共同體是核心，多元文明和諧共生共則是實現前二者的前提。以“共同體外交”贏取周邊國家、區域國家和大國間的合作、安全與和平，取代大國間的地緣政治角逐和“勢力範圍”爭奪，取代“價值觀外交”式的彼此“伐交”，這是中國著眼長遠的明智抉擇，也是中國和平崛起的必然選擇。
2014年的中國外交氣勢足、亮點多，贏得了眾多“點讚”。無論是“大國特色外交”新常態還是“主場外交”與“全球夥伴關系網絡”，都顯示出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政府在外交戰線的奮發有為和開拓進取。中國外長王毅在兩會記者會上總結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特色是“合作共贏”，這一外交的新思路可概括為“共同體外交”，從該角度能夠較為深刻地把握當前中國外交的新思路和新舉措。

當代地緣政治競爭需矯正

歐亞大陸歷來是地緣政治角逐的大局所在，其兩翼面向海上強國。在此地緣政治架構下，20世紀上演了波瀾壯闊的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波及全球的冷戰。但冷戰結束後歷史並未終結，諸大國的地緣戰略依舊未脫20世紀窠臼，在東歐的烏克蘭和東亞的第一島鏈展開新一輪的較量，鹿死誰手猶未定局。

在此背景下，各種地緣政治思潮潛流暗湧，不僅繼續影響甚至主導當今世界某些大國的戰略思維，而且處於邊緣地帶的一些中小國家亦不甘人後，紛紛制定各自的地緣政治戰略，在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中追求大國的保護。

然而，21世紀的世界畢竟發生了巨大變化，傳統地緣政治戰略起作用的時空條件均受到某種程度的限制。今日世界上，繼續追求傳統的地緣政治目標無疑與這個時代的發展方向背道而馳，因而必然受到當代地緣經濟和地緣文化的嚴重制約。

北約“東擴”與俄羅斯經營“勢力範圍”迎頭相撞是當今世界最為引人矚目的地緣沖突，也是導致歐美與俄羅斯關系持續緊張的癥結。延續至今的烏克蘭沖突使東西方均付出巨大代價。作為連接俄羅斯與歐洲的“能源走廊”，烏克蘭原本可以從中大獲其利，卻使自己成為東西方拉鋸戰的犧牲品，可謂“大不智”。歐美不肯節制其東進野心，迫使普京反擊，丟掉克裏米亞可謂“偷雞不成蝕把米”。俄羅斯固執地經營自己的“勢力範圍”更是“代價不菲”。在原油“熊爪”和西方重重制裁之下，盧布持續大幅貶值，俄羅斯經濟接連受創。而如果危機持續，三方之中將沒有贏家，這一結局值得反思。

有了俄羅斯的前車之鑒，崛起中的中國必須謹慎采取所謂的擴張“勢力範圍”戰略。事實上，俄羅斯這條道路中國走不了也走不通。對於崛起的中國而言，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的路徑應當還有其他選擇。追求“勢力範圍”只是其中的一種路徑而已，而且易於遭到周邊或域外國家的“反制”，不僅不能克服“安全困境”取得維護國家安全的作用，反而可能置國家的和平與繁榮於險境。因此，尋求一種不同於營建勢力範圍又切實有效的維護國家安全新思路就是十分緊迫和必要的了。筆者認為，這個新思路就是通過營建“安全共同體”來達到維護國家的安全與繁榮。

超越“均勢”和“集體安全”

“安全共同體”首先是一個社會概念，是新時期新條件下不同國家的相處之道。通過彼此獨立的民族國家持續交往溝通，培育對彼此身份、利益的認知和相互信任，使不同國家和人民對該地區持有可靠的和平預期，以及對共同利益形成新的理解和認知，從而達到維護國家和地區安全治理與經濟繁榮的多重目標。安全共同體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現，在今天則尤其具有積極的和平意義。

19世紀贏得百年和平的歐洲“均勢”外交盡管維持了大國之間的和平，但它是以犧牲弱小國家民族利益為代價的，因此稱不上是“共同體外交”，充其量是“大國共同體”外交。但這一“大國共同體”是極為不穩定的動態平衡關系，不僅沒有消弭局部沖突或戰爭如克裏米亞戰爭，而且使得不斷各大國不得不保持神經緊繃的狀態。因此，盡管均勢外交成功地維持了1815-1914年之間的大國和平，但難以改變其脆弱和平的本質。

20世紀的聯合國集體安全機制是維護普遍和平與安全的國際制度，在控制地區沖突和裁軍與軍控方面發揮了顯著作用。然而，聯合國集體安全制度倚重大國的作用而具有一定的活力，卻對大國之間尤其是超級大國之間的對抗無能為力，因而根本不能克服大國之間的“安全困境”。長達數十年的冷戰更曾使聯合國安理會處於癱瘓狀態，無力阻止兩大超級大國在全球的霸權爭奪和發動代理人戰爭。

因此，今日世界要建立起屬於21世紀的國際安全機制，就必須超越“均勢”和“集體安全”機制，而安全共同體正是當前維護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的最高級別。

“互聯互通”是“共同體外交”的重要標志

具體來說，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是對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的進一步深化，是新形勢下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暨“共同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互聯互通”既是中國“共同體外交”主要內容，又是體現“共同體外交”的重要標志。

顧名思義，“共同體外交”有別於傳統的國家外交。其根本性區別在於：傳統外交的目標是單一的，而“共同體外交”的目標則是“二合一”的，即“共同體外交”追求國家利益和共同體利益的一致性和共通性，擴大共贏的成果，進而實現共同體整體安全與繁榮的多重目標。“互聯互通”是開展“共同體外交”的重要標志。

首先，互聯互通旨與相關國家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同提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能夠鞏固彼此間合作、強化相互間的身份認同和合作習慣，改進相互間的政治、安全及戰略關系，並防止戰略誤判。因此，互聯互通能夠有效增加相關地區國家和人民對和平變化的預期，有利於構建“安全共同體”。

其次，互聯互通是各國實現優勢互補、營建“利益共同體”的起點。後金融危機時代需要“全球善政”，而縮小地區發展差距、提升地區競爭力，使更多的國家塔上經濟全球化發展快車道進而加入全球經濟大循環正是這樣的“全球善政”。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歐共體通過《單一歐洲法令》實現資本、勞務、人員、服務四大要素全面自由流通，大大提速了歐洲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區域國家的互聯互通，無論是基礎設施還是為了尋找新的增長點和培育新競爭優勢的政策溝通，都有益於打破發展瓶頸，促成榮辱相生、休戚與共的利益聯接。

“共同體外交”有別於“價值觀外交”

實踐中的“共同體外交”同時追求“安全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多元文明共同體的和諧共生”。其中，多元文明的“和諧共生”超越單純的和平共存關系，在此基礎上追求多元文明間的交融與多元文明的共同興盛，因而具有嶄新的內涵。

中國的“共同體外交”是在多元文明的背景下展開的，與日本推進的所謂“價值觀共同體”和美國的所謂“價值同盟”截然不同。此類“價值同盟”或“價值觀共同體”對抵觸其價值觀的國家動輒批評、施壓、制裁，或采取戰略上的“先發制人”，對缺乏上述價值的國家則推廣促進這些價值的生根發展，因而是強排他性的共同體。中國的多元文明共同體的和諧共生則強調文明的多樣性和價值的覆合性，因而是強包容性的共同體。

註重政治價值相同或相似的“價值同盟”和“價值觀共同體”，在現實世界上也許更容易形成，但其總體特征卻是意識形態至上和形形色色的語言符號壓制，某種程度上與“種族主義”並無二致，性質上仍是一種圖謀改造、對抗他國的冷戰思維。明乎此，我們也就不用奇怪為何此類共同體往往極力追求地緣政治目標了。

然而，文明進化與發展的邏輯是相互交融而不是固步自封。任何一種文明或文化都不可能獨立存在和單獨發展，不同文化需要相互交流、相互學習、相互借鑒，西方國家的文明或文化也不例外。“價值同盟”和“價值觀共同體”刻意突出與其他文明體的差異，減少甚至阻絕與其他文明平等交流與相互學習、借鑒的機會，自然不利於其文明進化與發展，因而不免有文明衰落之虞。與之相反，中國“共同體外交”致力於多元文明共同體的和諧共生，以開放、包容的姿態相互交融借鑒更有利於各自文明的繁榮興盛。可見，多元文明的“和諧共存”是“共同體外交”的生命力所在。

結論

中國“共同體外交”同時追求安全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多元文明共同體。其中，利益共同體是基礎，安全共同體是核心，多元文明和諧共生共則是實現前二者的前提。以“共同體外交”贏取周邊國家、區域國家和大國間的合作、安全與和平，取代大國間的地緣政治角逐和“勢力範圍”爭奪，取代“價值觀外交”式的彼此“伐交”，這是中國著眼長遠的明智抉擇，也是中國和平崛起的必然選擇。“高者在腹”，如果說中國外交在下一盤圍棋，那麽，“共同體外交”就是中國的“宇宙流”。

中國“共同體外交”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有利於國際和平和地區穩定，同時也符合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利益。但是，“共同體外交”重在互惠互利，更意味著大家的事情大家辦。中國雖然致力於推動共同體建設，仍然需要秉持“不包辦”、“不越位”、“不操之過急”的原則。“共同體外交”具有規範國際行為的示人矩矱作用，但對那些不合作甚至專事破壞的國家和組織亦需保持足夠的警惕和提防，必要的時候不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作者為北京師範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所長，文章轉自澎湃；2015-03-09國際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