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收聽廣播電台的天氣預報，我已確信室內溫度超過人體常溫了。墻壁是熱的，桌椅是熱的，窗戶敞開著卻沒有一絲風，剛用新打的涼水洗浸了頭臉，短暫的一陣舒適之後，熱汗又湧流出來，胸膛裏憋得人簡直要窒息了。

我關了電燈，鎖上門，到河邊上去，那兒也許有點夜風。

古老的鄉村小鎮的街道上，偶爾駛過一輛卡車，雪亮的車燈，照出街道兩邊坐著或躺著納涼的赤膊裸腿的男女。南街那頭兒，傳來一陣弦索聲。拐過街心十字，聲音突然放大了。遠遠看去，一只大燈泡吊在樹杈上，亮光下圍擠著黑壓壓一堆人。我猜定那一戶居民有喪事，請來了樂人，為死者奏樂哩。一個沙啞的男聲和一個清脆的女聲正在對唱：

要斬要斬實要斬！

不能不能萬不能！

……

待我走到跟前，一折戲剛剛唱完，從圍觀者的臉上，我看到了他們得到的滿足。古鎮上的居民，近年間雖然沒有少看傳統秦腔劇目，但仍然願意聽這種不化妝，不動作的對唱，主要是品嘗唱家嗓音裏的那一股味兒的。現在，他們交頭接耳，議論中帶著讚賞，說那女的唱得美。其韻味和西安秦劇團某名旦相比，可以亂真。

我早已不奇怪近年間興起的埋葬死人請樂人唱戲這樣的習俗，卻著實沒有見過女人搭幫當吹鼓手的。在兒時的記憶裏，吹鼓手是屬於三教九流一類人物的，即使十分窮苦的莊稼人也不願將自己的子弟送去掙這種不光彩的錢。吹鼓手活著不能與正經莊稼人通婚，死後不得葬入宗族的官墳。解放後，這些陳規陋俗早已打破，吹鼓手作為一種職業存在不滅。可女人，特別是年輕女人弄這號營生，還沒有親眼看見過。

被市民、農民和拖著長布的孝子圍在中間的，是十數個年齡相差甚遠的一班樂人，每人懷裏都抱著一件樂器，鐃、鈸，邊鼓、板胡、二胡、梆子等。那位女樂人背對著我，短發，渾實的肩臂，雪白的短袖衫。她正用毛巾擦汗，衣領濕透了。

我的心裏微微一動，似乎預感到一點什麼，就從人堆的外圍轉到她的對面，從男人和女人的頭上看過去。她正好放下毛巾，擡起頭來。唔！珍珠，果然是她，我的學生，印象裏比較深的珍珠！這是實在沒有料到的事。

她坐在那裏，坦然而又莊重，沒有羞怯，大約早已習以為常了。任前後左右圍觀的男人指指點點，紛紛議論，她似乎一概聽不見，不予理睬，也不看任何人，只聽著班主小聲暗示著什麼。梆子“嗒嗒”一響，板胡悠揚的音樂跟上來，下一折戲又開始了。

我立即轉身走開，許是不願意在這樣的場合聽珍珠唱戲，許是怕珍珠偶然看見我會使她難堪。心裏卻不知是一股什麼味兒。

星光燦爛，月色朦朧，小河兩岸的楊柳現出山巒一樣的輪廓，發出輕微的嘩響，稻田裏的青蛙在悠悠地叫，螢火蟲一閃一閃，微微的河風從河道上吹下來，夜是這樣靜，隴海路上東來西去的列車隆隆駛過，夜更顯得靜謐了。我坐在柳樹下，看著星光粼粼的河水，點燃一支煙……

兩條又粗又長的黑辮子，胖胖的紫紅的臉膛，兩只黑烏烏的大眼珠，活脫就是兩顆晶瑩的寶石，這是田珍珠。她是班長，又兼著學校文藝演出隊隊長，舞蹈和歌唱，都是學校裏拔尖的。尤其是她表演的秦腔清唱，音色純正，韻味悠長，學校附近村莊喜歡秦腔的農民，聽過她的演唱，是很受歡迎的，熱心地議論，說有這樣好的嗓門，應該到劇團去。

我曾試探過，她說她愛念書，不想去做演員。我很讚成她的志向，因為她不光擅長演唱，學業也很好。

記得有一天後晌，放學了，她抱著一摞作文本，走進教研室，放在我的桌案上，敬過禮，就把書包往後一甩，走去了，剛要出門，坐在門口辦公桌邊的李老師擋住她：

“珍珠，不要走！”

她站住。寶石似的黑眼珠盯著李老師，“有什麼事呀？”

“唱一段戲！”李老師笑著說。

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又回頭看我一眼，似乎在問，唱不唱呢？

李老師是個秦腔迷，自己就會拉板胡，說時已經從墻上取下板胡來，調著弦。

鄭老師是剛從師大畢業的青年教師，也笑著湊熱鬧：“已經下班了，該活動活動，娛樂娛樂了。來啊！”

我笑笑，“唱吧。”

珍珠放下書包，大大方方站得舒暢些，問：“唱什麼，《山花爛漫》？……”

“唱《遊龜山》裏《藏舟》那一段！”李老師點出戲名來。

“那是老古董，現在不準唱！”珍珠說。

“沒事兒。”李老師堅持說，“放學了，誰也聽不見，我們一聽就完了。”說罷，已經拉響板胡，開始了悠揚的“過門”音樂。

珍珠唱起來：

耳聽得譙樓上起了更點，

小舟內，難壞了胡氏鳳蓮。

……

我對秦腔沒有特殊的愛好，聽聽也覺得挺合興味，不聽也無不可。珍珠這段唱腔的韻味，我是從李老師入迷的神態裏間接感受的。他歪著頭，閉著眼，拉著板胡，從臉上的表情看，已經忘記自己是坐在一所鄉村中學的語文教研室裏了，大約已經隨著漁家女兒胡鳳蓮細膩的心理抒情，進入月光下的河邊小舟之上了。

珍珠唱完，彎腰深鞠一躬，背著書包跑了。李老師睜開眼，屋裏只有繞梁的余音。他明顯帶著戲癮未足的遺憾，怏怏地松了板胡弦索，掛在身邊墻壁的釘子上，感嘆著：“這女子她爸她媽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她卻會唱戲，真是天生就的……”

這樣的事在我心裏本來留不下任何記憶的。可是，隨之而來的一場運動把它沖刷出來，竟然成為終生難忘的一件憾事。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鐵帚之下，舉世混沌。筆槍舌劍，唾液濺飛。為了生存，就得殺戮。教師們全都失掉了往日裏文質彬彬的風度，自相殘殺，企圖洗清自己，把一切能抓到的臟物穢什抹到別人臉上去。中學生們理論有限，拳頭出手比文章出手自然更方便些。為了躲避學生的拳頭砸到自己的頭上，於是就有人給學生把方向和目標指向與自己毗鄰的窗戶……

我被第一個推到鬥爭台上。

李老師出面揭發我培養黑苗子，唱才子佳人，到處放毒。似乎不能理解，這卻是事實。人在非常的生活環境裏，會突然亮出你從來沒有見過的那一面。小鄭也出來作證，他和他結成同盟了。現在，李老師點出田珍珠，要她揭發。三人證龜龜是鱉了。

珍珠站在班級的混亂的隊伍中，我不敢擡頭，看不見她的臉，只聽見李老師催促了幾次仍不見珍珠走上台子來。

學生中有人呼起口號：打倒保皇派！

我盼她走上台來。因為對我已經是無所謂了。即使珍珠不承認，也不能使我免罪。我倒是盼她盡快解脫，她是學生。

台下一陣騷動，噓聲、罵聲轟轟而起。我悄悄偷眼一掃，田珍珠從操場上的人窩裏擠出來，奪路奔逃向校門口去了。操場上一陣一陣“打倒保皇”的口號聲把她轟走了。

她大約再沒有到學校來。

李老師得意的時間也不長久，又被別的老師和學生攻倒了……他和我一樣，由學生監押著，在附近農村強迫勞動改造。

翻了一天稻地，我覺得渾身的骨節似乎都松動了。在農民家裏喝了一碗包谷糝，躺在村外打麥場的場房裏的麥草地鋪上，一動也動不了。李老師比我年齡大，身體更差，仰面躺著，半張著嘴，微弱的燈光（十五瓦燈泡）下，那張臉活像一張死人的臉。他比我更吃不消。

村裏的大喇叭傳來響聲，我聽出，是公社文藝隊今晚到這個村子來演出。一個一個時興的節目進行下去，我沒有興趣，卻吵得睡不著。李老師輕輕呻吟著，也是無動於衷地僵死似地躺著，聽著，不管願意不願意。

“刁德一耍的什麼鬼花樣……”

這是正在演出《沙家浜》中《智鬥》那一場頗為精彩的選段。阿慶嫂的扮演者是珍珠。這折戲一開場，我就聽出珍珠的嗓音，心裏一動，靜靜地聽著從倉庫式的場房的小窗戶裏流進來的演唱聲。又聽到田珍珠的嗓音了，我的心裏似乎稍為輕松，她能參加公社文藝隊，肯定再不會因為保皇的臭名而痛苦了。

我看看李老師，半張著的嘴早已合緊，也停止了呻吟。聽到“鬼花樣”這一句對唱唱詞，他忽地從地鋪上躍起，劈啪兩聲關上僅有的兩個小窗的木扇。

“這是樣板戲！”同鋪的郭老師威脅說，站起來，又打開了窗戶木扇，“反正睡不著。”

我似乎一下子意識到某些令人快慰的東西，是一種報覆的心理活動吧。也許是李老師忌諱“刁德一”這個名字，因為學生早已偷偷給他起了這個外號，而且廣為流傳。也許田珍珠悠美剛健的嗓音，現在對於秦腔迷李老師來說，不是一種藝術欣賞的享受，而是一種嘲弄吧！真是自食苦果，此刻誰能為他解脫呢？

我和李老師都被劃成“內部矛盾”，回到學校，又坐在一間辦公室裏，小鄭已經是學校革委會的負責人之一了。我和他，整天進出一個門，誰和誰從來不說一句話。

這天晚飯後，李老師走進我的宿舍，笑笑，一點也不難為情：“咱們談談心。”談心本來是同志們一種自覺的交流感情的需要，那時卻帶有某些令我膽怕的味道，然而又不敢拒絕。不管這場談心成功與否，我和李老師總算說話了。這對我來說，也覺得稍有寬釋，畢竟是在一個辦公室進出。

時過兩天，李老師又約我到他屋子去坐坐，我去了。剛進門，屋裏坐著一位陌生人。李老師介紹說：“我的大哥。”接著告訴我，他的大哥剛剛從縣上調到這個公社來當書記了。

他的大哥很客氣，早已站起，給我遞上一支煙。我受寵若驚。那時節，我是自慚形穢的，能受到公社書記的這樣客氣的禮待，自先誠惶誠恐了。我坐下，對著他劃著的打火機，點著煙，卻不知說什麼好。

李書記間我的家庭狀況，兒女、妻子、父母，工資收入，生活狀況。我盡可能用最簡短的話回說清楚，而且一律都說成“可以湊合”，不需要麻煩打攪別人幫助解決什麼困難。

“公社搞了一批機動糧，解決機關裏一些同志家庭吃糧的困難，你晚上帶一條口袋，到公社會計那兒去。”李書記說，“我給他招呼一聲。”

“我家糧食夠吃的。”我說，“感謝您關照。”

“我聽他說你家吃糧很緊張。”李書記指著他弟弟李老師說，“我聽他說你是個好人，你們關系不錯，所以……不要客氣。”

我不敢再拒絕了，這裏頭似乎牽扯到我和李老師剛剛經過談心所取得的感情和關系上的初步彌合……

“要不是這樣吧！”李書記站起來，“我給你們弄好，放在我的房子，你回家時從我那兒帶走，免得在學校造成影響。”隨之給他家老二說，“晚上你把口袋送到公社去。”

也許是李老師對於《藏舟》事件果然懊悔了，以此來補救他的良心？李老師去公社給他大哥送口袋去了，我坐在房子裏，很不安靜，左猜右想。如果不是良心發現，何以又要給我弄這些糧食，而且是公家牌價。當時的糧食，那是緊張而又緊張的。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可以不必再計較了，作為特殊的社會環境中的不正常現象，予以忘卻。

“嗒嗒嗒。”

有人敲門。

我拉開門，珍珠站在門口，正在月亮光裏鎖車子。

“我來請你給我出點主意。”珍珠一坐下，似乎很急，氣也有點喘。

我給她倒下一杯開水，放在桌上。

她變了，幾年不見，已經完全由一個小姑娘長成一位俊秀的大姑娘了。她似乎知道自己長得出眾，所以更多一層拘謹，比唱《藏舟》時拘謹多了。

她的豐滿的額頭上撲散著劉海，兩道黑黑的眉毛朝鼻梁上方擠來，眼裏現出一絲焦灼的粉紅絲膜。什麼事難為她了呢？

“公社調來了一位李書記。老師，你認識他嗎？”

“見過一面。”

她頓一頓，揚起頭，像是下了決心：

“他托人給我提親……”

“和誰？”我問。

“他兒子。”

“噢！”我問，“你沒見過嗎？”

“見了。”珍珠說，“是個跛子。”

“噢！”我一驚，又問，“人品怎樣？”

“流裏流氣，都二十八了。”珍珠說，“那天，介紹人把他引到我屋，三句話沒說完，就動手動腳……”

我的心失掉了平穩，砰砰跳了。可是，婚姻之事，我怎麼說呢？想想，我忍住氣說：“這是你的事，由你做主，自己做主吧。”暗示是很清楚的。

“我的主意沒亂。”珍珠說，“我爸我媽都很害怕，要我答應這樁事呢！”

“你父母都是社員，務莊稼的，怕什麼？”我說。

“聽人說，李書記原先給兒子強訂一個媳婦，女方不願意，父母倒黴了，尋縫找岔，開會批鬥，老漢氣瘋了！”

“你要征求我的意見……我說……”我說不順暢，心裏憋得慌，“自己一定要有主意。”

珍珠感激地點點頭，流出淚花來，說：“你要有空，到我屋，給我爸我媽開導開導。”

“行。”我說。

珍珠走了。我送她到校門口，看著她在月亮下漸漸模糊的身影，長長籲出一口惡氣。

剛回到屋裏，一支煙沒抽完，李老師進來了。他笑著，親熱地笑著，活像刁德一。我知道他和他的書記哥給我糧食的原因了，也明白他找我談心的真實動機了。果然，他一開口，就說到婚事上來：

“那女子信賴你，你是班主任，給咱侄兒幫幫忙。我和家兄日後給你幫忙……”

我真想說：把口袋給我！立即給我！那樣的麥子我能吃下去嗎？想想，這要壞事的。不僅我日後有難以預料的禍事，而且可能給珍珠帶來更糟的結局。我裝出笑臉，哈哈笑著，欣然應允：“只要李老師瞧得起，我跑一步路怕啥？事情辦成辦不成，我盡心跑路！你放心！”

我在第二天晚上，去到田灣村，我狠狠地批評了那一對糊塗膽小的夫婦，又和他們商量出一些可能出現麻煩時的對策：倆老人繼續裝糊塗，萬事由珍珠做主！

“倆老人滿心歡喜，珍珠還不通。”我給李老師匯報此行的收獲，“慢慢來吧！”

不久，我調走了，到了這個鄉村古鎮的中學。珍珠的事雖令人惦念，但結果是早就清楚的。

過了兩年，見到田灣村另一個學生，談到珍珠，說是她結婚了，就和原來班裏一位同學劉鴻年結婚了。劉鴻年是個在我印象裏很好的學生，他們的結合，該是美滿的，我心裏釋然了。

她怎麼幹起吹鼓手的營生來了呢？

夜很靜，熱氣漸漸退去了，夜氣涼涼的，我走過小鎮回家的時候，從那家門裏傳來弦索和隱隱的唱戲的聲音。中夜以後，按習俗該是在死者的靈柩前頭奏樂唱戲了，直到天明。

我坐在屋子看書，有人敲門。

“老師，讓我好找！”珍珠進來了，“早都聽說你在這兒，總是沒機會見你。人埋完了，我也完事了，打聽了幾個人，才問到這兒來。”

她大約三十多歲了，有一股強悍的氣息。臉上淌著汗，撲著黃土，不用我招呼，自己從竹桿上抽下毛巾，在臉盆裏洗。

“我當吹鼓手了，老師！學生給你丟臉了！”她洗畢，坐下，自己這樣解嘲說，“人都想門道掙錢。我憑我的嗓子掙錢，不偷不搶，管它名聲好聽不好聽。”

我給她沏下一杯茶，很想得知我走後她的婚姻問題，倒不在乎她做吹鼓手丟人不丟人。

“李書記給我許願，保證給我解決工作問題。我不想要這樣的工作，回絕了。那個跛子又往我屋跑了幾次，我一見他來，就從後門溜走，整整一天不回家。這樣也不是辦法，跛子最後一次來，我把他從門裏推出去，把點心和酒瓶，扔到街巷去！跛子腳下不穩，在門外滾倒了。他爬起來胡叫亂罵。我關著門，在院子裏氣得打顫。我村的鄉黨動了氣，小夥子們把他轟出村去了。

“李書記惱了，把我的黨員審批表退回支部來。老支書悄悄給我說：‘以後再說吧！’我心裏清自，李書記在我們公社，我入不了黨了。

“第二年，甘肅一家縣劇團到西安招收秦腔演員，我去報考，選中了。劇團的人到公社來給我辦手續，李書記眼窩一瞪，手一揮，說我這不好，那也壞，把人家攆走了。我念書那時候，還不想當演員呢，這會兒想當卻弄不成了。連公社機關的幹部也氣恨，下鄉到俺村來，也罵他，說人家珍珠這不好，那不好，你為啥還給你兒子戀媳婦？狐貍吃不著葡萄，就罵葡萄是酸的！

“我和鴻年結婚了，窮是窮，心裏踏實。現時有倆娃娃了。”

她敘說著，似乎有點氣，卻不甚厲害，像是已經很久遠的事，沒有任何動氣的必要了。我就信口說：“還好，沒有出大的亂子。我還擔心那人給你搜事整人呢！”

“我後來知道，他調到咱公社當書記，就是先前給兒子逼著訂人家一個姑娘，在原先那個公社搞臭了，才調到我們公社來，在我這件婚事上，他不敢像先前那樣明目張膽……”

“唔。”我問，“你家裏現在生活怎麼樣？農村政策寬了，好一些了吧？”

“生活好多了。”珍珠說，“我和鴻年包了五畝地，今年夏糧收了三千斤麥子，兩年也吃不完。他在家種地，閑時養蜂養雞，一年收入成千塊。我跟上這些人搭班唱戲，一年也能掙成千塊錢呢！”

“能掙這麼多嗎？”我暗暗一驚。

“能。一天一夜，給死人唱七八折戲，掙二三十塊錢。一月至少有五六次，冬天喪事更多些，常是從這家唱畢，又趕到那家。”珍珠說，似乎很得意，“人說當吹鼓手丟人，我開頭也覺得羞愧，時間長了，慣了。老師，你看，我弄這事丟人嗎？”

我回答不了，勉強應付著笑笑。

“我才不管丟人不丟人，反正是憑出力唱戲掙錢。”她自己回答說，“我不偷不搶，不貪汙不受賄，我比那些人光榮！現在，不比念書那陣兒了，要養娃娃，要過日子，要掙錢！”

我不想評論吹鼓手比貪汙受賄到底光榮多少，卻是深深感到，坐在我面前的珍珠，已經不是在我當班主任時候的那個珍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