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承誌（1948～），北京人，作家。著有小說《老橋》、《北方的河》、《黑駿馬》、《金牧場》，散文集《綠風土》等。

前兩年，元史界和北方民族史界的同行們曾籌劃為南京大學教授、我國元史研究會會長韓儒林先生紀念八十壽辰，出版一本元史蒙古史論文集。但工作正在進行之中，韓先生卻溘然辭世，旨在慶賀的論文集變成了追悼論文集。

今年，我們又籌備為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八十周年、從事學術活動五十周年編輯一本論文集；可是歷史又重演了——翁先生竟也在酷暑之際，不留一言，突然棄我們而去，使我們又只能出版一本追悼論文集了！

至少我感到，大樹倒了。一個值得註意的時代，一個失去長者的時代已經在悄悄地開始。在長者逝去以後，我不願讓自己的文字因規循俗而乖巧、而奉承；也不願在恩師故世之際囁囁嚅嚅作孝子態，我寧願繼續在先生的靈前照舊童言無忌，以求獲得我受業於他的最後一課。

翁先生是一位學者，但他作為學者的一生也許是悲劇。我認識的翁先生是一位老人；他作為一位老人卻擁有著無愧的暮年。

翁先生個人的著述很少。除了他在哈佛留學期間用英文發表的《元史〈愛薛傳〉研究》（一本研究元代中國與歐洲關系的著作）之外，論文很少。其中最重要的《元典章譯語集釋》（燕京學報三十，1946），僅作了幾個詞條，顯然是一件未完之作。翁先生的論文幾乎都發表於40年代末期，那以後，先是繁重的教育工作，再是繁重的學術組織工作——吞沒了他的精力和健康，也吞沒了他作為一位學者應有的著作。

在他生命的最後七八年間，我總感到：他似乎下定決定不再著述。

從1978年我考上他的研究生以來，我和同學們不知多少次表示願做助手，願為先生留下一本傳世之作竭盡全力。但他總是微微地搖搖頭，默默地吸著他著名的煙鬥。他那神態使我內心感到一種震驚，我覺得他似乎看透了一切：包括我們的熱心，包括學術著作本身。

我覺得他的那種神態平衡著我的年輕好勝的沖動。但我畢竟是我；1983年我在日本東洋文庫進行中北亞歷史研究時，我曾向一些極著名的日本教授談到翁先生是我的導師。但他們的問話使我終生難忘。他們說：“哦，是嗎？我怎麼不知道您的老師，他有什麼著作？”

我覺得自尊心受了重重的傷害。著作，著作就是一切！我簡直是在咬牙切齒地這樣想著、寫著。

但翁先生仍默默地噙著他的大煙鬥。在他那殘破而昏暗的室內，時間在無言中流逝。黯淡的光線映著他的臉，我覺得那臉上現出了一種堅毅。

惜墨真的勝於惜金。

先生不著作。

然而，在他殫精竭慮的領導下，中華書局點校本《元史》已經飲譽海內外。伊兒汗——波斯史料《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的漢譯本已在我國出版。內蒙古學者對元代另一巨著《元典章》元刊本的點校已經開始。基本史料整理，骨幹隊伍建設，都已初現規模。翁先生一貫堅持的思想已經在我國蒙元史研究界日益清晰地成為現實。但上述這些本不該由我來寫；我知道在這些學業大計的背後，有多少學者在感懷著他們與翁先生之間的故事。那些故事使人們在漫長而枯寂的勞累中，體會到了一種純凈和崇高。

翁先生家門大開，不拒三教九流之客。

我曾經陪著翁先生和外國學者談話。他握著煙鬥，用英語和他們慢聲閑談，但只要聽到書名和論文的題目，他馬上打斷談話，當場要求把那名字寫在紙上，然後仔細問清內容。這時他的小外孫女領著一個同學進來了，她們大概剛上初中，做不出一道英文作業題。翁先生抽出他數不清的辭典中的一本，他給那兩個小孩講解時的神情和主持學術會議完全一樣。小姑娘走了，我看見翁先生臉上有一絲快意，也看見外賓臉上浮著驚訝的神色。

翁先生晚年慎於署名著述的態度近於神秘。

無論是我們同學，或是學術界一些同誌，往往在自己的論文末尾註明“在翁獨健先生指導下”之類的話。這並非恭維，因為翁先生確實細致地關心著他知道的每篇文章，但翁先生一視同仁，一律提筆劃掉那句話——他劃掉那句話時的那神態簡直使人無法理解。

但是，在告別遺體時，當我看到數不盡的學者、青年、前地下黨員、工人都在慟哭，為一位哈佛大學博士、燕京大學代理校長、中國蒙古史學會理事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亞文化研究協會副主席失聲慟哭時，我突然想：

——作品真的就是一切麼？

也許，有的青年在他人生途中需要一位導師。常常是，有幸遭逢的一席話甚至一句話就能推動人生的一次飛躍，“導師”的意義就在於此。

我在翁先生面前肆無忌憚。我激烈地咒天怨地。我發泄地攻擊批評。我發現了一條新史料欣喜若狂絮絮不休。我寫作時需要去找翁先生說個痛快才能繼續。翁先生總是端著他的大煙鬥，心平氣和地聽著，即使插上幾句也全是商量口吻。我特別興奮的一次是在《文史》上發表了關於天山硇砂的文章之後，那次我對先生說，不管怎樣我總算搞出了一篇肯定是正確的文章，因為我利用的不只是史料而且利用了地質資料館的“物證”，翁先生聽著，不加評價，表情也很淡然，但是後來，我胡扯中說了一句：

“日本有個古代雅利安博物館——”

翁先生問：“什麼？”

我愚蠢地又說：“古代‘窩、利、安、特’博物館。古代雅利安——”

翁先生懷疑地望望我。他指指書架說：“那本字典。”

翁先生用他那本我也有的《日語外來語辭典》查了我那個“窩利安特雅利安”——

Orient，東方。

我挨了整整一個小時訓斥。翁先生在那一小時裏的嚴厲、厭惡、忿忿不滿的神情至今像是還在剝著我的皮肉。後來，有時我聽見文學界一些朋友嘴裏掛著“感覺”、“特棒”、“文化學”等等詞兒時，我喜歡擡上一杠：

“哪兒棒啦？什麼文化？我怎麼不懂呀！”

這種擡杠源於那一小時，我已經感到這種擡杠（當然更多是默不做聲的）使我收益非淺。

在學問上，我是翁先生的不肖之徒。記得1979年初，我終於沒有瞞住，而讓翁先生讀了我的第一篇小說以後，我使勁解釋說，寫著玩兒的，休息時寫的，我不會耽誤功課，而翁先生沈吟了一下，說道：

“你會成為個作家。”

他的口氣中沒有一絲不同意。我覺得他這個人沒有一絲幹涉學生、幹涉別人的選擇的習慣。他只是平靜地發表了一下他對我觀察的見解而已。

1985年年底，我鼓足勇氣請求翁先生為我的小說集《北方的河》題寫書名。我沒有表白我鼓足勇氣的原因；沒有說一句我對這本集子的自負、珍惜和我盼望能和先生之間留下一點紀念的心情。

翁先生已經捉不牢手裏的筆。在他那間永遠昏暗的陰冷的屋裏，我看見這白發蒼蒼、生命已屆遲暮的老人顫抖著，用硬重的筆觸為我寫下了“北方的河”這四個年輕的字。

他看不到這本書了。

翁先生在暮年下定決心不著述，這於我是一個深奧的謎。我因為不能悟透這個謎，所以總覺得作品重於一切。但有時我又覺得這裏的矛盾並不存在，我們師生其實是在完成著同一個過程，更古怪的是，我雖然年齡尚小卻禁不住地總在思想暮年，也許是先生的暮年給我的印象太深了。

是的，生命易老，人終有暮，更重要的應該是暮年的無愧。學術會被後代刷新，著作會被歷史淹沒，不是所有學者教授都能受到那樣的敬重，也不是所有白紙黑字都能受到那樣的敬重的。這是一種現世思想呢？還是一種來世思想？——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能有一個像翁先生那樣的暮年，是件很難的事，也是件輝煌的事。

在聽到翁獨健先生逝世噩耗的那一夜，我覺得我該做點功課紀念自己的導師。我打算寫一篇嚴謹紮實的蒙古史論文；但寫成的卻又是一篇小說。我寫了我國蒙古族牧人活動的最西極邊境——伊犁的一個名叫波馬的地方的日落景象，然後填上了一個題目：《輝煌的波馬》。

我相信，先生是會原諒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