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梯是那樣長，好象讓我順著一條小道爬上天頂。其實只是三層樓，也實在無力了。手扶著樓欄，努力拔著兩條顫顫的，不屬於我的腿，升上幾步，手也開始和腿一般顫。

　　等我走進那個房間的時候，和受辱的孩子似的偎上床去，用袖口慢慢擦著臉。他——郎華，我的情人，那時候他還是我的情人，他問我了：“你哭了嗎？”

　　“為什麽哭呢？我擦的是汗呀，不是眼淚呀！”

　　不知是幾分鐘過後，我才發現這個房間是如此的白，棚頂是斜坡的棚頂，除了一張床，地下有一張桌子，一圍藤椅。離開床沿用不到兩步可以摸到桌子和椅子。開門時，那更方便，一張門扇躺在床上可以打開。住在這白色的小室，我好象住在幔帳中一般。我口渴，我說：“我應該喝一點水吧！”

　　他要為我倒水時，他非常著慌，兩條眉毛好象要連接起來，在鼻子的上端扭動了好幾下：“怎樣喝呢？用什麽喝？”

　　桌子上除了一塊潔白的桌布，幹凈得連灰塵都不存在。

　　我有點昏迷，躺在床上聽他和茶房在過道說了些時，又聽到門響，他來到床邊。我想他一定舉著杯子在床邊，卻不，他的手兩面卻分張著：

　　“用什麽喝？可以吧？用臉盆來喝吧！”

　　他去拿藤椅上放著才帶來的臉盆時，毛巾下面刷牙缸被他發現，於是拿著刷牙缸走去。

　　旅館的過道是那樣寂靜，我聽他踏著地板來了。

　　正在喝著水，一只手指抵在白床單上，我用發顫的手指撫來撫去。他說：

　　“你躺下吧！太累了。”

　　我躺下也是用手指撫來撫去，床單有突起的花紋，並且白得有些閃我的眼睛，心想：不錯的，自己正是沒有床單。我心想的話他卻說出了！

　　“我想我們是要睡空床板的，現在連枕頭都有。”說著，他拍打我枕在頭下的枕頭。

　　“咯咯——”有人打門，進來一個高大的俄國女茶房，身後又進來一個中國茶房：

　　“也租鋪蓋嗎？”

　　“租的。”

　　“五角錢一天。”

　　“不租。”“不租。”我也說不租，郎華也說不租。

　　那女人動手去收拾：軟枕，床單，就連桌布她也從桌子扯下去。床單夾在她的腋下。一切都夾在她的腋下。一秒鐘，這潔白的小室跟隨她花色的包頭巾一同消失去。

　　我雖然是腿顫，雖然肚子餓得那樣空，我也要站起來，打開柳條箱去拿自己的被子。

　　小室被劫了一樣，床上一張腫脹的草褥赤現在那裏，破木桌一些黑點和白圈顯露出來，大藤椅也好象跟著變了顏色。

　　晚飯以前，我們就在草褥上吻著抱著過的。

　　晚飯就在桌子上擺著，黑“列巴”和白鹽。

　　晚飯以後，事件就開始了：

　　開門進來三四個人，黑衣裳，掛著槍，掛著刀。進來先拿住郎華的兩臂，他正赤著胸膛在洗臉，兩手還是濕著。他們那些人，把箱子弄開，翻揚了一陣：

　　“旅館報告你帶槍，沒帶嗎？”那個掛刀的人問。隨後那人在床下扒得了一個長紙卷，裏面卷的是一支劍。他打開，抖著劍柄的紅穗頭：

　　“你哪裏來的這個？”

　　停在門口那個去報告的俄國管事，揮著手，急得漲紅了臉。

　　警察要帶郎華到局子裏去。他也預備跟他們去，嘴裏不住地說：“為什麽單獨用這種方式檢查我？妨礙我？”

　　最後警察溫和下來，他的兩臂被放開，可是他忘記了穿衣裳，他濕水的手也幹了。

　　原因日間那白俄來取房錢，一日兩元，一月60元。我們只有五元錢。馬車錢來時去掉五角。那白俄說：

　　“你的房錢，給！”他好象知道我們沒有錢似的，他好象是很著忙，怕是我們跑走一樣。他拿到手中兩元票子又說：“60元一月，明天給！”原來包租一月30元，為了松花江漲水才有這樣的房價。如此，他搖手瞪眼地說：“你的明天搬走，你的明天走！”

　　郎華說：“不走，不走……”

　　“不走不行，我是經理。”

　　郎華從床下取出劍來，指著白俄：

　　“你快給我走開，不然，我宰了你。”

　　他慌張著跑出去了，去報告警察，說我們帶著兇器，其實劍裹在紙裏，那人以為是大槍，而不知是一支劍。

　　結果警察帶劍走了，他說：“日本憲兵若是發現你有劍，那你非吃虧不可，了不得的，說你是大刀會。我替你寄存一夜，明天你來取。”

　　警察走了以後，閉了燈，鎖上門，街燈的光亮從小窗口跑下來，淒淒淡淡的，我們睡了。在睡中不住想：警察是中國人，倒比日本憲兵強得多啊！

　　天明了，是第二天，從朋友處被逐出來是第二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