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1934～），河北南皮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說集《王蒙短篇小說集》，長篇小說《青春萬歲》，散文集《桔黃色的夢》、《訪蘇心潮》等。

我不是什麽豪飲者。“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暢飲三百杯”的紀錄不但沒有創造過，連想也不敢想。只是“文化大革命”那十幾年，在新疆，我不但窮極無聊地學會了吸煙，吸過各種牌子的煙，置辦過“煙具”——煙斗、煙嘴、煙荷包（裝新疆的馬合煙用）；也頗有興味地喝了幾年酒，喝醉過若干次。

窮極無聊。是的，那歲月的最大痛苦是窮極無聊，是死一樣地活著與活著死去。死去你的心，創造之心，思考之心，報國之心；死去你的情，任何激情都是可疑的或者有罪的；死去你的回憶——過去的一切如黑洞，慘不忍睹；死去你的想像——任何想像似乎都只能帶來危險和痛苦。

然而還是活著，活著也總還有活著的快樂。比如學、說、讀維吾爾語，比如自己養的母雞下了蛋——還有一次竟孵出了10只歡蹦亂跳的雞雛。比如自制酸牛奶——質量不穩定，但總是可以喝到肚裏；實在喝不下去了，就拿去發面，仍然物盡其用。比如，也比如飲酒。

飲酒，當知道某次聚會要飲酒的時候便已有了三分興奮了。未飲三分醉，將飲已動情。我說的聚會是維吾爾農民的聚會。誰家做東，便把大家請到他家去，大家靠墻圍坐在花氈子上，中間鋪上一塊布單，稱作“dastirhan”。維吾爾人大多不喜用家具，一切飲食、待客、休息、睡眠，全部在鋪在矮炕上的氈子（講究的則是地毯）上進行。氈子上鋪上了幹凈的“dastirhan”，就成了大飯桌了。然後大家吃饢（一種烤餅），喝奶茶。吃飽了再喝酒，這種喝法有利於保養腸胃。

維吾爾人的圍坐喝酒總是與說笑話、唱歌與彈奏二弦琴（都塔爾）結合起來。他們特別喜歡你一言我一語地詞帶雙關地笑謔。他們常常有各自的諢名，拿對方的諢名取笑便是最最自然的話題。每句笑謔都會引起一種爆發式的大笑，笑到一定時候，任何一句話都會引起這種起哄作亂式的大笑大鬧。為大笑大鬧開路，是飲酒的一大功能。這些談話有時候帶有相互挑戰和比賽的性質，特別是遇到兩三個善於詞令的人坐在一起，立刻唇槍舌劍，你來我往，話帶機鋒地較量起來，常常是大戰八十回合不分勝負。旁邊的人隨著說幾句幫腔捧哏的話，就像在鬥毆中“拉便宜手”一樣，不冒風險，卻也分享了戰鬥的豪情與勝利的榮耀。

玩笑之中也常常有“葷”話上場，最上乘的是似素實葷的話。如果講得太露太黃，便會受到大家的皺眉、搖頭、嘆氣與幹脆制止，講這種話的人是犯規和丟分的。另一種犯規和丟分的表現是因為招架不住旁人的笑謔而真的動起火來，表現出粗魯不遜，這會被責為“qidamas”——受不了，即心胸狹窄、女人氣。對了，忘了說了，這種聚會都是清一色的男性。

參加這樣的交談能引起我極大的興趣。因為自己無聊。因為交談的內容很好笑，氣氛很火熱，思路及方式頗具民俗學、文化學的價值。更因為這是我學習維吾爾語的好機會，我堅信參加一次這樣的交談比在大學維語系裏上教授的3節課收獲要大得多。

此後，當有人問我學習維吾爾語的經驗的時候，我便開玩笑說：“要學習維吾爾語，就要和維吾爾人坐到一起，喝上它一頓、兩頓白酒才成！”

是的，在一個百無聊賴的時期，在一個戰戰兢兢的時期，酒幾乎成了惟一的能使人獲得一點興奮和輕松的源泉。非漢民族的飲酒聚會，似乎在瘋狂的人造階級鬥爭中，提醒人們註意人們仍然有過並且沒有完全滅絕太平地、愉快地享受生活的經驗。飲食滿足的是腸胃的需要，酒滿足的是精神的需要，是放松一下興奮一下鬧騰一下的需要，是哪怕一刻間忘記那些人皆有之的，於我尤烈的政治上的麻煩、壓力的需要。在飲下酒兩三杯以後，似乎人和人的關系變得輕松了乃至靠擾了。人變得想說話，話變得多了。這是多麽好啊！

一些作家朋友最喜歡談論的是飲酒的四個階段：第一階段飲者像猴子，變得活潑、殷勤、好動。第二階段像孔雀，飲者得意洋洋，開始炫耀吹噓。第三階段像老虎，飲者怒吼長嘯、氣勢磅礴。第四階段是豬。據說這個說法來自非洲。真是惟妙惟肖！而在“文革”中像老鼠一樣生活著的我們，多麽希望有一刻成為猴子，成為孔雀，成為老虎，哪怕最後爛醉如泥，成為一頭豬啊！

我也有過幾次喝酒至醉的經驗，雖然，許多人在我喝酒與不喝酒的時候都頻頻誇獎我的自制能力與分寸感，不僅僅是對於喝酒。

真正喝醉了的境界是超階段的，是不接受分期的。醉就是醉，不是猴子，不是孔雀，不是老虎，也不是豬。或者既是猴子，也是孔雀，還是老虎與豬，更是喝醉了的自己，是一個瞬間麻痹了的生命。

有一次喝醉了以後我仍然騎上自行車穿過鬧市區回到家裏。我當時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是醉（據說這就和一個精神病人能反省和審視自己的精神異常一樣，說明沒有大醉或大病）了，意識到酒後冬夜在鬧市騎單車的危險。今天可一定不要出車禍呀！出了車禍一切就都完！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身體平衡！一定要躲避來往的車輛！看，對面的一輛汽車來了……一面騎車一面不斷地提醒著自己，忘記了其他的一切。等回到家，我把車一扔，又是哭又是叫……

有一次我小醉之後異想天開去打乒乓球。每球必輸。終於意識到，喝醉了去打球，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喝醉了便全不在乎輸贏，這倒是醉的妙處了。

還有一次小醉之後我騎著單車見到一株大樹，便棄車扶樹而俯身笑個不住。這個醉態該是美的吧？

最妙的一次醉酒是70年代初期在烏魯木齊郊區上“五·七”幹校的時候。那時候我的家還丟在伊犁。我常常和幾個伊犁出生的少數民族朋友一起談論伊犁，表達一種思鄉的情緒，也表達一種對於自己所在單位前自治區文聯與當時的烏拉泊幹校“一連”的沒完沒了的政治學習與揭發批判的厭倦。一次和這幾個朋友在除夕之夜一起痛飲。喝到已醉，朋友們安慰我說：“老王，咱們一起回伊犁吧！”據說我當時立即斷然否定，並且用右手敲著桌子大喊：“不，我想的並不是回伊犁！”我的醉話使朋友們愕然，他們面面相覷，並且事後告訴我說，他們從我的話中體味到了一些別的含義。而我大睡一覺醒來，完全、徹底、幹凈地忘掉了這件事。當朋友們告訴我醉後說了什麽的時候，我自己不但不能記憶，也不能理解，甚至不能相信。但是我看到了受傷的右手，又看到了被我敲壞了桌面的桌子。顯然，頭一個晚上是醉了，真的醉了。

好好的一個人，為什麽要花錢買醉，一醉方休，追求一種不清醒不正常不自覺渾渾噩噩莫知所以的精神狀態呢？這在本質上是不是與吸毒有共通之處呢？當然，吸毒犯法，理應受到嚴厲的打擊。酗酒非禮，至多遭受一些物議。我不是從法學或者倫理學的觀點來思考這個問題，而是從人類的自我與人類的處境的觀點上提出這個問題的。

面對一個喝得醉，醉得癲狂的人我常常感覺到自我的痛苦，生命的痛苦。對於自我的意識為人類帶來多少痛苦！這是生命的靈性，也是生命的負擔。這是人優於一塊石頭的地方，也是人苦於一塊石頭之處。人生與社會為人類帶來多少痛苦！追求宗教也罷，追求（某些情況下）藝術也罷，追求學問也罷，追求美酒的一醉也罷，不都含有緩解一下自我的緊張與壓迫的動機嗎？不都表現了人們在一瞬間寧願認同一只猴兒、一只孔雀、一只虎或者一頭豬的動機嗎？當然，宗教藝術學問，還包含著遠為更高更闊更繁復的動機；而且，這不是每一個人都做得到的。而飲酒，則比較簡單易行、大眾化、立竿見影；雖有它的害處卻不至於像吸毒一樣可怖，像賭博一樣令人傾家蕩產，甚至於也不像吸煙一樣有害無益。酒是與人的某種情緒的失調或待調有關的。酒是人類的自慰的產物。動物是不喜歡喝酒的。酒是存在的痛苦的象征。酒又是生活的滋味、活著的滋味的體現。撒完酒瘋以後，人會變得衰弱和踏實——“幾日寂寥傷酒後，一番蕭索禁煙中”。酒醉到極點就無知無覺，進入比豬更上一層樓的大荒山青埂峰無稽崖的石頭境界了。是的，在猴、孔雀、虎、豬之後，我們應該加上飲酒的最高階段——石頭。

好了，不再做這種無病呻吟了。（其實，無病的呻吟更加徹骨，更加來自生命自身。）讓我們回到維吾爾人的歡樂的飲酒聚會中來。

在維吾爾人的飲酒聚會中，彈唱乃至起舞十分精彩。伊犁地區有一位盲歌手名叫司馬義，他的聲音渾厚中略有嘶啞。他唱的歌既壓抑又舒緩，既憂愁又開闊，既有調又自然流露。他最初的兩句歌總是使我愴然淚下。“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我猜想詩人是只有在微醺的狀態下才能聽一聲《何滿子》就落淚的。我最愛聽的伊犁民歌是《羊羔一樣的黑眼睛》，我是“一聲黑眼睛，雙淚落君前”，現在在香港客居，寫到這裏，眼睛也濕潤了。

和漢族同誌一起飲酒沒有這麽熱鬧。酒的作用似乎在於誘發語言。把酒談心，飲酒交心，以酒暖心，以心暖心，這就是最珍貴的了。

還有劃拳，借機伸拳捋袖，亂喊亂叫一番。劃拳的遊戲中含有灌別人酒、看別人醉態洋相的取笑動機，不足為訓，但在那個時候也情有可原。否則您看什麽呢？除了政治野心家的“秀”，什麽“秀”也沒有了。可惜我劃拳的姿勢和我跳交際舞的姿勢處於同一水準，醜煞人也。講究的劃拳要收攏食指，我卻常常把食指伸到對手的鼻子尖上。說也怪，我其實是很註重勿以食指指人的交際禮貌的，只是劃拳時控制不住食指。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光陰須得酒消磨”，“明朝酒醒知何處”……我們的酒神很少淋漓酣暢的亢奮與浪漫，倒多是“舉杯澆愁愁更愁”的煩悶，不得意即徒然地浪費生命的痛苦。我們的酒是常常與某種頹廢的情緒聯系在一起的。然而頹廢也罷，有酒可澆，有詩可寫，有情可抒，這仍然是一種文人的趣味，文人的方式，多獲得一種趣味和方式，總是使日子好過一些，也使我們的詩詞裏多一點既壓抑又豁達自解的風流。酒的貢獻仍然不能說是消極的。至於電影《紅高梁》裏的所謂對於“酒神”的贊歌，雖然不失為很好看的故事與畫面，卻是不可以當真的。制作一種有效果——特別是視覺效果的風俗畫，是該片導演常用的一種藝術表現手法，而與中國人的酒文化未必相幹。

近年來在國外旅行有過多次喝“洋酒”的機會，也不妨對中外的酒類做一些比較。許多洋酒在色澤與芳香上優於國酒。而國酒的醇厚別有一種深度。在我第一次喝幹雪梨（cherrydry）酒的時候我頗興奮於它與我們的紹興花雕的接近。後來與內行們討論過紹興黃的出口前景（雖然我不做出口貿易），我不能不嘆息於紹興黃的略嫌混濁的外觀。既然黃河都可以治理得清爽一些，紹興黃又有什麽難清的呢？

我也不明白為什麽中國的葡萄酒要搞得那麽甜。通化葡萄酒的質量是很上乘的，就是含糖量太高了。他們能不能也生產一種幹紅（黑）葡萄酒呢？

我對南中國一帶就著菜喝“人頭馬”、“XO”的習慣覺得別扭。看來我其實是一個很易保守的人。我總認為洋酒有洋的喝法。飯前、飯間、飯後應該有區分。怎麽拿杯子，怎麽旋轉杯子，也都是“茶道”一般的“酒道”。喝酒而無道，未知其可也。

而我的喝酒，正在向著有道而少酒無酒的方向發展。醫生已經明確建議我減少飲酒。我又一貫是最聽醫生的話、最聽少年兒童報紙上刊載的衛生規則一類的話的人。就在我著文談酒的時候，我絲毫沒有感到“飲之”的願望，我不那麽愛喝酒了。“文化大革命”的日子畢竟是一去不復返了。

這又是一種什麽境界呢？飲亦可，不沾唇亦可。飲亦一醉，不飲亦一醉。醉亦醒，不醉亦醒。醒亦可猴，可孔雀，可虎，可豬，可石頭。醉亦可。可飲而不嗜。可嗜而不飲。可空談飲酒，滔滔三日，繞梁不絕，而不見一滴。也可以從此戒酒，就像我自1978年4月再也沒有吸過一支煙一樣。

1993年5月18～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