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公眾輿論想方設法對我發難，在一無所獲之後，又轉而把我捧為偉人。不管誰碰上這種事都是可怕的災難。現在，顯然又有人想故伎重演。因此，對於慶祝我70壽辰的活動，我完全拒絕發表任何意見。不過，當我的工黨老朋友們請我到這裏來時，我知道不會有麻煩。

不管怎樣，我們現在已經建立了一個立憲黨，我們已經把它建立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之上。我和我的朋友西德尼·韋布先生及麥克唐納先生一開始就明確說過，我們必須做的就是把社會黨變成一個擁護憲法的黨，使任何可敬的、虔誠的人都能在個人尊嚴絲毫不受侵犯的情況下加入這個黨。我們革除了陳規陋習，這就是為什麽比起任何持激進觀點的人來，政府目前更怕我們。

我們的立場是非常簡單明確的，我們的極大優勢在於理解自己的立場。我們用社會主義來反對資本主義。按照資本家的觀點，完全可以保證這個國家人人都能得到一份職業。他們不主張那份職業工資很高，因為如果工資很高，一個星期就可以攢下足夠的錢，下個星期就不必工作了。他們決心以僅能糊口的工資使人們始終不停地工作，而他們自己則分享著一份資本增益。

他們說，資本主義不僅為工人提供了上述保證，而且，由於確保巨額財富掌握在一個人數很少的階級手中，這些人不論願意與否都會把錢積攢下來，並且不得不用於投資。這就是資本主義，而我們的政府卻總是妨礙資本主義。政府既不為一個人提供工作，又不讓他挨餓，而是在肯定他已經為得到救濟而先付過錢之後，給他一點救濟金。政府給資本家補助金，卻又制訂出各種破壞自己的制度的規定。政府一直在幹這樣的事。我們告訴政府這是破壞，政府卻不懂。

我們在批評資本主義時說：你們的制度自公布以來，從未有哪一天信守過自己的諾言。我們的生產是荒唐的。需要建造更多的房屋時，我們卻在生產80馬力的汽車。孩子們正在挨餓時，我們卻在生產最豪華的奢侈品。你們把生產顛倒了。你們不先生產國民最需要的東西，卻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說分配已經變得絕頂荒謬，以致在我國四千七百萬人口中，只有兩個人贊成現行的分配制度——一個是諾森伯蘭公爵，另一個是班伯裏勛爵。我們反對那種理論。明白無誤的社會主義理論指出，你們必須註意的問題是你們的分配我們必須由此著手，而如果私有財產妨礙公正的分配，就必須予以廢除。

掌握公共財產的人必須受到社會的制約，比如，我帶著手杖也要受社會制約。我不能拿著它隨心所欲。我不能拿它敲諸位的腦袋。我們說如果分配出了問題，一切都會出問題，包括宗教、道德、政府等等。因此，我們說（這是我們的社會主義的全部意義），我們必須從分配著手，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驟。

我想我們都能銘記這一點，因為我們的任務就是要註意世界是財富的分配問題。我剛才對你們說過，現在還要對你們說，我認為在我國四千七百萬人口中，不會有兩個人，也許不會有一個人贊成現行的財富分配制度。我甚至要進一步說，你們在整個文明世界也找不出一個贊同現行財富分配制度的人。這種分配制度分配制度已經墮落為極其荒謬的東西了。

我認為，總有一天我們將能夠把自己同資本主義者區別開來。我們必須把某些指導思想公布於眾。我們必須宣布，我們所為之努力的不是陳舊的再分配觀念，而是收入再分配。我們要讓再分配始終成為一個收入問題。

今晚我在這裏感到非常高興。我們今晚的主席說，你們認為我享有社會的尊敬，並頗受你們個人的喜愛。我完全理解這番褒獎。我不是一個容易動感情的人，但是這一切感動了我。我知道這一切的價值，在我年屆70的時候（人生70歲只有一次，因此我這樣說也是最後一次了），它使我能說出許許多多人不能說的話，這使我感到極大的快樂。（1926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