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先生在《權力論》一書裏，提到有一種僧侶的權力，過去掌握在教士們手裏。他還說，在西方，知識分子是教士的後裔。另外，羅素又說，中國的儒學也擁有僧侶的權力。這就使人想到，中國知識分子是儒士的後裔。教士和儒士擁有的知識來自一些聖書，《聖經》或者《論語》之類。而近代知識分子，即便不是全部，起碼也是一部分人，手裏並沒有聖書。他們令人信服，全憑知識；這種知識本身就可以取信於人。奇怪的是，這後一種知識並不能帶來權力。

把儒學和宗教並列，肯定會招來一些反對。儒學沒有憑借神的名義，更沒有用天堂和地獄來嚇唬人。但它也編造了一個神話，就是假如你把它排除在外，任何人都無法統治，天下就會亂作一團，什麽秩序、倫理、道德都不會有。這個神話唬住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直到現在還有人相信。羅素說，對學者的尊敬從來就不是出於真知，而是因為想象中他具有的魔力。我認為，儒學的魔力就是統治神話的魔力。當然，就所論及的內容來說，儒學是一種哲學，但是聖人說的那些話都是些斷語，既沒有什麽證據，也沒有什麽邏輯。假如不把統治的魔力估計在內，很難相信大家會堅信不移。

羅素所說的“真知”是指科學。這種知識，一個心智正常的人，只要肯花工夫，就能學會。眾所周知，科學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特別是在價值的領域。因此有人說它淺薄。不過，假如你真的花了些時間去學，就會發現，它和儒學有很大的不同。

我們知道，儒士的基本功是要背書，把聖人說過的每一句話都牢牢地記住。我相信，假如孔子或者孟子死而復生，看到後世的儒生總在重復他們說過的只言片語，一定會感到詫異。當然，也不能說這些儒生只是些留聲機。因為他們在聖人之言前面都加上了前綴“夫子曰”。此種怪誕的情形提示了儒學的精神：讓儒士成為聖人的精神復制品。按我的理解，這種復制是通過背誦來完成的。從另一個方面來說，背誦對儒士也是有利可圖的。我們知道，有些人用背誦《韋氏大字典》的方式來學習英文。與過去背聖人書可以得到的利益相比，學會英文的利益實在太小。假設你真的成為聖人的精神復制品，就掌握了統治的魔力，可以學而優則仕，當個官老爺；而會背誦字典的人只能去當翻譯，拿千字20元的稿酬。這兩種背誦真不可同日而語。

現在我們來看看科學。如果不提它的復雜性，它是一些你知道了就會同意的東西。它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和“天人合一”也不同。這後兩句話我知道了很多年，至今還沒有同意。更重要的是，科學並不提倡學者成為某種精神的復制品，也不自稱有某種魔力。因為西方知識分子搞出了這種東西，所以不再受人尊重。假如我們相信羅素先生的說法，西方知識分子就是這樣拆了自己的臺。可恨的是，他們不但拆了自己的臺，還要來拆中國知識分子的臺。更可恨的是，有些中國知識分子也要來拆自己的臺——晚生正是其中的一人。

自從近代以來，就有一種關於傳統文化的爭論。我們知道，文化是人類的生活方式，它有很多方面。而此種爭論總是集中在如何對待傳統哲學之上，所以叫做“文化之爭”多少有點名不副實。在爭論之中，總要提到中外有別，中國有獨特的國情。照我看，爭論中有一方總在暗示著傳統學術統治的魔力，並且說，在中國這個地方，離開了這種魔力是不行的。假如我理解得不錯，說中國離開了傳統學術獨特的魔力就不行，不是一個問題，而是兩個問題。其一是說，作為儒學傳統嫡系子孫的那些人離開了這種魔力就不成。其二是說，整個中國的蕓蕓眾生離開了這種魔力就不行。把這兩件事夥在一起來說，顯然是很不恰當。如果分開來說，第一個問題就很是明白。儒學的嫡系子孫們喪失了統治的魔力之後，就淪為雇員，就算當了教授、研究員，地位也不可與祖先相比。對於這種狀況，羅素先生有個說明：“知識分子發現他們的威信因自己的活動而喪失，就對當代世界感到不滿。”他說的是西方的情形。在中國，這句話應該改為：某些中國知識分子發現自己的權威因為西方知識分子的活動而喪失，所以仇恨西洋學術和外國人。至於第二個問題，卻是越說越曖昧難明。我總是在懷疑，有些人心裏想著第一個問題，嘴上說著第二個問題。憑良心說，我很希望自己懷疑錯。

我們知道，優秀的統帥總是選擇於己有利的戰場來決戰。軍事家有謀略是件好事，學者有謀略好不好就值得懷疑。贊成傳統文化的人現在有一種說法，以為任何民族都要尊重自己的文化傳統，否則就沒有前途。晚生以為，這種說法有選擇戰場的嫌疑。在傳統這個戰場上，儒士比別人有利。不是儒士的人有理由拒絕這種挑戰。前不久晚生參與了一種論戰，在論戰中，有些男士以為現在應當回到傳統，讓男主外女主內；有些女士則表示反對。很顯然，在傳統這個戰場上，男人比女人有利。我雖是男人，卻站到了女人一方；因為我討厭這種陰謀詭計。

現在讓我們回到正題。羅素先生曾說，他贊成人人平等。但很遺憾的是，事實遠不是這樣。人和人是不平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人與人有知識的差異。這就提示說，由知識的差異可以產生權力。讓我們假設世界上的人都很無知，唯有某個人全知全能，那麽此人就可能掌握權力。中國古代的聖賢和現代的科學家相比，尋求知識的熱情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聖賢中，特別要提出朱熹，就我所知，他的求知熱情是古往今來的第一人。科學家和聖賢的區別在於，前者不但尋求知識，還尋求知識的證明。不幸的是，證明使知識人人可懂，他們就因此喪失了權力。相比之下，聖賢就要高明很多。因此，他們很快就達到了全知全覺的水平，換言之，達到了“內聖”的境界；只是這些知和覺可靠不可靠卻大成問題。我們知道，內聖和外王總是聯系在一起的。假如我們說，聖賢急於內聖，是為了外王，就犯了無憑據地猜度別人內心世界的錯誤。好在還有朱熹的話來作為佐證：他也承認，自己格物致知，是為了齊家治國平天下。

現在，假如我說儒家的道德哲學和倫理學是全然錯誤的，也沒有憑據。我甚至不能說這些東西是令人羞愧的知識。不過，這些知識裏的確有令人羞愧的成分，因為這種知識的追隨者，的確用它攫取了僧侶的權力。至於這種知識的發明人，我是指孔子、孟子，不包括朱熹，他們是無辜的。因為他們沒有想獲得、更沒有享受到這種權力。倘若今日仍有人試圖通過復興這種知識來獲得這種權力，就可以用孟子的話來說他們：“無恥之恥，無恥矣。”當然，有人會說，我要復興國學，只是為了救民於水火，振興民族的自尊心。這就等於說，他在道德上高人一等，並且以天下為己任。我只能說，這樣赤裸裸地宣揚自己過於直露，不是我的風格；同時感到，僧侶的權力又在叩門。僧侶的權力比赤裸裸的暴虐要好得多，這我是承認的。虛偽從來就比暴力好得多。但我又想，生活在二十世紀末，我們有理由盼望好一點的東西。當然，對我這種盼望，又可以反駁說，身為一個中國人，你也配！——此後我除了向隅而泣，就想不到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