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識寫了有兩年了，這是最後一篇。“最後”常常是個概念，概念有時會壓迫人，例如，例如“世紀末”好了。度和量是人為規定的，時間可度量，所以世紀末是一種人為的規定，這個規定搞得不少人惶惶不可終日。

按說人們應該已經習慣年終與年初相接的那一剎那，但為什麼還會對第一百個或第一千個同樣的一剎那憂喜疊加?愈是臨近人為的這一刻，愈是荒誕百出?相信未來的一年，會愈演愈烈。

這是人類在一種自己制造的度量面前，因為催眠與自我催眠而呈現的焦慮。沒有辦法，我們人類的腦有這樣的功能，現在是這種功能的集體發作，但願這種焦慮引起的不是集體的攻擊，世紀之鐘敲響之後，但願焦慮緩解。兩千多年前那個擔憂天會塌下來的杞國人，顯然有受迫害狂的傾向，當時的人做寓言來嘲笑，自有彼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的強悍之氣。可是本世紀，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對人類某些價值觀的懷疑，逐漸解構我們的一些盲目，也逐漸釀成我們的許多焦慮，而且，愈臨近世紀末，由科學數據支持的焦慮愈強烈，例如，例如“環境保護”漸獲共識。

剛過去不久的洪患，終於迫使中國朝良性焦慮邁進一步。水土保持，按理說是個常識，何需由上百億的損失換得?交常識的學費何需要交到肉痛?荷蘭近年決定退地還海，以荷蘭這樣一個與海爭地的國家來說，向海退地有一點“賣國”的意思，但為了“買”生態環境，這個“國”是要賣的。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附近的胡佛水庫也要拆壩了，以當地的沙漠環境來說，積蓄水再合理沒有了，但為了生態環境，拆。美國是很早就明白水庫對生態環境的改變效果，而且很早就不再興建水庫了。雖然可以提出一千條水庫的正面證據。但是嚴密監測的結果是，小不忍則亂大謀，謀什麼?謀更大更長遠的生態環境，忍則是不再建和拆。

前不久我忽然被邀請講一下我的小說《樹王》，理由是其中涉及到砍伐森林導致生態失衡。於是找來十多年前發表的這篇東西，翻看之下，深為自己當年的焦慮嚇了一跳，同時也為自己當年的粗陋臉紅不已。九二年還是九三年的時候，意大利有制片人執意要將《樹王》拍成電影，此事我在《威尼斯日記》記錄過，結果是亞洲的朋友們認為這是發達國家的陰謀，他們通過糟蹋生態發達了，現在為了他們的利益，讓不發達國家保持生態環境，“你的小說改編成電影，是他們用一個不發達國家的作品來說‘看，你們自己的人也說了嘛’。”我一向對這種政治交集表現得智力不夠，於是婉言謝絕了制片人。現在看來，是堅持常識的能力不夠。

今年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三十周年，看來看去，主題是放在人生得失上。但就我個人的經歷，起碼東北、內蒙古和雲南，知青參與了破壞生態。當然，當年的知青的知識裏，沒有生態這一項，只有戰天鬥地，而且表現得近乎瘋狂。只是由於這種瘋狂，讓我起了一些焦慮，覺得事情哪裏有些不對頭。我不諱言我是參與破壞者，也因此我倒有了說出我的焦慮的資格。三十年了，知青不年輕了，但是我一直沒有找到承認自己是破壞者的知音。近年回去插隊地點看看的知青們，意識到破壞的後果了嗎?黑土地，北大荒，處女地，意思應該是原始生態，破壞它為什麼成了“人生得到鍛煉”這種只對一代人生效的欣慰呢?蒙古草原是世界上剩下的惟一一塊原始草原，我們從世紀初一直挖到世紀末。紅土地的亞熱帶原始森林，不是一刀一刀被我們砍掉，放把火燒得昏天黑地嗎?黃土地，曾經是漢武帝與匈奴強力爭奪的牧草場，誰占有它，等於現代的坦克有了汽油。衛青與霍去病，替漢王朝奪到了這項“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戰略資源，可是兩位將軍，料得到今天的這般景象嗎?

絕非大哉問，只是常識之問。

當然可以反詰我目前的情況就是如此，百姓要吃飯，社會要發展，這是發展的必然之徑。但是，“竭澤而漁”的道理不難明白吧?我詰問當年的知青，也是不公平。還記得當年陳永貴視察雲南，質問為何不大開梯田?還記得當年雲南省革命委員會策劃的“圍湖造田”，滇池面積縮小，春城的氣候明顯改變了?沒有常識的操縱權力，革命可以是愚昧，《樹王》表達的不是生態意識的自覺，只是一種蒙昧，蒙昧抗拒不了愚昧的權力，失敗了，於是有性格悲劇的意味，如此而已。

不過寫到這裏，我發現我本來不是要聊生態環境的，只是因為觸到“世紀末”，觸到由此而來的焦慮，才一路岔開。寫作常常是這樣，你會被某個字眼不小心撞歪。日常中我也常常誤入一條路，不過我常常索性就走一走看。

我本來是想，在最後的這一篇裏聊聊基因。

我對基因有興趣，大概從小學五六年級開始。我記得那時的一個暑假，去北京林學院我舅舅那裏去玩兒。我舅舅高中畢業上大學的時候，因為成績一直很好而獲得保送資格，他桃了林學院。我倒也不覺得不挑北大清華有什麼不對，因為那時我還沒有什麼勢利眼，我只是覺得林學院很好，那裏離圓明園很近，大學的饅頭好吃，好像有一次還為暑期不回家的學生供應了一回餃子。

舅舅的床上有一本書，書名忘了，只記得作者叫布爾班克，美國人，農場主，運用基因原理生產訂貨。有一次訂貨是豌豆，因為將來是要裝罐頭，所以要求豌豆必須是同樣大小的，要命的是交貨期限非常短，短到按豌豆生長期來說，不可能交出那麼多豌豆。布爾班克詳細講到他怎麼利用顯性基因原理篩選出豌豆，同時造了暖棚，架了燈具，終於如期交貨。

這本書讓我看得入迷，我至今不知道我為什麼會入迷，而且看完了發現還有下冊，但是下冊沒有了。我記住了布爾班克這個名字，以致二十多年後我到美國洛杉磯，發現其中有一個市叫布爾班克，我覺得就是以那個種豌豆的布爾班克命名的。

不過基因這回子事，我也記住了。我因此在升入中學後非常喜歡生物課，生物課不是主課，按理說犯不上那麼賣力，但“喜歡”常常是不按理的。當時教生物課的先生，文革前北京中學老師稱先生，無論男女，教生物的先生很年輕，我想是剛大學畢業，二十多歲吧，我有一次下課後問他如果想多知道一些生物的知識要怎麼辦，他看了看我，他大概沒有想到有學生對副科感興趣。不過他又忽然非常高興，說，你要是對生物有興趣，將來考武漢大學生物系好了。

我想我們之間有點誤會。如果他是我們的班主任，他應該知道以我的家庭出身我是上不了大學的，我問他的問題，只是出於我的強烈興趣。直到現在，我還是一個被興趣牽著跑的人，聽聽，看看，讀讀，聊聊，還有寫寫。可能到死的時候，興趣是我是怎樣一步一步失去知覺和思維的。興趣促使我從書店架子上抽下很多我認為與生物有關的書，讀來半懂半不懂。我當然讀了不少蘇聯的李森科的遺傳理論，但是我逐漸打聽出為什麼幾乎找不到奧地利的神父孟德爾(GregorMendel)的遺傳理論的書，只因為政治的原因。我當時以為只要不去理政治就可以了，不料政治可以很方便地阻擋常識。前面說過的布爾班克，是依循孟德爾理論的，所以他的書出了上冊之後，風向轉了，下冊遂不能出，持孟德爾理論的教授不能再到課堂上教我舅舅那一輩的學生了。

一九OO年，真正的本世紀初，荷蘭的德·弗利斯(Hugo De Vries)、奧地利的凡·謝馬克(Erichvon Tschermak)以及德國的柯倫斯(Karl Correns)各自研究，卻不約而同發現相同的遺傳現象，即，所有子代的遺傳特性都來自兩個遺傳單位，而這兩個遺傳單位分別來自雙親。三個規矩人各自到圖書館去查查看他們的發現是否是新發現，結果都找到孟德爾早在三十五年前，也就是一八六五年就發表的豌豆實驗論文。孟德爾去世之前曾說：“我的時代將來臨。”

真是這樣。一九O四年，美國的薩頓(WalterSut-ton)發現遺傳單位藏在細胞核裏形狀像香腸的構造物中，這種香腸要染過色才看得到，所以稱它為“染色體”。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人類具有二十三對染色體。“遺傳學”這個名詞是一九O五年發明的，“基因”則是要再過四年，一九O九年才出現，由丹麥的生物學家約漢森(Wilhelm Johannsen)根據希臘文“給予生命”創造出來的抽象名詞，用來解釋代代相傳的遺傳特質。

一九一五年，摩根(T．H．Morgan)等人在經過果蠅實驗掌握足夠證據之後，出版了《孟德爾遺傳論的機制》，首次以染色體的理論闡釋遺傳現象。

一九四一年，美國的畢多(G．W．Beadle)和塔坦(E．L.Tatum)發現基因的功能在於復制生命體的基本結構物質：蛋白質。不過到這時為止，我們還不知道基因是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基因是怎樣復制的。

一九四四年，艾弗瑞(OswaldT.Avery)和麥克賴歐德(Colin Mcleod)、麥克卡提(Maclyn McCarty)證明DNA也就是去氧核糖核酸是最基本的遺傳物質。

一九五三年，DNA的秘密終於發現了。英國物理學家克瑞克(F．Crick)和美國生物學家瓦岑(J．Watson)一同發現了DNA的物理結構，它像個螺旋梯，有兩條長鏈，長鏈間每隔一小段就以一個簡單分子相連，好像梯子的橫木。橫木是由兩個鹼基構成，鹼基有A，T，G，C四種。整條梯子其實是扭成雙螺旋形狀的。每條染色體上排列了數千個基因，而鹼基的排列組合，有三十億。

以道布魯克(Max Delbruek)為首的一群包括物理學家、化學家的科學家在五十到六十年代建立了分子生物學。它講究“再現性”，一般實驗室都可以做到；它又是實質性的，基因不再是孟德爾定律中的數學演算單位，也不再是一串珠子，而是有清楚化學結構的分子。隨著這些基本知識，七十年代出現了“基因工程”技術，於是，分子遺傳學飛速發展起來，定位並辨識每個基因。

一九八三年，找出了杭廷頓氏舞蹈癥(Huntington’s disease)的致病基因；一九八七年找出了肌肉萎縮癥的致病基因；一九八九年找出了囊腫纖維變性致病基因，這一年特定基因的發現很頻繁，之後越來越快，也就越來越多。到了今年，一九九八年，距世紀末還有一年的時候，美國聯合資助的研究人類基因組計劃，宣布繪出完整的人類基因地圖，可提早兩年在二OO三年完成。實際上地圖有兩部分，一是染色體的每一小段的位置，但不管這些片段上有無基因，稱為“生理地圖”；二是基因在染色體上的位置，稱為“基因地圖”。一九八六年這個計劃開始的時候，預算是三十億美元，也就是一個鹼基一塊錢，照當時的技術條件，需要一千個科學家每人投入三十年，也就是需要三萬人年的工時。當然，實際速度越來越快，目的已經排列出一億八千萬個人類基因鹼基組合。

不過美國的兩個民間基因研究組織，一個宣布可以在二OO一年完成地圖，經費只需兩億多美元，另一個宣布已經排列出百分之七十五。

大致列了一下基因在本世紀的發現過程，我們幾乎可以說，本世紀是基因世紀。嚴格說，本世紀是基因的前世紀，下個世紀才是基因的世紀。正好在本世紀當中間，一九五三年，科學家發現了DNA的構造，這是本世紀最重要的事，其它事件，相較之下都黯然失色，而且基因、DNA已經成了一個現代人的常識。隨著本世紀晚期的電子計算機的進步，下個世紀的特色之一是數碼，別忘了，基因的本質也是單純的數位，只不過它不是兩位碼，而是四位碼。

生物只不過是基因的載體和基因傳遞的媒介，這也就是說，生物本身沒有意義。如果將來“生物”這個詞具體為“人類”，我們所謂的尊嚴將受到致命的打擊，說被摧毀也不為過。生命，人生，沒有意義，也就無所謂價值，都不過是佛家所說的“幻想”，人類創造了文明與文化，無非是讓人更好地成為基因的載體和傳遞的媒介。我們討論崇高，鄙薄庸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玩賞藝術，挖掘想象力，尋找純真愛情，酒色財氣，民族主義，冷戰，和解，宗教，出世，入世，漸悟頓悟，共產主義接班人，教育，資本主義掘墓人，金融危機，天才，智商，情商，等等等等，都是為基因做嫁衣裳。生態平衡，環境保護，無非是讓各種基因都能繼續傳遞。人權，也無非是讓人這種基因的載體之間有個公平的關系。不孝有三，基因不傳為大。基因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八十年代初，我讀到英國動物行為學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自私的基因》(THESELFISHGENE)一九七六年版，中國算是很快就有了中譯本。一九八九年，《自私的基因》出新版的時候，書中的論證以及由此產生的我稱之為的“基因哲學”，已經成了世界性的常識。到了一九九五年，道金斯又寫了《伊甸園之外的河流》(River Out of Eden)進一步提到基因的本質是數位，這是因為四種鹼基的排列組合決定了蛋白質的類型。我們說到基因的時候，還不免對這個詞有些感情色彩，可是到了數位這一步，恐怕就感情不起來了，基因也就到了真正不仁的境界。

你也許會有怒氣，你基因既然對我們不仁，更談不上什麼義，幹脆我們就約好了一齊死給你看，看你還傳不傳得下去，訛詐你一回。

怒氣歸怒氣，基因這件事還真有世紀末的情調。我們好不容易進化了幾百萬年，有了喜怒哀樂，結果到了基督降生快兩千年的時候，不知道是該喜該怒還是該哀該樂。基督是救世主的意思，還要不要救呢?耶穌是上帝的兒子，這回搞清楚了，我們不是上帝的子民，我們只不過是他媽的數碼。

因此下個世紀，不管它是否偉大，不管我們樂觀還是悲觀，我們好不容易建立的倫理，肯定要兜底翻檢一下，看怎麼個適應法了。法律，宗教，哲學，都會遇到革命性的考驗，我們會發現它們最起碼會是步履蹣珊。一個復制羊引起的可能復制人的問題。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普遍的預言是，五年之後將有復制人。以商業常識來判斷，沒有人傻到法律宣布允許復制人之後才開始復制人。

人類基因組地圖弄好之後，並非是說每個基因組的功能就明白了，而只是位置而已。每個基因組的功能，或人的某項功能或疾病是由哪些基因組造成的，還有待追尋。投資了，千辛萬苦尋到了，應該是公共財產呢還是私家專利財富?

按照某人的基因缺陷而專門制造出生化藥物，衛生部怎麼個批準法呢?要知道，很可能會有十二億種藥物呢。

會有嬰兒的基因普查嗎?如果是，一個人很早就知道自己必然會得某種絕癥，是不是很殘酷呢?

會有全民基因普查嗎?保險公司會為那些被證明的基因有問題的人保險嗎?他或她，會不會根本找不到工作呢?尤其是有“犯罪基因”(這不是笑話)的人，應該關起來嗎?免不了會有“基因歧視”吧?

衰老基因已經找到了，但是你真的願意活到五百歲嗎?尤其當環境條件使你痛苦時，你願意受五百年的活罪嗎?如果你告訴一個美國人，你要交五百年的稅了，我猜他或她寧願去死。

下個世紀，將是一個——我不用說了，你可以預料到很多很多，結果還是會有很多很多你料不到的。總之，會有改變，包括我啰嗦了兩年的常識。

一九九八年意大利佛羅倫斯

（本隨筆集中文章曾連載於《收獲》雜誌，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單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