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如俗話說的：你越把它當回事它就越是回事。所謂“性”就是這樣。

性算不上人的專利，是一種遍及生物界的現象，一種使禽獸花草萬物生生不息的自然力。不，甚至不僅僅是一種生物現象，很可能也是一種物理現象，比如是電磁場中同性相排斥異性相吸引的常見景觀，沒有什麼奇怪。誰會對那些哆哆嗦嗦亂竄的小鐵屑賦予罪惡感或神聖感呢？誰會對它們痛心疾首或含淚歡呼呢？事情差不多就是這樣，一種類同於氨基丙苯的化學物質，其中包括新腎上腺素、多巴胺，尤其是苯乙胺，在情人的身體內燃燒，使他們兩頰緋紅，呼吸急促，眼睛發亮，生殖器官充血和勃動，面對自己的性對象暈頭暈腦地呆笑。他們這些激動得哆哆嗦嗦的小鐵屑在上帝微笑的眼裏一次次實現著自然的預謀。

問題當然沒有如此簡單。性的浪漫化也是一筆文化遺產，始於褲子及文明對性的禁忌，始於人們對私有財產、家庭、子女優育等經濟性需要。性的浪漫化剛好是它被羞恥化和神秘化之後一種必然的精神釀制和幻化，放射出五彩十色的靈光，照亮了男人和女人的雙眸。直到這個世紀的一九六八年，時間已經很晚了，傳統規範才受到最猛烈動搖。美國好萊塢首次實行電影分級制度，X級的色情電影合法上映令正人君子們目瞪口呆。一個警察說，當時一個矮小的老太太如果想買一份《紐約時報》，就得爬過三排《操×》雜誌才能拿到。

避孕術造成了性與生殖分離的可能，使苯乙胺呼嘯著從生殖義務中突圍而去。其實，突圍一直在進行，通奸與婚姻伴生，淫亂與貞節影隨，而下流話歷來是各民族語言中生氣勃勃的野生物，通常在人們最高興或最痛苦的時候脫口而出，泄漏出情感和思想中性的基因。即使在禮教最為苛刻和嚴格的民族，人們也可以從音樂、舞蹈、文學、服飾之類中辯出性的誘惑，而一個個名目各異的民間節慶，常在道德和法律的默許之下，讓浪漫情調暖暖融融彌漫於月色火光之中，大多數都少不了自由男女之間性致盎然和性味無窮的交往和遊戲，對歌，協舞，贈禮，追打笑鬧，乃至幽會野合。這種節慶狂歡不拘禮法，作為禮法的休息日，是文明禁忌對苯乙胺的短暫性假釋。

從某種特定意義上來說，種種狂歡節是人類性亢奮的文化象征。民俗學家們直到現在也不難考察到那些狂歡節目中性的遺痕。

始於西方的性解放，不過是把隱秘在狂歡節裏的人性密碼，譯解成了宣言、遊行、比基尼、國家法律、色情雜誌、教授的著作、換妻俱樂部等等，使之成為一種顯學，堂而皇之進入了人類的理智層面。

它會使每一天都成為狂歡節麼？

禁限是一種很有意味的東西。禮教從不禁限人們大汗淋漓地為公眾幹活和為政權犧牲，可見禁限之物總是人們私心向往之物——否則就沒有必要禁限。而禁限的心理效應往往強化了這種向往，使突破禁限的冒險變得更加刺激，更加稀罕，更加激動人心。設想要是人們以前從未設禁，性交可以像大街上握手一樣隨便，那也就索然無味，沒有什麼說頭了。

因此，正是傳統禮教的壓抑，蓄聚了強大的縱欲勢能，一旦社會管制稍有松懈，便洪流滾滾勢不可擋地群“情”激蕩舉國變“色”。性文學也總是在性蒙昧災區成為一個隱性的持久熱點，成為很多正人君子一種病態的津津樂道和沒完沒了的打聽癖、窺視癖。道德以前太把它當回事，它就真成一回事了。縱欲作為對禁欲的補償和報復，常常成為社會開放初期一種心理高燒。縱欲者為了獲得義理上的安全感，會要說出一些深刻的話。他們中間的某些人，如果吃飽喝足又有太多閑暇，如果他們本就缺乏熱情和能力關註世界上更多刺心的難題，那麼性解放就是他們最高和最後的深刻，是他們文化態度中唯一的激情之源。他們幹不了別的什麼。

這些人作為禮教的倒影，同樣是一種文化。他們的誇大其辭，可能使剛剛有的坦誠失鮮得太快，可能把真理弄得臟兮兮的讓人掉頭而去。他們用清教專制兌換享樂專制，輕率地把性解放描繪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藝術，就像以前的偽道學把性壓抑說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藝術。他們解除了禮教強加於性的種種罪惡性意義之後，必須對性強加上種種神聖性意義，不由分說地要別人對他們的性交表示尊敬和高興。他們指責那些沒有及時響應步調一致來加入淫亂大賽的人是偽君子，是辮子軍，是廢物。這樣做當然簡單易行——“富貴生淫欲”這句民間大俗話一旦現代起來就成了精裝本。

這些文學脫星或學術脫星，把上帝給人穿的褲子脫了下來，然後要求人們承認生殖器就是新任上帝，春宮畫就是最流行的現代《聖經》。他們最痛惡聖徒但自己不能沒有聖徒慷慨悲歌的面孔。

這當然是有點東方特色的一種現代神話，最容易在清教國家或後清教國家獲得信徒們的喝彩。相反，在性解放洪潮過去的地方，X級影院裏通常破舊而骯臟，只有寥落幾個滿身虱子和酒氣的流浪漢昏昏瞌睡，不再被大學生們視為可以獲得人生啟迪的教堂和聖殿。性解放並沒有降低都市男女的孤獨指數和苦悶指數，並沒有緩解“文明病”。最早的性解放先鋒鄧肯後來也生活極其惡化，肥胖臃腫，經常酗酒，胡吵亂鬧，不大像一個幸福的退休教母。那裏一方面有了得樂且樂的瀟灑，另一方面也有愛滋病、性變態、冷漠、吸毒之類的苦果。如果有人去那裏宣言只要敢脫就獲取了天堂的入場券，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除性的困惑和苦惱，甚至進而達到人生幸福的至境，這個神經病肯定半個美元也賺不著。

自由是一種風險投資。社會對婚姻問題的開明，提供了改正錯誤的自由也提供了增加錯誤的自由。解放者從今往後必須孤立無援地對付自己與性相關的困惑和苦惱，一切後果自己承擔，沒法向禮教賴賬。正如有些父母怕孩子摔跤就不讓他們踢球，我們為勇敢破禁歡呼。但勇敢就是勇敢，勇敢不是包賺不賠的特別股權。一九六八並不是幸運保險單的號碼。踢足球就是踢足球，一只足球不算什麼特別了不起的東西，不值得大吹大擂。穿上球鞋不意味著一定能射門得分，一定成為球星，更不意味著萬事如意。

對理論常常不能太認真。

一個現代女子找到了一個她感性趣的男人，如果對方婉言拒絕她，這個女子就可能斷言對方在壓抑自己。你怎麼活得這麼虛偽呢？你太理智了，我覺得理智是最可惡的東西，是最壓抑人性和情感的東西。人生能有幾時醉？……

這個女子開導完了，出門碰到一個使她極其惡心的男人，被對方糾纏不休，她就可能說出另外一些理論：你怎麼這樣不克制自己呢？怎麼這樣缺乏理智呢？你只能讓我惡心，我從沒有見過像你這樣無恥的人……

這個女子的理智論和反理智論兼備，只是隨時根據具體情況各派其用，各得其所。你能說她是“理智派”還是“感情派”？同樣，如果她心愛的丈夫另有新歡，要拋棄她了，她可能要大談婚姻的神聖性；時隔不久如果她找到了更可心的人，對方是人家的丈夫，她就可能要大談婚姻的荒謬性。你能說她是衛道士還是第三者亂黨？如此等等。

理論、觀念、概念之類，一到實際中總是為利欲所用。尤其在最虛無又最實用的現代，在我們這些凡夫俗子中間，理論通常只是某種利欲格局的體現，標示出理論者在這個格局中的方位和行動態勢。一般來說，每一個人在這個利欲格局中都是強者又都是弱者——只是相對於不同的方面而言。因此每一個人都萬法皆備於我，都是潛在的理論全息體，從原則上說，是可以接受任何理論的，是需要任何理論的。用這一種而不用那一種，基本上取決於利欲的牽引。但這決不妨礙對付格局中的其它方面的時候，或者在整個格局發生變化的時候，人們及時呈現出完全不同的理論面目。比如一個大街上的革新派，完全可能是家裏的保守派；一個下級面前的集權派，完全可能是上級面前的民主派。

這種情形難免使人沮喪：你能打起精神來與這些堂而皇之的理論較個真嗎？

縱欲論在實際生活那裏，通常是求愛術的演習，到時候與自述不幸、請吃請喝、看手相、下跪等等合用，也有點像征服大戰時的勸降書。若碰上惡心的糾纏者，他們東張西望決不會說得這麼滔滔不絕。他們求愛難而拒愛易，習慣於珍視自己的欲望而漠視他人的欲望，滿腦子都是美事，因此較為偏好縱欲說。就像一些初入商界的毛頭小子，只算收入不算支出，怎麼算都是賺大錢，不大準備破產時的說辭和安身之處。

他們中的一些人通常不喜歡讀書這類累人的活，瞟一瞟電視翻翻序跋當然也足夠開侃。所以他們的宣言總是豐繁而又混亂，尤其不適宜有些呆氣的人來逐字逐句地較真。比如他們好談弗洛伊德，從他的“裏比多”滿足原理中來汲取自己偷情的勇氣，他們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正是這一個弗洛伊德強調性欲壓抑才能產生心理能量的升華，才得以創造科學和藝術，使人類脫離原始和物質的狀態。他們也好談M.巴特、J德裏達以及後現代主義，用“差延”、“解構”、“顛復”等等眼來威懾文明規範，力求回復人的自然原態。他們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巴特們的文化分析正是從所謂“自然原態”下刀，其理論基點就是揭示“自然原態”的欺騙性、虛妄性，是一種統治人類太久的神話。一切都是文本，人的一切都免不了文化的侵染。巴特們正是從這一點開始與傳統的人本主義和人道主義割席分道，開始了天才的叛逆。用他們來聲張“自然原態”或“人之本性”，哪兒跟哪兒？

很有些人，從不曾註意弗洛伊德和巴特的差別，不曾註意尼采和薩特的差別，不曾註意孔子和毛澤東的差別，最大的本領只是註意名人和非名人的差別，時髦與不時髦的差別。他們擅長把一切時髦的術語搜羅起來，一古腦兒地用上。就像一個鄉下小鎮的姑娘闖進大都市之後，把商店裏一切好看的化妝品都抹在自己臉上。這也是一種。

Pastiche——拼湊，雜拌，瞎攪和，以五顏六色的臉作為時標準像。

一直有人嘗試辦專供婦女看的色情雜誌，但屢屢失敗，顧客寥落。不能說男性的身體天生醜陋不堪入目，也不能說婦女還缺乏足夠的勇氣沖破禮教——某些西方女子裸泳裸舞裸行都不怕了還怕一本雜誌？這都不是原因，至少不是最重要的原因。這個現象只是證明：身體不太被女性看重，沒有出版商想象的那種誘惑力。女性對男體來者不拒，常常是男作家在通俗雜誌裏自我滿足的誇張，是一種對女性的訓練。

在這一點上，女人與男人很不一樣。

有些專家一般性地認為，男性天生地有多戀傾向，而女性天生地有獨戀傾向，很多流行小冊子都作如是說。多戀使人想到獸類，似乎男人多獸性，常常適合“獸性發作”之類的描述。獨戀使人想到多是“從一而終”的鳥類，似乎女人多鳥性，“小鳥依人”之類的形容就順理成章。這種看法其實並不真實。女性來自人類進化的統一過程，不是另走捷徑直接從天上飛臨地面的鳥人。進入工業社會之後，如果讓妻子少一點對丈夫的經濟依附性，多一點走出家門與更多異性交往的機會，等等，她們也能朝秦暮楚地“小蜜”“小情”起來。

女性與男性的不同，在於她們無論獨戀還是多戀，對男人的挑選還是要審慎得多，苛刻得多。大多男人在尋找性對象時重在外表的姿色，尤其獵色過多時最害怕投入感情，對方要死要活卿卿我我的纏綿只會使他們感到多余，瑣屑，沈重，累人，吃不消。而大多女人在尋找性對象時重在內質，重在心智，能力，氣度和品德——盡管不同文化態度的女人們標準不一，有些人可能會追隨時風，采用金錢、權勢之類的尺度，但她們總是挑選尺度上的較高值，作為對男人的要求，看重內質與其他女人沒有什麼兩樣。俗話說“男子無醜相”，女性多把相貌作為次等的要求，一心要尋求內質優秀的男人來點燃自己的情感。明白此理的男人，在正常情況下的求愛，總是要千方百計表現自己或是勇武，或是高尚，或是學貫中西，或是俏皮話滿腹，如此等等，形成精神吸引，才能打動對方的春心。經驗每每證明，男子無情亦可欲，較為容易亢奮。而女人一般只有在精神之光的撫照下，在愛意濃厚情緒熱烈之時，才能出現交合中的性高潮。從這一點來看，男人的性活動可以說是“色欲主導”型，而女人的性活動可以說是“情戀主導”型。

男人重“欲”，嫖娼就不足為怪。女人重“情”，即便找面首也多是情人或準情人——在武則天、葉卡德琳娜一類宮廷“淫妖”的傳說中，也總有情意綿綿甚至感天動地的情節，不似紅燈區裏的交換那麼簡單。男子的同性戀，多半有肉體關系。而女子的同性戀，多半只有精神的交感。男子的征婚廣告，常常會誇示自己的責任感和能力(以存款、學歷等等為證)，並宣言“酷愛哲學和文學”——他們知道女人需要什麼。女子的征婚手段，常常是一張悅目的艷照足矣——她們知道男人需要什麼。

這並非說女性都是柏拉圖，尤其一些風塵女子作為被金錢或權勢毒害的一種特例，這種經濟或政治活動可以不在我們討論範圍之內。“主導”也當然不是全部。女子的色欲也能強旺(多在青年以後)，不過那種色欲往往是對情戀的確證和慶祝，是情戀的一種物化儀式。在另一方面，男子也不乏情戀(多在中年以前)，不過那種情戀往往是色欲的鋪墊和余韻，是色欲的某種精神留影。豐繁復雜的文化積存，當然會改寫很多人的本性，造成很多異變。一部兩性互相滲透互相塑造的長長歷史中，男女都很可能會演變為對方的作品。兩性的沖突有時發生在兩性之間，有時也可以發生在一個人身上。

男性文化一直力圖把女性塑造得感官化、媚女化。女子無才便是德，但三圍定要合格，穿戴不可馬虎，要秀色可餐嫵媚動人甚至有些淫蕩——眾多電影、小說、廣告、婦女商品都在作這種誘導。於是很多女子本不願意妖媚的，是為了男人才學習妖媚的，搔首弄肢賣弄風情，不免顯得有些裝模作樣。女性文化則一直力圖把男性塑得道德化、英雄化。坐懷不亂真君子，男兒有淚不輕彈，德才兼備建功立業而且不棄糟糠——眾多電影、小說、廣告、男性商品都在作這種誘導。於是很多男子本不願意當英雄的，是為了女人才爭做英雄的，他們作深沈態作悲壯態作豪爽態的時候，不免也有些顯得裝模作樣。

裝模作樣，證明了這種形象的後天性和人為性。只是習慣可成自然，經驗可變本能，時間長了，有些人也就真成了英雄或媚女，讓我們覺得這個世界還有些意思。

道德是弱者用來制約強者的工具。女性相對於男性的體弱狀態，決定了性道德的女性性別。在以前，承擔道德使命的文化人多少都有一點女性化的文弱，藝術和美都有女神的別名。曹雪芹寫《紅樓夢》，認為女人是水，男人是汙濁的泥。川端康成堅決認為只有三種人才有美：少女，孩子以及垂死的男人——後兩者意指男人只有在無性狀態下才可能美好。與其說他們代表了東方男權社會的文化反省，勿寧說他們體現了當時弱者的道德戰略，在文學中獲得了戰果。

工業和民主提供了女性在經濟、政治、教育等方面的自主地位，就連在軍事這種女性從來最難涉足的禁區，女性也開始讓人刮目相看——海灣戰爭後一次次模擬電子對抗戰中，心尋手巧的女隊也多次戰勝男隊。這正是女性進一步要求自尊的資本，進一步爭取性愛自主性愛自由的前提。奇怪的是，她們的呼聲一開始就被男性借用和改造，最後幾乎完全湮滅。舊道德的解除，似乎僅僅只是讓女性更加色欲化，更加玩物化，更加要為迎合男性而費盡心機。假胸假臀是為了給男人看的；耍小性子或故意痛恨算術公式以及認錯外交部長，是為了成為男人“可愛的小東西”和“小傻瓜”；商業廣告教導女人如何更有女人味：“讓你具有貴妃風采”，“搖動男人心旌的魔水”，“有它在手所向敵”，如此等等。女性要按流行歌詞的指導學會忍受孤寂，接受粗暴，被拋棄後也無悔無怨。“我明明知道你在騙我，也讓我享受這短暫的一刻……”有一首歌就是這樣為女人編出來的。

相反，英雄主義正在這個時代褪色，忠誠和真理成了過時的笑料，山盟海誓天長地久只不過是電視劇裏假惺惺的演出，與臥室裏的結局根本不一樣。女人除了詛咒幾句“男子漢死絕了”之外，對此毫無辦法。有些女權主義者不得不憤憤地指責，工業只是使這個社會更加男權中心了，金錢和權利仍然掌握在男人手裏，男性話語君臨一切，女性心理仍然處於匿名狀態，很難進入傳媒。就像這個社會窮人是多數，但人們能聽到多少窮人的聲音？

對這些現象作出價值裁判，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要指出的只是：所謂性解放非但沒有緩釋性的危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反倒使危機更加深重，或者說是使本就深重的危機暴露得更加充分了。女人在尋找英雄，即便唾棄“良家婦女”的身分，也未嘗不暗想有朝一日扮演“紅粉知己”，但越來越多的物質化男人，充當英雄已力不從心，不免令人失望，最易招致“負心”、“禽獸”之類的指責。男人在尋找媚女，但越來越多被文明史哺育出來的精神化女人，不願接受簡單的泄欲，高學歷女子更易有視媚為俗的心理逆反，也難免令人煩惱，總是受到“冷感”、“寡欲”之類的埋怨。影視劇裏越來越多愛呵戀呵的時候，現實生活中的兩性反倒越來越難以協調，越來越難以滿足異性的期待。

女性的情戀解放在電視劇裏，男性的色欲解放在床上。兩種解放的目標錯位，交往幾天或幾周之後，就發現我們全都互相撲空。

M.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表達了一種情欲分離觀。男主人公與數不勝數的女人及時行樂，但並不妨礙他對女主人公有著忠實的(只是需要對忠實重新定義)愛情。對於前者，他只是有“珍奇收藏家”的愛好，對於後者，他才能真正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如果女人們能夠接受這一點，當然就好了。問題是昆德拉筆下的女主人公不能接受，對此不能不感到痛苦。解放對於多數女性來說，恰恰不是要求情與欲分離，而是要求情與欲的更加統一。她們的反叛，常常是要沖決沒有愛情的婚姻和家庭，抗拒某些金錢和權勢的合法性強奸，像D.H.勞倫斯筆下的女主人公。她們的反叛也一定心身同步，反叛得特別徹底，不像男子還可以維持肉體的敷衍。她們把解放視為欲對情的追蹤，要把性做成抒情詩；而與此同時的眾多男人，則把解放視為欲對情的逃離，想把性做成品種繁多的快食品，像速容咖啡或方便面一樣立等可取。性解放運動一開始就這樣充滿著相互誤會。

昆德拉能做出快食的抒情詩或者詩意的快食麼？像有些作家一樣，他也只能對此沈默不語或含糊其辭，有時靠外加一些政治、偶然災禍之類的驚險情節，使沖突看似有個過得去的結局，讓事情不了了之。

先天不足的解放最容易草草收場。有些勁頭十足的叛逆者一旦深入真實，就惶恐不安地發出“我想有個家”之類的悲音，含淚回望他們一度深惡痛絕的舊式婚姻，只要有個避風港可去，不管是否虛偽，是否壓抑，是否麻木呆滯也顧不得了。從放縱無忌出發，以茍且湊合告終。如果不這樣的話，他們也可以在情感日益稀薄的世紀末踽踽獨行，越來越多抱怨，越來越習慣在電視機前拉長著臉，昏昏度日。這些孤獨的人群，不交際時感到孤獨，交際時感到更孤獨，性愛對生活的鎮痛效應越來越低。是自己的病越來越重呢？還是藥質越來越差呢？他們不知道。他們下班後回到獨居的狹小公寓裏，常常感到房子就是巨大監獄裏的一間單人囚室。

最後，同性戀就是對這種孤獨一種畸變的安慰。同性戀是值得同情的，同性戀證明人類是值得同情的。這種現象的增多，只能意味著這個世界愛的盛夏一晃而過，冬天已經來臨。

在性的問題上，女性為什麼多有不同於男性的態度？

原因在於神意？在於染色體的特殊配置？或在於別的什麼？也許女人並非天然精神良種。哺育孩子的天職，使她們產生了對家庭、責任心、利他行為的渴求，那麼一旦未來的科學使生育轉為試管和生物工廠的常規業務之後，女性是否也會斷然拋棄愛情這個古老的東西？如果說是社會生存中的弱者狀態，使她們自然而然要用愛情來網結自己的安全掩體，那麼隨著更多女強人奪走社會治權，她們的精神需求是否會逐步減退並且最終把愛情這個累心的活甩給男人們去幹？

多少年來，女性隱在歷史的暗處，大腦並不長於形而上但心靈特別長於性而上。她們遠離政壇商界的嚴酷戰場(在這一點上請感謝男人)，得以優閑遊賞於自己的情感家園。她們被男性目光改造得嫵媚之後(在這一點上請再感謝男人)，一切把美貌托付給美德。她們自己常常沒有幹成太多的大事，但她們用眼風、笑靨、嘮叨及體態的線條，滋養了什麼都能幹的男人。她們創立的“愛情”這門新學科，常常成為千萬英雄真正的造就者，成為道義和智慧的源泉，成為一幕幕歷史壯劇的匿名導演。她們做的事很簡單，不需要政權不需要信用卡也不需要手槍，她們只須把那些內質惡劣的男人排除在自己的選擇目光之外，這種淘汰就會驅動性欲力的轉化和升華，驅使整個社會克己節欲並且奮發圖強，科學和藝術事業得到發展並且多一些情義。她們被男人改造出來以後反過來改造男人自己。她們似乎一直在操作一個極其困難的實驗：在誘惑男人的同時又給男人文化去勢。誘惑是為了得到對方，去勢則是為了永久得到對方——更重要的是，使對方值得自己得到，成為一個在燦爛霞光裏凱旋歸來的神聖騎士，成為自己的夢想。

夢想是女人最重要的消費品，是對那些文治武功戰天鬥地出生入死的男人們最為昂貴的定情索禮。

在這裏，“女性”這個詞已很大程度上與“神性”的詞義重疊。在性的問題上，歷史似乎讓神性更多地向女性匯集，作為對弱者的補償。從這一點上來看，女權運動從本質上來說，是心界對物界的征服，精神對肉體的抗爭——一切對物欲化人生的拒絕(無論出自男女)都是這場運動的體現。至於它的女性性別，只能說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一個不太恰當的標簽。它的勝利，也決不僅僅取決於女性的努力，更不取決於某些辭不達意或者“秀(show)”色太濃的女權宣言和女權遊行。

人在上帝的安排之下，獲得了性的快感，獲得了對生命的鼓勵和樂觀啟示，獲得了兩性之間甜蜜的整合。上帝也安排了兩性之間不同理想的尖銳沖突，如經緯交織出了人的窘境。上帝不是幸福的免費贊助商。上帝指示了幸福的目標但要求人們為此付出代價，這就是說，電磁場上這些激動得哆哆嗦嗦的小鐵屑，為了得到性的美好，還須一次次穿越兩相對視之間的漫漫長途。

人既不可能完全神化，也不可能完全獸化，只能在靈肉兩極之間巨大的張力中燃燒和舞蹈。“人性趨上”的時風，經常會造就一些事業成功道德苛嚴的君子淑女；“人性趨下”的時風，則會播種眾多百無聊賴極欲窮歡的浪子蕩婦。他們通常都從兩個不同的極端，感受到陽萎、陰冷等等病變，陷入肉體退化和自然力衰竭的苦惱。這些滅種的警報總是成為時風求變的某種生理潛因，顯示出文化人改變自然人的大限。

簡單地指責女式的性而上或者男式的性而下都是沒有意義的，消除它們更是困難——至少幾千年的文明史在這方面尚未提供終極的解決。有意義的首先是揭示出有些人對這種現狀的盲目和束手無策。少一些無視窘境的欺騙。這是解放的真正起點。

解放者最大的敵人是自己，是特別樂意對自己進行的欺騙——這些欺騙在當代像可口可樂一樣廉價和暢銷，閃耀著誘人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