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的誠品書店在廣大的華人眼中，是一個重要的“臺北文化”地標。這樣的書店可以成功，不僅只是一個經營的技巧而已，它需要社會的多元開放，更需要數量足夠的、相對成熟的讀者群體。
　　
　　臺北還有一個比較不為大眾所知的文化地標，亞都飯店。一棟不現代、不漂亮的大樓，處在不時髦、不熱鬧、非常小市民氣味的民權東路上，卻是臺北文化界特別熟悉的一個聚會地點。記得海德堡大街上一家旅館，每次經過，我會想到，雨果、左拉在這裏住過。也記得威瑪廣場上一家旅館，歌德、巴哈、李斯特、托馬斯曼在這裏住過。托馬斯曼的一整部小說在裏面寫成。旅館就像老樹、老房子、老街，承載著一個城市含蓄的情感和記憶。如果在很多年後有一天，亞都打開它記憶的本子：多明哥、高行健、馬友友曾經在這裏停留；胡德夫曾經在這裏駐店演唱；楚戈曾經在這裏過七十大壽；多少文人藝術家曾經在這裏向企業募款，在這裏密商一個思想雜誌的誕生，在這裏討論精致藝術如何可以下鄉……
　　
　　亞都不是紫藤廬，和紫藤廬有“階級”差異。但是在不同的“階級”平臺上，都有文化的據點，正是臺北文化的可愛之處。
　　
　　一個五星級的酒店，本來應該是一個單純的“資本主義”的據點，設法賺錢就是，何以變成一個累積記憶的文化據點？自然是由於主事者對於這個城市有心：他對這塊土地有強烈的認同，對於文化有比較深刻的認識。沒有這些，一個酒店再好也不過就是全球化的自動運輸帶上一個標準作業連鎖環節罷了。
　　
　　嚴長壽從一個沒有大學文憑的跑腿“小弟”變成跨國公司的總經理，又把一個客觀條件不好的亞都變成一個文化地標，是一則傳奇。人們追問“嚴總裁”成功的原因，他曾經舉過“垃圾桶哲學”來響應：當他是“小弟”時，別人不願做、不屑做的工作，他就甘之如飴地搶過來做，也就是說，把自己當做“垃圾桶”，而其實，增加了自己的容量，也讓別人愉快。
　　
　　4月，胡德夫開演唱會，我特別飛回臺北。香港的朋友們很驚訝：胡德夫是什麽人？於是我嘗試著解釋：他是個原住民，唱歌寫歌的，長得像流浪漢，唱得像吟遊詩人，他是臺灣文化史的一個標誌。當所有的人都在學唱美國人唱的歌時，他開始和幾個朋友譜自己的歌，寫自己的詞，表達自己的感情。這個“自己”，指的是他腳踩的土地，他熟悉的人，他信仰的東西，他習慣的語言。人們因他的才華而特別“寶貝”他，但是他的藝術家性格又使得他的現實生活特別坎坷，頭都白了，才出第一張作品。所以我要去。
　　
　　當天晚上，為這個赤腳的吟遊詩人，臺北可是“冠蓋雲集”；官帽和桂冠，在朝的和在野的，曾經是夥伴現在是敵人或者曾經是敵人現在是夥伴的，曾經有過理想和熱情的，全部到場。
　　
　　在臺北，文化史的起承轉合章節，特別清晰。
　　
　　演唱結束之後，熱情一時揮散不去的文人吆喝著湧到一個巷子裏的小酒館“續攤”。幾十個人，在酒酣耳熱中，辯論30年前的“革命理想”，回憶吉光片羽的斯人斯事斯地。聲音愈來愈大，夜愈來愈深，有的起身走了，有的才剛加入。嚴長壽在一旁忙著拿杯子，點小菜，倒酒，問每個一頭闖進來的作家或總編輯或主筆：“你喝什麽？”
　　
　　“總裁”又是“小弟”。清晨兩點半，人散了，我們走出小酒館，我才知道，他第二天一早要趕到機場，飛新加坡開會。我萬分抱歉：“太對不起了，把你拖到現在。”他微笑著說，“不留也不行啊。總要有人付賬吧！”
　　
　　就在那深夜的小巷裏，我楞住了。一瞬間明白了，什麽叫“垃圾桶哲學”。

龍應臺：什麽是文化？
曾經有一個特別奇怪的場合，做為臺北市首任文化局長的我被要求當場「簡單扼要」地說出來，「文化是什麽？」
　　
　　是在一九九九年的議會裏。從九月開始，官員每天四五個小時坐在議會裏接受議員輪番質詢。我是個「新生」，議員發言多半用一種怒吼咆哮的聲音，麥克風再把音量加以擴大，耳朵嗡嗡作響，一天下來，暈眩的癥狀出現，我總在頭昏腦脹的狀態下回到辦公室，再看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長是學者出身，他的癥狀是胃絞痛，想嘔吐。到了十二月底，預算要三讀通過，第二年的政務才能執行。咆哮了四個月的議會為了要表現「戮力為公」，很戲劇化地總是通宵不寐地審預算，從下午兩點開始連審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時。議員可以輪番上場，回去小睡一場或者吃個酒席再回來，官員卻得寸步不離地徹夜死守。我坐在大廳一隅，看著窗外冬夜的雨濕濕地打在玻璃窗上，沙沙作響，覺得全身徹骨的寒意。
　　
　　就在這樣的一個濕雨焦灼不安、黑夜透著荒謬的清晨三時，我發現我被喚上了質詢臺，為臺北市的文化預算辯護。一個議員，剛從外面進來，可能才有應酬，滿臉紅通通地，大聲說，「局長，你說吧，什麽叫做文化？」
　　
　　文化？它是隨便一個人迎面走來，他的舉手投足，他的一顰一笑，他的整體氣質。他走過一棵樹，樹枝低垂，他是隨手把枝折斷丟棄，還是彎身而過？一只長了癬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憐憫地避開，還是一腳踢過去？電梯門打開，他是謙抑地讓人，還是霸道地推人？一個盲人和他並肩路口，綠燈亮了，他會攙那盲者一把嗎？他與別人如何擦身而過？他如何低頭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帶？他怎麽自賣菜小販接過找來的零錢？他，獨處時如何與自己相處？
　　
　　文化其實體現在一個人如何對待自己，如何對待他人，如何對待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在一個文化厚實的社會裏，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茍且，因為不茍且所以有品味；人懂得尊重別人──他不霸道，因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奪，因為不掠奪所以有永續的生命。
　　
　　在一個空蕩蕩的議堂裏，半夜三更，這樣談文化，好像只有鬼在聽。我心裏在想，我知道，你以為我會談雄偉的博物館、華麗的音樂廳和偉大的藝術家，不，如果你給我更多的時間，我會繼續說下去，即使是三更半夜寒意澈骨：
　　胡蘭成描寫他所熟悉的江南鄉下人。儉樸的農家婦女也許坐在門坎上織毛線、撿豆子，穿著家居的粗布褲，但是一見鄰居來訪，即使是極為熟悉的街坊鄰居，她也必先進屋裏去，將裙子換上，再出來和客人說話。穿裙或穿褲代表什麽符號會因時代而變，但是認為「禮」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種對自己和對他人的尊重，在農婦身上顯現的其實是一種文化的底蘊。何謂底蘊，不過就是，沒有學問、不識字的也自然會知道的禮數，因為祖輩父輩代代相傳，因為家家戶戶耳濡目染，價值觀在潛移默化中於焉而形，就是文化。農婦或許不知道仲尼曾經說過「爾愛其羊，吾愛其禮」，但是她舉手投足之間，無處不是「禮」。
　　
　　希臘的山從大海拔起，氣候幹燥，土地貧瘠，簡陋的農舍錯落在荊棘山路中，老農牽著大耳驢子自橄欖樹下走過。他的簡單的家，粉墻漆得雪白，墻角一株薔薇老根盤旋，開出一簇簇緋紅的花朵，映在白墻上。老農不見得知道亞裏斯多得如何談論詩學和美學，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墻邊種下一株紅薔薇，顯然認為「美」是重要的，一種對待自己、對待他人、對待環境的做法。他很可能不曾踏入過任何美術館，但他起居進退之間，無處不是「美」。
　　
　　在臺灣南部鄉下，我曾經在一個廟前的荷花池畔坐下。為了不把裙子弄臟，便將報紙墊在下面。一個戴著鬥笠的老人家馬上遞過來自己肩上的的毛巾，說，「小姐，那個紙有字，不要坐啦，我毛巾給你坐。」字，代表知識的價值，鬥笠老伯堅持自己對知識的敬重。
　　
　　對於心中某種「價值」和「秩序」的堅持，在亂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來。今天我們看見的巴黎雍容美麗一如以往，是因為，占領巴黎的德國指揮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徹底毀掉巴黎」的命令時，決定抗命不從，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保住一個古城。梁漱溟在日本軍機的炮彈在身邊轟然炸開時，靜坐院落中，繼續讀書，思索東西文化和教育的問題。兩者對後世的影響或許不同，「抵抗」的姿態卻是一致的。
　　
　　對「價值」和「秩序」有所堅持，對破壞這種「價值」和「秩序」有所抵抗，就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