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真的，我應該先警告各位，在接下來的演講中，我會盡量少提自己的事，雖然今天的主題是"我成為經濟學者的演化之路"。我之所以這麼作，並不是要刻意隱藏些什麼。我倒希望，我有許多值得隱藏起來的事；至少那樣好像意味著自己的一生相當刺激。我主要是認為現今普遍存在的"個人崇拜"的現象，正在慢慢侵蝕我們的文化。這種現象最危險的例子出現在總統大選上，好像候選人的眉毛長得如何，比他的政見還來的重要。我真想把這樣的現象歸咎於電視，因為電視這種媒體更適合談眉毛而不是經濟理論。不過，這種科技決定論的觀點也不盡能解釋所有的情況：像是絕大多數事物的心理層面、跟人物有關的書籍相當暢銷、非小說類書籍暢銷前十名中，有七本是傳記類，還有大家津津樂道雷根先生和柴契爾夫人的"個人關系"，這其中可是大有深意。（當然我不是指雷根先生與柴契爾夫人！）不過幸運的是，在談到對個人的興趣上，學術界裏頭的經濟學家好像有著較大的比較劣勢。以我和華特斯（Barbara Walters譯註：美國著名電視女記者）為例，即使她有話和我說，我看我也沒什麼好和她說的。

反正一句話，剛剛我所說的個人崇拜，已經成為文化衰退的象征。（"索洛教授，請躺下來，告訴我們你在什麼時候第一次有這樣的感受？"）我並不想刻意顧左右而言他，來規避今天的主題；我只是希望把焦點稍擴大到社會與知識界目前的潮流。

興趣的萌芽

三十多年前馮紐曼去世後不久，當時《計量經濟期刊》的編輯史卓茲（Robert Strotz）向我約稿，請我寫一篇紀念性的文章。馮紐曼和阮賽這兩位，在本科研究之余，是對專業經濟學者的研究影響最重大的非經濟學家。（就影響力來看，霍特林應該也可以名列同級，但是他和經濟學界的關系較為密切，事實已經可以稱為兼職的專業經濟學家了。）我從未寫過這樣的文章，但當時我的確深思了一陣。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浮現出來：馮紐曼是怎麼對經濟學產生興趣的？於是我問了一些我認為能夠解答的人，但是沒有人能給我一個滿意的答案。後來，我就寫了封信給孟格（Karl Menger——其祖父系經濟學中奧地利學派開山始祖之一），希望他能一解疑惑，因為他在維也納主持過數學討論會，馮紐曼、瓦德以及一些經濟學者都曾偶爾出席。孟格對我的問題提供了一個絕妙的答復。他說，在奧匈帝國，人人都對經濟學有興趣。

我成長於30年代，高中畢業時是1940年1月。我也可以很肯定地說，30年代的紐約布魯克林（Brooklyn），人人都對經濟學有興趣。其實不只是經濟學而已；在我那個時代，聰明的高中學生所關心的不只是經濟大恐慌的問題，也包括法西斯主義以及納粹主義的崛起，當然這些事件都和世界經濟的衰退息息相關。生活中很明顯的事實是，我們社會的政治與經濟無法正常運作，沒有人真正知道怎麼來解釋這些現象，或是怎樣來解決這些問題。

這些事情對我們今天所要探討的主題是相當重要的。我想上面的敘述已經為經濟學界的現況以及近期的演變透露了訊息。我前面提到，我是在1940年高中畢業的。當時，我比我的同班同學小了一兩歲；不過1940年18歲的人，如今也66歲了。所以，再過幾年，在活躍的經濟學者之中，恐怕已不會有人對30年代有清楚的記憶了。那一代因深感有必要了解經濟大恐慌而投身經濟學領域的經濟學者，很快就要從工作崗位退休。在今天大部分中、青年宏觀經濟學者的眼中，"景氣循環"是一低度變異、自我相關不大、穩定而隨機的過程，依循著一個大體令人滿意的趨勢而產生。這樣的觀念架構，和我自己在這個專業領域的成長背景所形成的架構，可以說是截然不同。

也許他們的觀念是正確的。我無意像個頑固的老學究，一再危言聳聽，宣稱明天就會有經濟大災難臨頭。因為其間所涉及的知識問題，是相當復雜的。從機率的角度來看，我從不認為重大的經濟衰退會經常發生。但將之視為機率微小事件而建構的經濟模型，我也沒把握是否有用。我從根本上就懷疑，以機率的觀點來思考重大的經濟衰退，能否傳送正確的信息——或是接收到正確的信息。我認為許多當代的學者基本上是把嚴重衰退的可能性視為一項指標，顯示在工業化的資本主義經濟下，潛藏了一些機制，可能導致經濟長期遠離理想的均衡狀態。引發這個問題的導火線，可能是內在或外在事件共同的影響。就宏觀經濟學來說，最重要的工作可能就是要了解這些機制為何，以及可以采取那些防衛政策。當然，對宏觀經濟學的評價與思考，絕不僅只於此。但我認為如果當代宏觀經濟學不理會這種可能性，也是錯誤的。

我在1940年9月進入哈佛大學。經濟學原理是我大一的四門課之一。當時，我壓根沒想到會成為經濟學者，恐怕連所謂"經濟學者"的職業都沒聽說過，其工作的內容則更不用提了。現在回想起來，找原本打算往生物學的領域發展；大一那年，我兩個學期都選修了生物學的課程，而且都獲得A。但是我逐漸了解生物學並不適合自己，所以轉而主修一般性的社會科學，在大二、大三，我修了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以及經濟學等學科。

經濟環境的激蕩

1940年～1942年在哈佛大學部修習經濟學的期間，我對於美國30年代剛發生過的經濟大恐慌，並沒有學到一套完整的思考架構。1939年～1940年間，實際國民生產總值成長了百分之八，而在1940年～1941年間，則成長了百分之十八，1939年到1941年的失業率下跌了七點三個百分點；這些成果系受戰時生產擴張之賜，不管是出口還是國內市場的均不例外。（各位都了解，當時我們對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尚無任何概念；這些數據資料是後來推估的數字。但是如果按照當時所作的工業生產統計，1940年與1941年分別成長了百分之十五及十八。）那時我們使用的教科書及課堂上的講解，都無法對當時在周圍發生的重大事件，提出有系統的說明，讓我們有全盤性的了解。由當時若幹政治人物的回憶錄也可看出，他們對當年的經濟情勢也一樣理不出個頭緒。

當然，並不是全部都一無是處。我上了史立特與鄧洛普（JohnDunlop）有關勞動經濟學的課程，還有史威濟（PaulSweezy）的馬克思經濟學，我從他們那邊學到的知識，至今依然記憶深刻。

對我們這一代戰後經濟學者而言，有三本經濟學巨著建構了我們的理論架構，而其中兩本此時已出版：凱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以及希克斯在1939年出版的《價值與資本》（ValueandCapital）。（第三本是薩繆爾森的《經濟分析的基礎》，在1947年問世）。在當時，一些明星級研究生如薩繆爾森、梅茲勒（Metzler）、馬斯葛雷夫（Musgrave）、托賓、亞歷山大等，毫無疑問地都從這兩本著作的觀念獲得一些啟示，而這些觀念後來也在經濟學界引領過一陣風騷。但這兩位經濟學大師的著作，並沒有很快地進入大學的課程。對當年僵化的哈佛大學經濟學系而言，這些都是太新的觀念。重點是，我並不覺得經濟分析可以深入到當前世事的核心。因此，我並沒有下定決心專攻經濟學或成為經濟學者，反而自願入伍，因為我認為這是更有建設性的事。

三年後，我從軍隊退伍，幾乎不假思索地回到校園，去修完大學的經濟學課程。事實上，當時已沒有多少時間可以讓我從容地選擇。雖然那時我表現出來的模樣，好像是要把無限個單一期間效用的折現值發揮到極大化，不過你無法在我身上獲得證實。對我來說，那種感覺好像是對自己說："究竟在搞什麼鬼。"

里昂惕夫的教誨

1945年9月，哈佛仍然力行其"導師制"。每一位大三與大四的學生——當時我大三——都被分配到一位導師，每周會面一個小時。導師會指定一些閱讀的文獻，偶爾也會要求學生撰寫短篇報告，兩人再針對一周的功課進行討論。我的導師是裏昂惕夫。也許，那純粹是一種運氣。也許是因為我過去的成績良好，總是拿A。也許正好相反；導師是外國人，又是一位理論家，也許感覺就像是身陷於外國人聚居之區。但不管如何，這的確是我人生的一大轉折點。從裏昂惕夫身上，我了解到經濟學不是一門大雜燴，而是一套建立在極嚴謹的理論與實證架構上的科學。在接下來的好幾年間，他教給我部分架構的細節。我必須承認，是裏昂惕夫引導我走向了經濟學者之路。

當時，他為我作了一件現在來看似乎可笑的事，但卻頗值得一提。當年在哈佛大學，甚至可能修完博士班的課程，都可以根本不懂或是不用微積分。（每個人都必須念希克斯的《價值與資本》，或至少該書的第一部分，但其中的數學附錄則可省略；其實以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些數學可以說是最基本的了。）我在高中時，數學成績相當不錯，可能算是最拿手的學科。但到了大學階段，卻從沒有想過再修習這方面的課程，當然對於數學和經濟學的關聯，則更是一無所悉。當時哈佛似乎並不允許裏昂惕夫教授教數學以及數理經濟理論，而他也真的遵照規定。不過在我們每周的討論上，他常常用這樣的話當作開場白；"你應該讀讀這篇或那篇……可是不對，你沒辦法。你不懂數學。這樣吧，換這一篇看看。"我也許反應遲鈍，但絕不是笨蛋。我當然想要閱讀第一流的素材。我馬上去選修了一系列的微積分，並持續了研讀數學的課程，直到足以應付每天的功課而有余。但當年我的數學知識，恐怕還不及今天任何一位對理論有點興趣、程度還不錯的研究生。把學數學看成這麼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想起來也很令人驚訝。

從裏昂惕夫身上，我未曾學到宏觀經濟學——事實上，從1945到1949年間，從完成大學課程到參加博士班考試這段過程中，我也未曾學過宏觀經濟學。不管如何，當時正處在一個轉型的階段，學校的課表上並無宏觀經濟學這個科目，倒是有"景氣循環"的課程；我修的是哈勃的課，教得非常好。他所寫的《繁榮與衰退》（ProsperityandDepression）一書更是個中翹楚，我樂於向大家推介這本書。1950年，當我到麻省理工學院任教時，最先教的經濟學課程中，有一門就是"景氣循環"。我猜想，我第一次看到"宏觀經濟學"樣的名稱，恐怕又是十年後的事了。

師友切磋

我所謂的宏觀經濟學，系指研究整個經濟完整的加總模型。當時，宏觀經濟學幾乎就是凱恩斯經濟學的代名詞，也就是凱恩斯所說："將產出視為一個整體的理論"。歷史上的細微改變，深刻地影響了我所受的經濟學教育。一些和我同時代的學生，是從漢森那裏學習宏觀經濟學，地點是在研究所的貨幣銀行學課堂，由他和威廉士（John H. Williams）共同授課。大概也是幸運吧，我修習貨幣銀行學是在戰後，可能是1945年或1946年。當時漢森正好休假一年，因此整個兩學期的課都由威廉士來講授。而且，由於戰後大批退伍回來的學生湧入校園，貨幣銀行學的課由研究所和大學部的學生合班上課。（我們那時都說，唯一的差別是大學部學生的成績是依更高的標準來評分。）所以我後來毋需再修真正研究所的課程。

威廉士素以懷疑凱恩斯理論、懷疑宏觀經濟學著稱，事實他幾乎無所不懷疑。對事情抱持懷疑的態度，對經濟學者來說是件很好的事，或許他的教導一直影響著我。然而，在宏觀經濟理論這方面，我對於自己該懷疑些什麼都未曾學到。由於依循裏昂惕夫的方式學習經濟理論，我未和漢森有過深入的接觸。我一直沒有正式選修他著名的財政政策專題研究的課程，只偶爾出席幾次，而內人則是固定的成員。

以下的說法也許有點誇張。我從一些年紀稍長而學識養先的同事，像杜森貝利及謝霖（Thomas Schelling）等人，學習了一些宏觀經濟學。至於由當時還是助理教授的古德溫那裏，我不只學到建構動態宏觀經濟模型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把握到處理這些模型的基本態度，而這種態度我至今仍然覺得很正確。它所強調的是單純化、集中問題焦點，用紮實的模型來解答單純的問題。要訣是要將精妙之處專註於正確的所在。

尋找完整的體系

當然，我能夠閱讀。但是，當時的研究生只有時間閱讀老師指定閱讀的部分，不知道現在的情形是否也一樣？其實，盡管我在1949年結束了哈佛相關的課程，也通過了考試，但是我認為自己還是沒有掌握到經濟學應該能提供的一套行得通的理論，範圍不只涵蓋景氣循環，還有經濟活動的水準及變動，它的均衡或不斷自我調整的特性，甚至它失衡的特性。這樣的描述很困難，因為稍後出現看來很適合的名詞——凱恩斯學派經濟學，而不必然是凱恩斯的經濟學——現在也不再通行，而目前通行的名詞，似乎是專門設計來壓抑我試圖描述的好奇心。

我之所以談到這些，其實是因為我認為自己的態度之所以不同於今天的"均衡景氣循環"（equilibrium business cycle theory），與兩者對宏觀經濟變異性的感受有關。也許30年代的經驗以及30年代的問題在第二次大戰獲得解決這兩項因素，造成了兩者在方法取向上的基本差異。但是，這樣的差異並不能解讀為只是對1932年可能歷史重演的憂慮。這並不是重點所在。讓找重復前面所說的，我覺得重點是，透過這些極端的事件讓我們體會到，經濟體系中有一套機制存在，而宏觀經濟理論應該能對這些機制提出說明。

無論如何，我能做的研究很多。我從1949年起，花了三年左右的時間撰寫博士論文，同期間也開始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我的博士論文是將所得分配的動態納入模型，主要是工資及薪資所得，研究進入與離開就業市場的隨機過程以及伴隨而來的工資水準變動的結果。選擇這個題目完全是我個人的構想。當然，背後也有一段故事。

在我念哈佛的時候，他們教的統計學可以說是一團糟。要不是亞歷山大在研究所教了幾周經濟統計學，揭開面紗而讓我們一窺真正面目，我真的是一無所知。另外，莫斯提勒（Frederick Mosteller）加入哈佛的社會關系系，教一學期的數理統計學導論，後來又引導我修習文獻選讀的課程。在我的記憶中，他所教導的重點不是技術，而是理解。在他的建議下，我把握了由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提供博士論文獎學金的機會，一方面撰寫我的博士論文，一方面也到哥倫比亞大學選修數理統計的課程。所以，我得以從瓦德（那是他在印度墜機身亡前最後一年的執教）、伍弗羅茲以及安德生（T．W．Anderson）等教授那邊，學到了詳盡的統計理論。

1950年5月，我開始在麻省理工學院執教，擔任經濟暨社會科學系的統計學助理教授。從莫斯提勒以及哥倫比亞大學所學到統計學，引發了我的興趣，當時曾有意終生投入於經濟學的機率模型研究。此時，我的博士論文也已順利展開。（這篇博士論文贏得哈佛的魏爾斯獎，獎金是以1951年的幣值計算的500元，而且交出論文手槁，即可出版成書。可是我卻一直沒這麼作。目前哈佛這項獎學金的給付金額比當年多上幾千美元；因為我想我的論文應該還可更好，但一直沒有找到時間修正。）一旦我們建構可應用於實際生活的模型，並領略其中樂趣，幾乎都會體會機率理論在引發內在興趣以及確保實務運作的成功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但是，後來的情況並不是如此。

精益求精

除了教授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之外，另外如先前提到的，我也在研究所教景氣循環這門課。當然，我自己要先弄清楚，我先究竟要讓學生知道哪些東西。我們這些從事教師的人常說，學習一門課的最佳方式就是教這門課。這句話固然存在某些真理，但還不算是真理的精髓所在。你不必要教了某一門課，才能精通其中的技術性細節。基本上，相關的書籍就能在這方面發揮不錯的效果。假如你很慎重地看待教課這件事，那麼在過程中，你會努力找出，究竟要怎樣才能把手上的這門課解釋清楚；而這就已經是屬於較高層次的理解了。但還有更高的層次。當同一門課教到第二次或第三次時，你對該課程主題的輪廓、組織的原則、要表達的信息、乃至它與經濟學的其他部分以及實際經濟生活的關聯，都會有一番新的體會。結果確是如此，我開始時是教景氣循環理論——舉凡庇古、羅伯生（Robertson）、哈伯勒、卡萊奇、梅茲勒（Metzler）、漢森、薩繆爾森、希克斯等各家的理論須所不包——但到最後我教的變成宏觀經濟學（及經濟成長）。

如果說我是自學有成，固然令我沾沾自喜，但這樣的說法充其量只對了一半。我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新同事——薩繆爾森當然在其中，還有畢休普（Robert Bishop）和布朗（Cary Brown）——也都是這一個轉型世代中的一分子。當凱恩斯創造出宏觀經濟學之際，他們是第一批感受到這股震波的學者。（請註意：凱恩斯的確是創造了宏觀經濟學，我在其他地方曾引用庇古對此事的看法："據我的了解，在凱恩斯之前，應該沒有人把所有相關的因素，包括實質面的以及貨幣面的，並同考量，他透過單一正式的體系，而得以一貫地解析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這就是我所說的凱恩斯宏觀經濟學。）

這種意義的宏觀經濟學，正是我當年所欠缺的。我在麻省理工學院和同事的對話中了解到這一點，而且我也迅速地讓這種宏觀經濟學成為我心智世界的一部分。說也奇怪，身為美國人的我，當時對瑞典經濟學家的著作卻較為熟悉，對凱恩斯或英國的凱恩斯學派的論述反而較為陌生。在研究所的期間，我讀過林達爾（Lindahl）、米達爾、沃林（Ohlin）、朗柏格（Lundberg），特別是威克塞爾等人的著作，這些書籍至今仍在我的書架上。我應該是由哈伯勒引領進入現代斯德哥而摩學派（Stockholmschool）的世界（買書的錢則是軍隊薪餉付的）。威克塞而是我自己發現的，找一直偏好他的理論，原因是在19世紀的大經濟學家之中，以他的理論和宏觀經濟學的精神最為接近。在《利息與價格》（Interestand Prices）一書中以及對"艾克曼的問題"（Akermansproblem）的附註中，我可以感覺到他的觀點相當接近庇古的定義。如果威克塞爾能把這兩者結合起來該有多好！

我曾經在其他場合細述自己如何在1950年代開始研究經濟成長理論，此處不再重復。在我的諾貝爾獎獲獎演說上，未曾清楚強調的是，我對成長理論的投入，有多大程度可以視為（事實上也是）自己宏觀經濟學教育中不可分割的部分——這是我在構思這次演講時才想清楚的。哈羅德-多馬理論（HarrodDomartheory）探討了資本主義經濟成長路徑的嚴肅課題。而我之所以修正該模型，主要是著眼於使模型所導出的成長路徑，更符合歷史的時間數列資料所實際呈現的狀況。事實上，這只不過是一個完整、封閉的總合模型裏的部分問題而已。我的成長理論強調資本面的理論架構，大概也是受到威克塞而影響的結果。

成為總統幕僚

下一步的演化，應該算是肯尼迪主政時代我在經濟咨詢委員會的工作經驗。日常的經濟政策，從來不是我的專長。有一天午餐的時候，我聽到薩繆爾森談到，他認為經濟理論的基本功能，就是為寫好財經新聞作準備，這席話令我相當震撼。等到自己更為成熟之後，才了解這句話相當接近真實狀況。不過在1960年總統大選期間，我只是一位旁觀者並沒有人請我加入肯尼迪的陣營。所以當我在深夜接到委員會的三位成員——海勒、托賓以及戈登——的電話，要我請假並加入為幕僚時，的確是出乎意料之外。他們向我這位成長理論的小子放出的釣餌，我可以在委員會裏頭作一位象牙塔內的經濟學者，只專註於長期政策的思考，而不必理會每天爭吵喧鬧的話題。

我相信他們的話，我認為他們的確也是持這樣的看法。但在舊的行政辦公室大樓待了兩天左右，我就了解到，這裏的所有心智活動，都是在面對每天發生的新刺激。新刺激馬上就發生了。即將卸任的委員會理所當然地要準備1961年1月份的《經濟報告書》，而這個新成立的委員會，則要準備一份迷你的報告，作為3月6日在經濟聯席委員會（JointEconomicmittee）報告的基礎。每個人當然都全力以赴，但是有關的報告其實是由咨詢委員會的三位成員以及奧肯和我擔任主要的起草者還有倍克曼（JosephPechman）。其實地並不是幕僚的一員，但卻是海勒的老朋友，因此也是我們在華盛頓的一名老搭檔。那六周的準備期間，可以說是實證宏觀經濟學的緊湊訓練。當然我用實證一詞，並非暗示那是不太嚴謹的宏觀經濟學。其實能夠發揮個人才智，運用宏觀經濟學的理論來解釋甚至小幅修正世界的現象，實在是令我最感到快慰的經驗之一。

兩份《報告書》的封照

托賓和我（很遺憾地，其他的同事戈登、奧肯、海勒都已先後辭世）最近剛把1961年的聲明及1962年1月份的《經濟報告書》重新出版，其用意是希望作為某種的原則聲明。（其實此一版本中也包括了在裏根政府第一屆任期內由經濟咨詢委員會成員所撰寫的1982年《報告書》，從中可看出他們的觀點。）對許多當代的讀者來說，1962的報告書好像是新的古典學派對凱恩斯的反革命之前，一份與（凱恩斯學派）宏觀經濟學全面唱反調的綱要，類似那些"之前／之後的對照"的廣告中，屬於"之前"的那一部分。如果換作是現在來撰寫這份報告書，那麼以我們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中所學到的，托賓和我（還有奧肯，假如他還活著的話）都不會再寫出同樣的內容。事實上，即使我認為值得為報告書中的觀點辯護，我也無意辯護。它可視為一個良好的例證，從中可以了解到像我這樣的人在1961年所相信的是些什麼。

首先——也許在這裏我有點為自己辯護的味道——你絕對不能說我們忽略了經濟體系的供給面。在我們的報告裏面，有一整章討論供給面的因素以及供給面誘因的重要性。畢竟，1962年的投資租稅抵減（investmenttaxcredit）正是出於我們這批人的構思。這個成長理論的小子，怎麼可能對供給面視而不見呢？當初我們所作的，乃提出一套很合理的論據，說明當時美國經濟處在一個超額供給、非自願性失業以及生產能力未充分利用的狀況，而且這些現象已存在幾年。我們堅持應該區分清楚下列兩種情況：其一是透過需求的刺激來增加實質產出，也就我們所稱"消除實際產出與可能產出間的落差"；另一種情形則是透過供給面的變動，來進一步增加實質產出。（在這裏有必要再作一些說明，特別是此時此刻的現在，托賓和我早在當時就建議，正確的財政政策目標，是在充分就業下，透過貨幣面保持寬松，而讓聯邦預算有盈余。我們的目標是希望有更高的國內投資及國民儲蓄率，而我們又懷疑是否能夠有足夠的民間儲蓄。請別提凱恩斯學派對儲蓄有過敏性的恐慌！）

經濟均衡的探索

有一類當代經濟學者一味地否定超額總供給會持續存在。訓練有素的經濟學者，不都該知道"市場會結清"嗎？難道還有其他值得一提的可能住嗎？我必須承認，在1962年的《經濟報告書》中，我們並沒有對這個觀點提出充分的反駁。畢竟，它是寫給社會大眾看的，而不是寫給其他經濟學者看的。所以，我這裏必須把我們所要說的內容重新建構一次。

對前述的問題，有兩種可能的解答。一種是凱恩斯本人的觀點：一個經濟體系即使存在普遍非自願性失業以及生產能量未充分利用的情況，依然能達到總體的"均衡"。這種均衡並不是瓦爾拉斯式的均衡，也就是所有的市場都達到結清的地步，但是整個經濟態勢依舊是達到了均衡，因為並沒有來自內在的壓力要求情況改變。凱恩斯就這項觀念在理論上的完整性，並沒有提出很精確的說明，但這應該就是他的主張。我想我們並不采取此說。而另一個可能的解答，則可大致敘述如下：有太多現實的理由使名義價格或是工資不具備完全的彈性。列出這種種理由，當然並不足以形成一項理論。然而，由於有各種名義的僵固性（nominalrigities），因此實際數量與相對價格經常會落在錯誤的位置，甚至往錯誤的方向移動。因此，受到幹擾後的經濟要走向市場結清式的均衡，可能會慢得令人難以忍受，而代價也可能非常昂貴。即使確有單一並符合柏萊圖效率（Pareto－efficient）的均衡，任何的修正措施——不管屬自動性還是權衡性的——都將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如果是60年代，我們應該會采取第二種說法。堅持相信與擁護這套觀念的人，將它冠上"美國式凱恩斯學派"之名，想必是把它神奇面包（WonderBread）以及"命運之輪"（WheelofFortune）歸為一類。當然，早期在希克斯與莫迪利亞尼的著名論文中即可看到此說的精髓；他們都不是地道本土的美國人，不過也不必太在意這些。1962年的報告書中對此說未有著墨，其理由已如前述，但我相信這是托賓、歐肯以及我一致的想法，通常我常采用的簡便假設是，名義工資具有僵固性。在這樣的假設條件下，已足以得出美式凱恩斯學派的標準結果。但是，這只是為樹立模型聲望的形式性或權宜性的作法而已。假如遭受質疑，我們還可以很輕易地找到經濟體系中其他各式各樣的僵固性及不完全性，這些只是更加強化了原有的說法。

若干年後，我和當時研究所剛畢業的史蒂葛立茲（Joseph Stnilitz）合寫了一篇文章，將我先前所謂"老一輩"的觀點作了一番整理。在該文中，我們將名義工資與價格在面對超額需求或供給時調整緩慢的現象，視為理所當然。因此，勞動市場與商品市場都毋需在短期間達到結清的地步，而這種"短期原則"適用於兩者。我們也證明，這樣的經濟體系會有相當偏差的變動，甚至有可能陷入類似失業均衡（unemployment equilibrium）的狀況。我們的模型顯然正是邊納西-德瑞茲-馬林茂德"固定價格暫時性均衡"模型（Benassy－Dreze－Malinvaud fixed－price temporary equilibrium models）的先驅，他們的模型大概是五年或十年後才出現（在美國並沒有引起應有的註意）。我們的論文備受冷落，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待遇，是因為我們甚至對於從數量配給市場（quantity－ratinnedmarket）外溢到其他市場的情況，也未有所討論；相反地，這卻是上述三位法國學者固定價格模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因此讓他們得以宣稱他們將"有效需求"加以模型化。我們對這種屬於微觀經濟的基礎架構並無太大的興趣；我們所想要表現的是，一個模型經濟有時可能受限於需求面，有時可能是受限於供給面。我們的目標是希望對"新古典的綜合理論"（neoclassicalsynthesis）——或是更生動的說法是"非正統的凱恩斯主義"（BastardKerneslanism）——作出貢獻。

有趣的是，我現在倒認為，凱恩斯的直覺是正確的。或許我們可以將非瓦爾拉斯式的均衡概念作為現代產業資本主義的宏觀經濟分析基礎。這樣作為什麼可能比較好？部分是因為經濟學者相當受到均衡分析的影響；而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它至少相當契合我們對經濟生活的直覺與觀察。凱恩斯之所以無法聲稱他已發展出所謂"失業均衡"的概念，是因為他缺乏分析的工具。這些工具是在許多年之後，才出現在經濟學之中。

新凱恩斯學派經濟學

今天在宏觀經濟理論中，有一派名為"新凱恩斯學派經濟學"（NewKeynesianEconomics），他們努力證明，像資訊的不對稱性、交易成本以及其他實際生活中的事例，如何導致在"錯誤"的就業與產出水準上達成均衡。他們指出，通常只要透過簡單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就能夠有所改善。（這個看法是對的，但絕不是什麼大新聞；同樣的，不適當的政策也會把事情搞得更糟。這就是為什麼棒球隊要開除球隊經理的原因。）

就我個人的觀點來看，新凱恩斯學派經濟學是好壞雜陳。它的目標正確，分析技巧也不錯。但有時他們從實際生活中所選取以及強調的現象，似乎有些牽強，不值得擺上那麼重的權數。他們會如此重視這些旁支末節，可能是因為渴望獲得尊敬，同時又拖持一種根深蒂固的想法，那就是要受到尊敬，就必須力求接近經濟學中簡化假設條件的傳統。這並非一無可取，也絕對優於號稱"新典範"（newparadigm）的批發商式的作法，不過，偶而會發生常識和傳統背離的情況，那麼，我會永遠選擇常識這一邊。如果宏觀經濟學的主要問題是：為何在經過無可避免的實質沖擊後，整個經濟竟然能夠長期遠離充分就業的狀態？那麼，交易成本與資訊的不對稱的問題，似乎無關緊要，不能視為問題的主要解答。

在那個年代，菲利普曲線是我們用來處理工資僵硬性的特定分析工具。薩繆爾森和我在1960年所寫的一篇文章，可能創造出"菲利普曲線"這個名詞，也促成菲利普曲線在美國生根。不過，現在我對這件事的作法會完全不同，以下我就解釋其原因所在。

菲利普曲線的論爭

大約六個月前，在一項於赫爾辛基舉行的研討會上，帕金（MichaelParkin）用"不幸的"（unfortunate）來形容我們的文章。他的意思並非指該篇文章不受歡迎，而是指它誤導了許多人，使他們以為在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存在一個穩定的取舍關系，因而可以透過政策的變動影響經濟狀況。當時，我就起來辯解，只要仔細閱讀過該篇論文，就會發現，我們已經把該設定在菲利普曲線之下的每一項條件，都陳述得相當清楚。我們還特別明確地指出，任何想在政策面利用通貨膨脹與失業間取舍關系的作法，可能很容易導致菲利普曲線往反向移動，從而抵消了原先期望獲得的成果。我們甚至還提到，預期的改變可能會導致情勢真的循此預期變動。事實上，在論文中我們都提到了。

研討會後，林德貝克（AssarLindbeck）對我說，他覺得我對問題仍有些閃躲。的確，一些形式上的條件雖然都已提及，但是該篇論文明顯帶著樂觀的基調，看好透過標準的政策手段，就能在菲利普曲線上選取到一個落點。我必需承認林德貝克的觀察相當持平。在60年代，折衷式的美國凱恩斯學派論者對通貨膨脹的預期威力，並沒有充分的警覺。他們對菲利普曲線的期望，遠高於該曲線在實務上所能達到的程度。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現在我所相信的到底是什麼？我可以說，我不相信有一個相當穩定的"自然失業率"（naturalrateofunemployment）。這個概念似乎認定，在經濟社會裏存在一個可以察覺（最壞的情況是變動緩慢）的失業率［或是更廣義的所謂利用率（rateofutilization）］，其重要的特性是：維持較低的失業率，會加速通貨膨脹，而維持較高的失業率，會加速通貨緊縮（deflation）。曾經有一段時間，我認為自己是知名（？）經濟學者中唯一反對所謂長期垂直形菲利普曲線者，不過令人欣慰的是，我現在已有了一些同感。打從一開始，我就發現所謂自然失業率的假說，不管是理論還是實證的基礎，都是相當脆弱的。

自然失業率的迷思

從理論的層面來看，弗裏德曼認為"自然失業率"是"由瓦爾拉斯一般均衡方程式所得出的。"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並不是許多接受自然失業率假說的人都了解，要接受此一假說，前題是承認瓦爾拉斯一般均衡能正確描述日常經濟實況。至於其他的理論基礎，也同樣的牽強。而從實證的角度來看，有關自然失業率的計量經濟估計值，大都只是基於非常薄弱的實證關系；任何一項都可以有好幾種不同的解釋。以下的例子，或許不能算是很大的挖苦吧：自然失業率的支持者主張，英國目前的失業率在百分之九到十之間，低於自然失業率。你們是怎麼知道的？因為通貨膨脹正在加速中。為何通貨膨脹正在加速中？因為失業率低於自然失業率。

我個人比較贊同的假說是，沒有所謂的自然失業率，也就是一個明確界定的數字加上通貨膨脹加速或緊縮的特性。當然在任何時間，你都可以想像總需求大幅上升，導致通貨膨脹加速的情況。（可能，當然這只是可能，你也可以想像需求水準低落，導致工資與價格日益快速地下降。）但是，那個關鍵性的水準，是取決於歷史、制度、心態以及信念，包括對自然失業率的信念。假如該經濟體系存在許多組的均衡，那麼也可能有許多的"自然"率。

你可能已經註意到，我在報告自己成為經濟學家的演化過程時，所選取的題材是經過挑選的，甚至有點支離破碎。例如，我就完全避開著名的雙劍橋論爭（Two－Cambridgecontroversr）。那是因為這段插曲，在我看來是所謂看到煙就有火的一個活生生"反"例。在這段論爭中，只有煙而沒有火。如果，我把這部分向各位作報告，可能就會把話題轉到心理學上，而這正是它原先想要治療的病癥。你可能也註意到，我似乎無意提到60年代以後的一些發展，只有談到最近經濟研究的方向時，偶爾會作一些點到為止的評論。這也是我刻意如此的。因為對於當前的思潮或論爭，很難冷靜旁觀，但如果對之太過熱中，可能也不是很公允的。

那麼我就面臨在演講完畢後，如何有尊嚴地下臺的問題了。因此我願意在演講即將結束之際，告訴各位有關我對自己以及當代經濟學的一兩點看法，特別是在我構思這篇講稿時所體會到的事情。

經濟學井非科學

首先，我有個感覺：把經濟學視為"科學"是錯誤的，它在性質上根本不是如此，這也可以說是我為何會有這種感覺的根源所在。今天的理論物理學家自認——並不全然是自我調侃——他們已經趨近一個放造四海而皆準的原理。但在經濟學裏，沒有這類理論；如果想建構這類理論，最後很可能會落到什麼也不是的下場。假如你認為我這是在嘲諷當代宏觀經濟學的某些傾向，那你想得沒錯。

這與我堅信經濟學應力求"科學化"的想法完全不沖突。所謂科學化，我指的只是我們應采用邏輯的思考方式並尊重事實。我在後面還會再談談"事實"。

有一次我曾聽到史翠登（PaulStreeten）提及，世人可分為兩種：一種相信世人可分為兩種，一種不信。經濟理論家（甚至包括一些應用經濟學者）似乎也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建立系統的人，一種是解決困惑的人。我剛才所說的，似乎較偏袒解決困惑的人。所謂困惑，就是需要加以解釋的事情。困惑可能是從理論的探討過程中產生；有待解決的矛盾現象、等待發現的範例（如最適貨物稅）、以及各種以"某某事情是否有可能？"的形式出現的問題。困惑也可以從觀察中產生：如玉米-豬的循環周期、可分配份額的"固定性"，以及導致歐肯法則（Okunslaw）的一些慣性現象。在我所作的經濟成長研究中，和建立系統最接近者．其實一開始時也是為了解決困惑；哈羅德——多馬理論中存有內在不穩定因素，但從經濟史的觀點來看並非如此，如何才能調和兩者的歧異？我們當然承認有一些真正的系統建立者，而他們的確有高度的裝飾性；但我個人的直覺是，系統太復雜，也牽連太多的非經濟因素，因此很難用我們的方法加以建構。

現在我要談談事實。用嚴格的眼光來看，"事實"只是價格與數量的時間數列，剩下來的就屬假設檢定的工作了。我曾看過許多這樣的檢定，幾乎沒有一個具有說服力，主要的原因是它們否定許多其他的可能性時，感覺上力道相當不足。畢竟，對一組時間數列的解釋，實在有太多種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就算同一份期刊，在下期也一定會出現另一篇論文，采用相當不同的函數形式，或修正過的模型。我個人的感覺是，我們要能進步，只有擴大供研究用的事實層面，納入諸如專家與市場參與者的意見和隨意的推論、態度調查、制度面的規則性，甚或我們本身的判斷等等。我比較贊同的形象是吸塵器，而不是顯微鏡。

當然，我絕對不是說常識或者一般"務實的人"的觀點總是對的。其實，務實的人所主張的理論常常錯誤或空洞。我所主張的是，經濟學者不能不睜大眼睛觀察四周，再判定什麼是有道理的，什麼只是牽強附會之說。這些判斷並非毫無根據，而是可以訴諸於觀察與邏輯為其辯護。

對經濟學這門"憂郁的科學"（Dismal Science），我該談得夠多了。一位朋友曾經送給我一件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系的T恤，上面的圖案是一架直升飛機灑下的錢（貨幣理論者愛用的象征）正掉在一座島上（經濟學者最愛用的象征），並題上"還不及你想像中憂郁的一半"。我就在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