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群佛羅倫斯人，受到希臘哲學的影響，成立了‘新柏拉圖派’。其中一位就是羅倫哲諾(Lorenzino)，他曾贊助波提且利繪畫“春”、“維納斯的誕生”。他的堂兄是當時統治著佛羅倫斯的羅倫佐麥迪奇(Lorenzode Medici)。羅倫哲諾有一個重新詮釋古典的野心，也就是以當時十五世紀的基督徒角度，來看待未基督誕生以前的希臘人的哲學思想。所以，波提且利筆下的維納斯，是他所想象的中蒼白羞澀的聖母馬利亞形象而不是異教式那種渾身燃燒著愛情的女性風情。

“我們對建築那些歌德式大教堂的好手完全一無所知……。”（（肯尼斯·克拉克，文明的腳步：1989年，臺灣桂冠圖書，128頁，同上）

最好的例子，是西班牙聖塔馬利亞地方的一座教堂的畫家。雖說在給他們的教皇、國王和主教畫人像時，給他們的畫添加了各式各樣的裝飾，希望他們看起來稍微‘立體’想一些，偏偏，他們的形象，就像其他歌德式畫作中的人像一樣的千篇一律。

就像當時的荷蘭畫家約翰凡艾克（Jan Van Eyck）（1385/1390-1441），在“阿諾菲尼和他的新娘"一畫中所表現的技法。以客觀的雙眼來審視人的面孔，然後以細膩的手把他的洞視表達出來。

“也許也只有這種進步和細膩之心態的社會，才會容許人家把他的個性表現出來。”（128頁，同上）

艾克讓他的對象置身於自己的生活環境中，“ ‘阿諾菲尼和他的新娘’ 一圖中，便以愛心刻劃了日常的生活細節，如雨天穿用的木屐，他們的雜種小狗、凸面鏡，以及頂上的銅裝枝型吊燈。根據一個違反藝術史規則的奇跡，他居然讓我們如同身受的感覺到戶外射進來的陽光。”這種對氣氛的敏感，使佛羅倫斯藝術家也感受到了，而在一些畫作與雕像中表現了出來，重新找到了自己。

佛羅倫斯

我要說，佛羅倫斯是許多人心靈的故鄉。他們覺得，佛羅倫斯的文化風格，就是他們的生命風格。當然，風格已經成為很爛的廣告詞。連在工廠邊建造房子的公司，很不協調地在院子裏，裝個醜怪的水管當噴泉，放兩朵塑膠蓮花，都說那是禪意洋溢的風格雅居。

那些事佛羅倫斯成為歐洲最富有之銀行家、羊毛商，都是虔誠的現實主義者……。（肯尼斯·克拉克，“文明的腳步”，1989年，臺灣桂冠圖書，111頁）

然而，對藝術作品的研究雖然改變了佛羅倫斯人的思想、生活方式和道德，但對藝術的影響卻不深入，只有某些地方個別的引用了一些。……輕靈、精簡而且與從前的任何建築形式都不相像的風格是那裏來的？我覺得它其實是建築師布魯勒斯科個人的發明，然而建築師的風格如果不能滿足當時代的需要，也不能生根。布魯勒斯科的風格似乎正合佛羅倫斯當時那批頭腦清晰、心智明快之人的胃口，而且時代風氣也在改變，原本嚴苛的商場和銀行的戒規至此慢慢寬松，充分應用上天所賦予人的一切，來過好生活，已經比竭盡心力去賺錢來得重要。（肯尼斯·克拉克，“文明的腳步”，1989年，臺灣桂冠圖書，115頁）

人們初次看見代表文藝復興的之始的建築派西教堂和佛羅倫斯的舊教堂時，心裏總因為它們的小而大感失望。比起羅曼斯克和歌德式建築，它們當然很小。它們並未像以往那些跟神扯上關系的建築般，想借尺寸和重量來制造印象或給人壓逼感。每一樣東西都調整到人類需要合理的範圍內，它們存在的目的，是想讓個人更了解自己的力量，更認識自己是一個道德和智能都能完整的個體，這是人的尊嚴的證明。（肯尼斯·克拉克，“文明的腳步”，1989年，臺灣桂冠圖書，115-116頁)

文藝復興時代的建築師采用比較簡單的幾何圖形，如圓形或正方形等，他們認為本身就是一個完美的圖形，而且經過玩味之後，他們認為這些圖形也能適用到也是完美的人身上，讓彼此的良質互相影響而更有進步。根據這個均衡理論衍生出來的畫和雕刻作品，可謂不計其數，其中最有名者當推達文西。（肯尼斯·克拉克，“文明的腳步”，1989年，臺灣桂冠圖書，121頁)

同樣的規則也適用於繪畫，當時人們認為所謂的透視法是經過數學演算的結果，才能在平面上表現出物體在空間的準確位置。……理淺浮雕其實也是繪畫的一種，吉伯提刻在佛羅倫斯之“浸禮所”門上那幅著名的“亞各與比掃”它的比例構成的空間和諧幾乎有了如音樂般流暢的效果。這跟文明有關系嗎？我認為第一次發明的時候是有關系的。它使人相信“人類可以把人重新呈現出在一個與真實差不多的布景上，而且把環境及其他事物和諧的安排在它的四周”，這種信仰象征性的表示出人在環境中的地位，以及人能控制自己的命運的一種新觀念。（肯尼斯·克拉克，“文明的腳步”，1989年，臺灣桂冠圖書，122頁）

透視法也被運用在城市的設計上，布魯勒斯科曾試繪佛羅倫斯主教堂之前的廣場設計，但它終究只是“完美的人應居住在絕對和諧的環境中”的一種理想。（肯尼斯·克拉克，“文明的腳步”，1989年，臺灣桂冠圖書，1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