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以往的外交政策指導方針，或者模棱兩可，容易引發歧義；或者過於生硬抽象，缺乏人性化的促銷點。比如，"韜光養晦"被西方媒體廣泛地翻譯理解成"蓄積實力、伺機而動"的陰險謀略；而"和諧世界"則因為過於空泛平淡，無法形成共鳴和著力點。"中國夢"的提出，無疑帶來了一股清新、自然、親和的中國風。

　　 習近平，這位以沈穩、持重、自信、坦誠的個性風格被西方媒體所了解的中國"新當家"，在當選總書記後第一次公開講話中，一"夢"驚人--以簡簡單單的三個中國漢字："中國夢"，濃縮概括了新一代領導人的執政理念和目標。在他身後，是有著厚重和濃烈象征意味的"中國復興之路"展覽圖片；在他旁邊，站立著引領未來中國去造夢、追夢、圓夢的七人團隊(用耶魯大學教授史蒂芬·羅奇的形象說法，這將是中國的"夢之隊")；而在他面前，不僅僅是拿著話筒端著相機的隨訪記者，以及他們身後所代表的中國十幾億受眾，還有著全世界幾十億雙關註中國、聆聽中國和探索中國的眼睛。
　　 "中國人開始做夢了"、"中國的新老板是個有夢想的人"、"中國敢於夢想了！""中國的美夢抑或世界的噩夢？"從這一連串西方媒體報道的大標題中，你不難感受到一股迅疾而清晰的震顫，以北京為中心蕩漾開去，在世界輿論場內形成了一連串共振與余波。在尚未確認應該將"中國夢"翻譯成"China's Dream"(中國的夢)，還是"Chinese Dream"(中國人的夢)時，西方的媒體和受眾已經開始在公共空間裏剖析"中國夢"和"中國夢之隊"了。夢想，既是人類共同共通的語言，又是通向每個人心靈深處的一把鑰匙。在"中國夢"背後，無疑隱含著未來中國的發展路徑和新領導人對於中國的角色定位。
　　
　　 夢的起點
　　 細究起來，近代意義上的"中國夢"，發端於每個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那一連串噩夢。中國國情教育中所謂的"百年國恥"，幾乎凝成了一個民族羞於啟齒，卻又不能、不敢片刻忘懷的集體記憶和心靈創傷。其疼痛之深、其副作用之久遠，貫穿影響了其後中華民族百年歷史的起伏波折。而最具有臨床實證意義的一個民族精神後遺癥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夢想、狂想、空想都歸於破滅以後，中國人不敢做夢了。要做夢，你必須先要睡去；而"東方睡獅"的頭銜，無論如何不再是中國引以為傲的標簽。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無論白貓黑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求真務實"、"腳踏實地"、"真抓實幹"、"實事求是"，從這些被改革開放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們奉為圭臬的政治術語中，不難看出中國人從上到下對於"虛幻"、"縹緲"、"遙遠"的夢想的刻意回避。
　　 然而，在埋頭實幹、勵精圖治了30多年以後，崛起的中國擡頭四望，突然發現了"一覽眾山小"的震驚與快感；而與此同時，創造了"中國速度"的中國，似乎也忘掉怎麽去做夢了。在一個泛物質主義盛行、拜金主義具有某種宗教感召力的社會大趨勢面前，帶有強烈精神訴求的"夢想"在當下的中國反而蛻變成了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奢侈品。
　　 從這個意義上講，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寓意著中國在兩個層面的回歸。
　　 一個層面，是歷史的層面。中國終於可以擺脫像夢魘一樣籠罩民族心理長達百年的陰影，以正常的心態，去憧憬和構建一個民族的遠景承諾。物質的富足，使中國從"羨慕嫉妒恨"加上"屈辱挫敗悔"的復雜心態中走出來。這是中國在主權意義上"站起來"以後，在精神心理上又一次真正地"站起來"。
　　 另一個層面，則是現實的層面。沒有夢想的民族，終究是沒有未來的民族。中國過去30多年的埋頭前行，在屢創輝煌的同時，也使得我們的視野變得狹窄，心態變得功利，想法變得短視。正如涉及金錢的問題只能用金錢來解決一樣，涉及精神層面的缺失也只能用精神層面的修復來完善。"中國夢"的提出，無疑正當其時，正對其癥。
　　 但是，關於"中國夢"的起點，西方媒體和受眾卻有著自己不同的解讀。
　　 首先，中國人習慣將近代歷史的斷代點劃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前後。由此勾勒出的故事線自然是一部中西方對峙抗爭，中國屈辱落敗的沖突史。而西方的中國問題觀察家和意見領袖們則更多地將這個歷史分水嶺，或是劃在"新中國"建立時的1949年，或是劃在明末清初甚至更早。換句話說，中國政府所宣傳的"愛國主義"，在西方的語境和歷史參照系面前，失去了其挾帶的情感力量和說服力。
　　 如果以1949年為起點的話，過去的60多年，中國經歷了一個自我否定再否定的輪回--先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畫地為牢，自我纏鬥，然後是改弦更張，放開手腳，實現了經濟和社會的整體跨越。因此，中國語境中帶有強烈"民族復興"的歷史潛臺詞，在大多數西方人聽來，失去了其邏輯論證的說服力。而如果以中華民族與西方世界初始接觸的明末清初來論的話，中國所泛指的"中華民族"又因為清帝國統治者的外族身份而變得糾纏不清；而所謂的屈辱，更顯得言過其實--因為畢竟，滿族當時所創立的大清帝國，無論從版圖和疆域上，都超過前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帝國之一。
　　 而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對於這一次由中國政府主導的"築夢"工程，西方媒體在大肆渲染報道的同時，也不無質疑和揶揄。其中，路透社的一篇評論就很有代表性。在"習在做著一個中國崛起的夢"的題目下，評論者指出習近平的講話，對於那些聽慣了美國政客時時把"美國例外主義"掛在嘴邊的聽眾來說，再熟悉不過了。這實際上是"中國崛起"的一個"夢想版"，而掩蓋在這些動人辭藻下面的，仍舊是共產黨新一代領導人對於政權(包括"夢想權")的牢牢把控。
　　
　　 從"強國夢"到"中國人的夢"
　　 什麽是"中國夢"？到底是"中國的夢"，還是"中國人的夢"？到底是指作為個體的每個中國人的夢想？還是指作為集合概念的中國人群的整體夢想？很顯然，習主席在2013年3月17日人大閉幕式上的講話，其對於"中國夢"內涵外延的重新詮釋，不同於首次提出這一概念時的描述。用他的原話就是："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中國夢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
　　 而在2012年11月"復興之路"的講話中，他重點強調的則是"民族復興的強國夢"。從"強國夢"到"人民的夢"，從以國家為主體到以人民為夢想的主體，此一跨越，無論從文理邏輯的完善上，還是從地緣政治和外交層面，都意義重大。
　　 首先，"中國夢"的概念，遠遠大於和超越"強國夢"的概念。夢想的主體，應該是人，而不是虛擬的國家。同理，夢想的實現，也只有在每個國民的夢想實現以後，才能夠真正上升到國家強盛的層面。
　　 其實，在馬克思主義最核心的理論文獻《共產黨宣言》中，恰恰可以找到這一立論的主旨源泉，"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前提和基礎"，以此推論，每一個中國人夢想的實現，也必然是整個"中國夢"實現的條件和基礎。過分強調"強國夢"，無疑會引發孰為本、孰為末的疑問--到底是"大河有水小河滿"呢，還是"小河有水大河滿"？到底是國在家前，還是家在國前？具體到國家宏觀決策中，這又事關到底是以國家整體的財富積累(GDP翻番)來衡量夢想的實現，還是以國家中的每一個個體的幸福感來衡量("你幸福嗎？")。
　　 而將"中國夢"簡單等同於"強國夢"，其弊端和副作用，還不單純體現在邏輯和語義模糊的問題上，而更多體現在地緣政治和公眾外交的層面。
　　 無論被稱為是"崛起"還是"復興"，中國最近30多年來的高速發展，正沖破一個五百年來所形成的西方統領世界的歷史大周期。其指標意義和顛覆力量，同樣史無前例。正因為如此，"中國威脅論"的提法，像魔咒一樣，被西方媒體時時念起；又如達摩克利斯之劍，一直懸在中國的頭頂，隨時落下。中國政府自我極力標榜的"民族復興"、"強國論"等口號，無疑為"中國威脅論"者提供了最好的口實和證據。在西方媒體眼中，中國帶有強烈"泛國家主義"的發展模式，正在重復著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的崛起道路；而中國民眾中隨時爆發出來的、針對日本和周邊國家的民族主義傾向，也為世界新舊強權之間不可避免的沖突埋下了伏筆。
　　 美國《新聞周刊》在一篇題為"中國的偉大夢想"的評論中，顯然將中國的"強國夢"與周邊國家的"噩夢"並列起來，把中國在南海地區的島嶼領土爭端放到了二戰前德意日領土擴張的歷史背景下。《紐約時報》則特意突出強調，所謂的"中國夢"其實就是"強國夢"和"強軍夢"，而"習的講話以及其背後所調動起來的強大宣傳攻勢，必然讓亞洲國家，以及美國這一太平洋地區的主導軍事強權，憂心忡忡"。
　　 而《時代》周刊的評論就更不加掩飾了，其在2月1日一期的標題就是"麻煩之海：今日亞洲就如同一次大戰前的歐洲"。文章中引用的幾位老牌外交家的評論可謂畫龍點睛：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說，"正如一個世紀以前的巴爾幹地區一樣，至少有六個國家或地區與中國有領土爭端，而其中三個國家是美國的戰略盟友"，韓國前外交部長尹永寬也指出，正像一次大戰之前德國崛起而英國衰退一樣，中國的飛速發展比襯出美國和日本的相對衰落，而這往往是政治領導者們開始做出錯誤的外交決策之時；用新加坡資政李光耀的說法是，"中國的鄰國們都擔心，中國也許會重走幾個世紀以前中華帝國的霸權之路"。
　　 不管這種擔心是居心叵測，還是杞人憂天，它正好從側面印證出"中國夢"的提出，從國內來講，其精神層面的作用應該大於物質層面的作用；而從國際的視角來看，其"軟實力"的象征價值應該大於其"硬實力"的指標意義。
　　 中國以往的外交政策指導方針，或者模棱兩可，容易引發歧義；或者過於生硬抽象，缺乏人性化的促銷點。比如，"韜光養晦"被西方媒體廣泛地翻譯理解成"蓄積實力、伺機而動"的陰險謀略；而"和諧世界"則因為過於空泛平淡，無法形成共鳴和著力點。"中國夢"的提出，無疑帶來了一股清新、自然、親和的中國風。
　　 "中國夢"的真正價值，不在於中國實現夢想的模式，而在於這個民族敢於夢想的精神。"中國夢"不是為了取代"美國夢"，而是為了豐富和完善"世界夢"。當習主席結束對非洲的訪問後，非洲國家的媒體開始反躬自問："為什麽我們不能夠做一個非洲夢呢？"同樣，印度的報紙也在金磚五國的會議後發表評論："印度什麽時候能夠提出自己的印度夢？"
　　
　　 夢想與現實的碰撞
　　 夢想與夢想之間會有碰撞，而夢想與現實之間更免不了沖突。
　　 夢想與現實之間如果沒有距離，那夢想也就不成其為夢想了。當"美國夢"最初被提出的時候，美國正處於經濟大蕭條最困難的1931年。當時，美國經濟陷入大衰退之中，股市崩盤，銀行倒閉，勞資矛盾頻仍，社會沖突異常尖銳，而大西洋彼岸二次大戰的陰影正漸漸向美國移來。正是在這一晦暗迷惘的時代背景下，吉姆·亞當斯在《美國時代》一書中，這樣描畫了他的"美國夢"："這不是一個關於汽車和高速公路的夢想，這是一個關於社會秩序的構想：在這個社會裏，無論男女，每個人都能夠實現上天賦予他的全部內在潛能，而同時也被其他人認可這種自我價值，不因其出生環境和地位而改變。"
　　 後來，隨著二戰後美國在世界範圍內超強地位的確立，"美國夢"的提法也逐漸被整合到美國發動的全球魅力攻勢中，作為在冷戰時與蘇聯爭雄的一個"軟"籌碼。冷戰勝利後，"美國夢"更是所向披靡，高歌猛進，成為了某種意義上的"世界夢"。
　　 這一態勢，一直持續到2008年。
　　 2008年發生了兩件震動世界的大事。一件是美國爆發的次貸金融危機，一件是中國主辦的北京奧運會。金融危機所帶來的連鎖效應，使得以花園洋房為符號標誌的中產階級"美國夢"開始癱軟變形；而太平洋彼岸，北京奧運會的焰火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炫麗綻放，愈發將這種此消彼長的反差映襯出來。一時間，"北京共識"將取代"華盛頓共識"的呼聲，不絕於耳；甚至於，由中美兩強共管共治世界的"G－2"模式，也被戰略學者們煞有介事地提了出來。朦朦朧朧看起來，中國趕超美國似乎指日可待，而中國引領世界也幾成必然。
　　 隨後的事實證明，我們可能過早地把夢想與現實混為一談了。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的說法，中國在世界的存在，廣度遠遠大於深度，還不具備調動和影響世界的國際實力，也還不能稱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強權，而只能算是一個"半路強權"(partial power)。換句話說，中國是世界利益的大股東，但還不是控盤的莊家。美國從2009年下半年開始付諸實施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使得亞太的地緣政治天平"不再平衡"。美國以現任亞太盟主的身份，左拉右推，以軟硬兩手再次向盟友們證明了"美國不是萬能的，但沒有美國是萬萬不能的"的信條。在東亞這個巨大的地緣政治"蹺蹺板"上，美國把自己的力量全壓了上去，中國這一端開始失衡松動，平衡眼看就要被打破。
　　 於是，"中國夢"中的國際色彩，就不能不被放到桌面上來了。在首訪俄羅斯的講話中，習近平面對著中國昔日的戰略盟友，承諾"我們要實現的中國夢，不僅造福中國人民，而且造福各國人民"。"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安全威脅，單打獨鬥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體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選擇。"換句話說，中國夢，不是中國人自己做的夢，而是中國為世界打造的夢。
　　 就在中國新領導人們暢談夢想的時候，現實的陰霾和汙濁，卻正在侵蝕汙染著中國最大的兩座城市。清新亮麗的中國夢想，被北京漫天的黃沙霧霾和上海黃浦江裏漂浮的萬頭死豬，攪擾得如同黑色幽默一般尷尬和無奈；一時間，美夢的構想，似乎正變成噩夢的劇情。西方媒體在評析"中國夢"所帶來的新氣象時，也不無嘲諷地大篇幅報道在華工作生活的外國人，正在被恐怖的PM2.5和H7N9病毒逼離中國。
　　 而中國自己，也仿佛突然間意識到，那些不切實際、不顧後果的夢想，有時候會幻化成一系列帶有棱角的現實碎片；而在夢境碎片的反光中，過往的醜惡、愚昧、貪婪，都無處躲藏。中國的夢想，不能只被物質的標準所衡量；而那些最有價值的東西，未必都能夠通過價格體現。如果夢想那麽容易就能夠實現，那麽夢想的價值是否也被打了折扣。
　　 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夢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夢想；而每個人也有每個人的夢想。夢想的內容或許有不同，但夢想的精神卻能穿越任何政治和文化的隔閡。在鑄造自己夢想的時候，中國既要學會在世界面前講述自己的夢想，也要學會承受夢想與現實之間那永遠也無法彌合的空隙。
　　 來源: 《社會觀察》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