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教授最近有一篇文章——《為什麼中國文化沒有崛起》，就這一命題討論的前提是：中國文化之崛起乃必要之事。目前，類似的研究不少，我倒有一問：中國文化真的有必要崛起嗎？或言，我們應怎樣討論中國文化的崛起？

　　鄭教授的這篇文章談得還不能算是中國文化的崛起，而其實是中國綜合國力的崛起，每當出現“1840年”這個年代，再想從純文化角度談論“崛起”的學者也休想控制好命題的外延。當然，你也可以說：不存在“純文化”這回事，中國文化的崛起就是中國綜合國力的崛起。即便我們采取文化的狹義概念，也會發現：“崛起”是個很不容易掌控的話題。這個話題為何不易掌控？
　　首先，那些用於宣判中國文化是否崛起的標準值得懷疑。文化崛起的標準究竟是什麼？有人說：文化嘛，軟實力是也，一國的商品能走向全世界，他們的價值觀也會隨之走出去。但我們看看歷史：古羅馬的皇帝視中國來的絲綢為至寶，但並沒有提出：要不我們羅馬人試試漢朝的政治制度，哪怕試試他們的禮義廉恥、忠孝節義？在今天，好萊塢、麥當勞等等湧進中國，我們消費得不亦樂乎，可自由主義、三權分立那套想真正打開影響，不知困難多少倍。一國的商品漂洋過海並不難，在今猶是，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文化已經崛起了，因為我們只在歷史上很短暫的幾年是貿易逆差，而中國人的吃苦耐勞、逆來順受更隨著“中國制造”為全世界所知；而美國文化恰恰沒有崛起，他們的商品固然進來，價值觀還在我們的安檢門前堵著，等著寬衣解帶，受一寸一寸的排查。尤其值得註意的是：並不只有中國官方拒絕美國文化、美國價值觀的輸入，中國的國民對他們的那套也是相當挑剔的。盡管網上有很大的聲音呼籲民主，但美國式的民主，很多人覺得在中國會水土不服，我們必須加入“中國特色”。可如何操作下去？前面無論怎樣拍胸脯，此問一出，也要閃爍其詞。總的來看，從消費的角度尋找文化崛起的標準是靠不住的。消費品本身就是一個終端，它隱去了太多真正具有文化意味的東西。當今的消費品還和當年的絲綢、瓷器不同，雖然都在標榜其藝術化的設計，但本質上不是藝術品，在營銷的導向下，人們對它迅速感興趣，而對它是怎麼來的毫不關心。
　　文化崛起的標準還會是什麼？也有人說：一國文化被接受的程度。在這個角度，中國相比美國，與先前站在消費的角度看完全掉了個個。顯然，不只是中國人，全世界人都在被迫進入美國人的文化模式，媒體的風格也好，娛樂的方式也好，受教育者以及教育者的思路等等。我們倒不必不忿，從歷史的大視野看，美國擔當這一角色是充滿意外的，中國曾有機會成為現代社會的夢幻大國，但人類文化模式趨於統一則毫無意外，取決於生產力的革命，溝通方式的革命，社會價值觀的革命等等。問題是：我們就因此認定美國文化已崛起了嗎？人類文化模式趨於統一是看得見的，所謂的美國文化其實是各國文化，美國精神是一種普遍精神。自由民主人權等等，都已作為普世價值，言下之意：不是你美國人的貢獻，是人類走到這一步的必然。造物主決定把某一名山大川放在哪兒是他的事，我們作為人類誰攤上誰驕傲；命運女神、歷史女神一樣，我們作為被選擇對象同樣是很被動的。如果以美國文化的被接受程度較高論美國文化的崛起，全人類都可以說：我們的文化崛起了，只是美國人代表我們上臺領獎。
　　再而，如果以一國文化被接受的程度論，我們必須看到：不同國民之間，相互了解是極其膚淺的。常常是還沒怎麼認識，出於人的善性，已經接受了你。我們說中國文化的崛起，如果以五湖四海唱京劇、背《論語》、寫方塊字這些來判定，可以斷言：永遠不會有那一天。中國文化今天的大格局早在兩千多年前已形成，世界有兩千多年的時間認識中國，但他們到今天對中國文化還是普遍無知，且談不上什麼認真的好奇的。就是在互聯網時代，很多外國人對中國的了解並不比1840年那時候一個外國人對中國的了解更多。屬於你民族的那一套，就安安心心地儲蓄在民族文化的銀行裏，不要苛求拿它去販什麼高利貸，能慢慢地貶值就已經很不錯了。一切拿本民族文化販高利貸的做法都屬於和國際“硬接軌”，拉郎配似的，全不在乎兩廂情願。能與中國文化產生共鳴的國家，遍看世界，不能說一個沒有，起碼不太多。事實上，我們對人家的文化就那麼關心嗎？也不是，大抵湊熱鬧而已。總之，我們很難以中國文化被接受的程度來作為中國文化崛起的標準，在普遍的以之為中國文化崛起的年代，中國文化的實際影響還是限於亞洲的幾個地方。美國、歐洲的文化為什麼相對容易？一方面要多謝命運女神、歷史女神的選擇，他們是現代化快車的第一批乘客；一方面，客觀上，歐洲也好、美國也好，要麼聯邦，要麼邦聯的，分出了許許多多相似度極高的文化區域，這些區域彼此聯系，又輕度隔膜，既能保持特色，又在精神上比較統一，給外人看來：文化的盤子很大，花紋又精美。中國文化的統一度太高了，尤其宋以後，給人的印象：這是一面墻，是一座長城，格局恢弘，但每一塊磚都差不多。《紅樓夢》之類自外於主流，不甘於做長城一磚的，實在少之又少。
　　除了懷疑評價崛起的標準，其實我還想問：為什麼所謂的崛起，單單缺少自我的認同？非得是外國人怎麼看中國文化，不論中國的商品還是中國的藝術，而不能想一想：其實中國人自己認同自己的文化，就已經是一種崛起了。是的，我想請各位擡眼的正是這內在的認同。
　　我不認為今天的中國人有多麼認同自己的文化。這裏還有一個前提要探討：今天的中國文化，即那個等著被認同的中國文化，其血緣是追溯到古中國還是馬恩列斯毛，或者難聽點，根本沒什麼血緣，是一頭沾著祖宗的血的野獸，而身在現代化、現代性的牢籠中？不好下這個結論。那，今天的中國人，更願意認同具有哪一種血緣的中國文化？
　　這裏披露的問題其實是：我們對自己文化的了解也是很膚淺的，所以根本別想著怎麼放債給外國人，銀行的金庫裏很可能就剩財富的傳說了。在這種心靈背景下，我們對文化血緣的選擇不會統一——曾經闊氣的要復古，即回到馬恩列斯毛的棋盤裏；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並不憚於做一頭只會舔傷口的野獸；未曾闊氣的要革新的，可什麼是新的呢？古典的東西挺新鮮，於是有國故派；西方的也新鮮，於是有洋派。中國人看中國文化，如今大抵如此，大抵。
　　這就很難產生內在的認同。各家有一套文化的儀仗，雖然旗子都是“中國”，但你是鑼鼓點，我是交響樂，他是《春天的故事》……所謂中國文化的崛起，根本就沒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崛起，多少人利用這崛起的口號、旗號，倒行逆施其並不邪惡，然而深陷無知的用心。探討中國文化的崛起其實是個並不知從何下筆的苦事，你能說馬恩列斯毛的那一筆資源就不在中國文化裏面嗎？未免狹隘。但回到古典去的話，多古才叫古典呢？五四怎樣？乾嘉怎樣？《紅樓夢》怎樣？前七子、後七子怎樣？……近代以來，尤其建國以來，中國文化缺少一批連貫作業的整理者，倒有不少挖空心思的破壞者。
　　在這以前，五四時的章太炎、魯迅，另一個路子的辜鴻銘、錢穆、陳寅恪等等，甚至胡適、顧頡剛，都在充當整理者。不管魯迅同不同意，他是留下《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等一系列研究的，間接的還有他對中國文化的批判，相當於開了一個後門，但沒有堵塞前門。更前面，曹雪芹是一個整理者，這個整理者更特殊，不需要與任何人拼成一副文化歷史的司南，他自己就是東西南北了。曹雪芹起到的一個作用五四那一代人其實是接力過來的，就是整理中國的語言，再確切些，中國的白話。中國古白話的傳統肇極於《紅樓夢》，那時候的人是怎麼說話的，各個階層，各種背景，甚至同一階層同一背景裏不同的性格，《紅樓夢》是一部古白話的辭典。整理近代白話的工作就到了魯迅、胡適的手裏，翻譯體的白話怎麼說，魯四老爺、灰五嬸的白話怎麼說，莊木三和愛姑們的白話怎麼說等等。白話文的傳統是從中國傳統文化而來的，如果能自然發展到今天，不受到革命話語和革命官僚話語的橫切，我們面對“中國文化”四個字，可能還沒那麼難以下手。失去白話文傳統，外來語和網絡語言大鬧現代漢語，我最難過的事就是：上網遇到的是一套嚴重雷同，同時極其粗俗的語言，到哪裏都是“吐槽”；學習、工作中是兩套味同嚼蠟、刻板虛偽的語言——學術八股和作報告用語。想要對自己的文化發生認同，起碼要有語言上的認同，語言之於文化的關系在此不探討了，但我們誰都知道：沒有語言上的融洽，憑什麼去談文化上的和解？
　　倒不能說中國文化的崛起完全是中國人會否認同中國文化的問題，也不能說這種認同須以語言上的融洽為前提，文化這件事本身難說必要條件，都是充分條件。文化固然可以作為一種實力，但它首先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們的總感想。我的想法很簡單：讓中國文化在中國人中間先崛起；讓中國人先愛上，而非不得不用中國的語言。
　　
　　 寫於Swansea山中寓所
　　 2013年4月24日星期三

（收藏自2013-05-13《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