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重尋無處·五常行遊錄》開放後的中國 (中)

說實話,到了上海這樣多姿多彩的城市,只停留一天多的時間,「見官」總覺得有一點浪費。不過,那天早上與國營企業的主事人暢談,在知識上倒獲益不少﹔李鐵映看來一表人才,但見面的時間短,難以體會到這位執政者的深度,引以為憾﹔沙麟副市長言論開放,也有見地,但他有報喜不報憂的意向,所以在說服力上,不免打了一點折扣。我最欣賞的還是汪道涵。這位前市長謙謙君子,很有風度。他擺明是一個高官,但一舉一動顯得那樣平易近人,看不出有什麼故意造作。香港的某些高官應該拜他為師。

同一天的晚宴上,弗老和我要作演說,他談通脹,我說產權,都是大家連想也不用想就可以滔滔不絕的。宴後弗老早作休息,我和周安橋及幾位朋友意猶未盡,到和平飯店看看那裡夜總會的熱鬧。這酒店是五十多年前的建築物,歷盡滄桑,但在陳舊中還是很具氣派。夜總會內幾名上了年紀的樂師演奏四五十年代的流行樂曲,使人有懷舊之感,一下子好像時光倒流了。

夜總會擠滿了人,十之八九西籍人士。安橋老弟好不容易才能花點小賬找到一桌座位,是在遠遠一角的。坐了大約半個小時,演奏的樂師宣佈﹕這是最後一曲。是華爾茲的舞調,我請自己的太太到舞池「表演」一下。孫悟空既然到此一遊,我又何妨到此一舞?不知是否我們的舞藝過於了得,翩翩起舞者只有我們兩個人。

十月二十四日中午要飛北京,早餐後赴機場之前,我們要先到浦東一遊。新建成的浦東大橋剛好在前一天開幕,因此我們也要過一下渡橋之癮。浦東有一條專「搞」百貨商場的「商店街」,據說是為了表演給鄧小平看而建造的。浦東大橋也是因為要「風光」一下,不惜成本而起的。弗裡德曼認為二者是浪費的投資,嚴加批評﹔回港後楊懷康也在《壹週刊》說了上海好些不是之處。

弗﹑楊之見,我不苟同。上海近兩年來的經濟發展一日千里,欣欣向榮是事實。有這樣驕人的實質進展,多花三幾億元來賣一下「門面」風光,雖屬不智,難以厚非。其實,在「門面」的費用上,香港花的比上海高得多了。

(二○一○年五常按﹕上文說的浦東是一九九三年的浦東,那所謂「商店街」只是一層高的簡陋建築物。八年後浦東成為世界級的大都會了。一九九八年弗裡德曼夫婦坐的郵輪停留上海半天,見到的景象使他們震撼。)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

四個多月前,聽到一位外籍的教授朋友說上海新建的博物館是世界一流的,一個週末我跑去看看。其時博物館尚未正式開幕,只有雕塑﹑青銅﹑陶瓷這幾項可供參觀。

那位教授朋友說得不錯,從室內設計﹑燈光﹑展品安排這幾方面看,確是一級水平。此前我不知道中國有雕塑藝術這回事——什麼觀音﹑佛像之類的作品,印象中千篇一律,似乎是沒有什麼藝術可言的。上海博物館的雕塑室別出心裁,展出的務求變化多,使我看後茅塞頓開。說實話,在雕塑藝術上,中國不能與歐洲相比。上海博物館的陳列,使我意識到我們的雕塑天才有的是。

有趣而又重要的現象,是中國的雕塑藝術沒有作者署名。為什麼會這樣,我想來想去也不知道。可能因為在中國藝術歷史上,一個雕塑家不能像米開朗基羅﹑羅丹等人那樣,因成名而獲得可觀的收入。我又想到不久前在西安霍去病之墓地上看到的﹑多件巨大的石雕,是二千年前的「印象派」作品,作者顯然是個藝術天才,但只是一個「無名氏」。

上海博物館辦理雕塑展覽的主事人,顯然對中國的雕塑歷史有深入的研究。我希望他(或他們)能對作者「無名」這問題試作解釋,以較大的字體對觀眾說明。那主事人(可能不止一個)是何方英雄好漢,也不妨在顯眼處介紹一下。雖然博物館很少這樣做,但作者既是無名,而展覽又搞得那樣有心思,其主事人「公開」地領一點功勞是不用客氣的了。

該博物館的青銅器展覽,舉世無匹,非看不可,毋需細表。收藏能收得那樣全面而又是那樣有系統的,是不簡單的一回事。使人失望的是陶瓷的展覽。個人認為宋代的陶瓷,高雅無與倫比,其藝術成就光芒不可方物。但在博物館所見,宋代之作並不令人歎為觀止,即使那有口皆碑的宋代五大名,館中展出的作品不多而又不夠份量。

最近上海博物館正式開幕了。我趁重陽的長週末,特意去看該館的古書畫。我對中國古畫所知甚少,主要是去看書法。很有看頭。令我失望的,是該館舉世皆知的兩幅鎮山之寶的書法——米芾的《多景樓詩》與徐渭寫的一首自作七絕——沒有展出!新張大吉之際,把鎮山之寶「收」起來做什麼?

徐天池的那幅七絕書法,是他尚存於世的最精書法作品,日本二玄社的複製品可以假亂真,看不到也就算了。但米元章的《多景樓詩》,其真看不到不免耿耿於懷。有人說《多景樓詩》的原作是假的。怎麼可能呢?該詩分明是米前賢的風格。米顛的詩雖然不是蘇東坡所說的那樣了不起,但風格別開生面,沒有誰可以作得出來。(蘇子平生最佩服兩個人。一個是晉代的陶淵明,另一個是他的朋友米芾。自歎「相從元章不盡」的蘇軾,認為米芾做什麼也是天之驕子。)

至於《多景樓詩》的書法,從印刷品看,更是元章無疑了。這幅書法共有九十六個大字(大約是米芾存世的大字真的四分之一),寫得天真瀟灑,靈氣湧現。古往今來,在行書上,只有米芾一個人有這樣的功力。「假」又從何說起?所以我很想看看真。

古玉的展覽室燈光太暗(其實是太黑),應該在櫥窗之外稍加微光,減低一點室內的光暗反差,使觀者看得較為舒服。很不幸,這次沒有時間去看少數民族的藝術展覽,應該是很有意思的。下一次到上海,不會放過。

很高興上海博物館能達到世界的一級水平。在意見上,個人有兩點批評。第一點是不能「改進」的,因為已成事實。那是雖然建築物很不錯,我認為他們應該請貝聿銘設計。貝氏是炎黃子孫,博物館這類建築設計,當世他首屈一指。這博物館如果由貝氏設計,遊客起碼會上升兩成吧。

第二個批評是可以而又應該立刻改進的。我去的那一天是假日,學生及兒童很多。這群小朋友在場內走來走去,不知是否在捉迷藏,噪音不絕於耳。這不是博物館內應有的現象。我認為孩子們多到博物館去是好事。藝術的欣賞,要從小學起——文化的培養很重要。但參觀藝術,非兒戲也。藝術很真實,欣賞的人要本一片真誠的心。

我認為上海博物館要對父母們解釋,孩子參觀時要有點約束,而學生沒有老師領導,博物館要安排一些指導員。目前因為年小的不識規矩,博物館派員工不停地抹那櫥窗上的手印,其認真的處理可嘉,但不是其他一級博物館可以見到的「畫面」。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進入了半退休狀態,多點時間做校外的事,今年開始我就答應了好些大學去講話——內地說的作報告。前些時去了武漢的華中理工學院及武漢大學作過兩次講話,一次座談。兩次講話的錄音經整理後發表在《經濟學消息報》上,獲得頗大的反響。後來我找到這兩份發表的原文,很滿意,也使我意識到今天內地的學子,理解能力明顯在我們港大的學子之上。

到北京講話,只有四天時間。我見婉卻了那麼多年,可接盡接,結果在四天內作了三次座談,五次演講。演講我是從來不用準備的,但講前要鬆弛,腦中要一片空白,才可以講得好像是準備了的。所以在北京每天我早睡晏起。話雖如此,四天之內講八次話——其中一天講三次——自己從來沒有試過。全力以赴,講來不過不失也算是不錯了。

北京的講話,比不上武漢的。主要原因不是過於頻密,而是北京交通擠塞,動不動就是一個小時不安寧的車程,使我的腦子不能靜下來。

十月十日晚抵北京,十一日早上起來先要做兩件事。第一是要到永玉的萬荷堂欣賞一下﹔第二是要趕到故宮去參觀五十週年展出的中國古書畫精品。

永玉自己精心製作的萬荷堂,有口皆碑,他曾好幾次邀請我到那裡小住。果然名不虛傳。是很大的地方,大概有六七座仿古的建築物——凡建築﹑傢俱﹑陳列,就是植物的品種皆古。我雖然對中國古代的文化有點研究,但比起永玉簡直小巫見大巫。他怎樣說,我就怎樣聽。可惜只能在那裡勾留兩個小時。希望有一天我會去小住,細心研究一下。

趕到故宮,找來找去也找不到精品展出的地方!真的莫名其妙。這樣重要的展出,卻沒有告示指引,而問了幾個工作人員,竟然沒有一個知道。秋高氣爽,我們三個人在故宮內東奔西跑,身水身汗,終於還是找到了。果然是精品,王珣的《伯遠帖》,李白的《上陽台》,歷歷在目,而展場中只有三幾個人,使我覺得是進入了一個奇異的世界。

在展覽場內只能欣賞半個小時,就要趕到新華基金作座談。談的當然是關於近今中國的經濟發展。在座的都是該基金的年輕職員,知識水平高,但他們跟後來我遇到的其他青年一樣,答錯了我提出的一個問題。

我問﹕假如今天內地廢除外匯及有關的管制,人民幣會升值還是貶值呢?他們都答會貶值。答錯了。

但當我繼續問﹕假如今天香港政府宣佈下個月會實施外匯管制,香港的外資會增加還是會跑掉?他們都說會跑掉。答對了。我再問﹕那麼為什麼你們說廢除匯管人民幣會貶值呢?他們無言以對。

十二日正式講話,上午先到人民大學進午餐,跟的講題是《不要把中國人小看了》。不是學術性的,內容是說中國人不僅刻苦耐勞,工資低廉,而近幾年中國的青年學得快,知識及天分的價格也相宜,參加國際上的產出貿易競爭,是不需要任何政府的保護的。事實上,保護縛手縛腳,與老外競爭起來諸多不便。雖然那些所謂「保護」是維護特權利益,但無可避免的印象是小看了自己中國人。

下午五時轉到北京大學,晚餐後的講題是《科斯定律的謬誤》。這個及後來的三個講題都是學術性的,是自己數十年來從學術生涯中所得的一點收穫,天天想,想了數十年,當然是駕輕就熟了。

十三日早上先到天則研究所座談。這是個很有份量的研究所。他們要搞一個「中華新制度經濟學會」,出一些刊物,請我做名譽會長。我對名譽沒有興趣,推卻了,但我欣賞他們的意圖,答應會盡可能給他們的刊物一些文章。

今天中國的經濟學發展,六十年代我和科斯等幾個人搞出來的﹑今天稱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大行其道。這是關於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研究。這門學問在中國普及,而天則的人才不弱,這學會是會辦得好的。

中午到北京師大進午餐,跟的講題是《快要失傳的價格理論》,內容我在《壹週刊》發表過。晚上到清華大學,晚餐後的講題是《經濟解釋》,那是涉及科學的方法了。

最後一天,十四日,早上與幾位國務院的朋友座談,題材是中國目前的經濟困境。到機場的途中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進午餐,跟的講題是《交易費用與經濟效益》,是自己發明的一些觀點了。

這次北京之行,有四點要寫下來。第一,最重要的,是北京的學生真的了不起。我想,要是四十年前這些學生有我的際遇,在美國得到大師指導,我怎樣也比他們不過。第二,五間大學請我吃的午餐或晚餐,其食品水平遠超香港的所有大學。其三,首兩次演說我用英語,到了第三次,翻譯的青年學者翻了十多分鐘後,突然說﹕「我要請張教授用普通話講,他講得不對我從旁協助。」我拿他沒辦法,於是逼試用普通話。這是我平生第一次以普通話演說,餘下來的其他兩個演說都是用普通話,雖然說得一塌糊塗,但對我來說是一項偉大的成就了。

最後一點是在五間名校的講話,座無虛設,而站的人多的是。這種破紀錄的英雄式的接待,主要是因為我十五年前出版的《賣桔者言》。據說這本舊作在內地曾經有手抄本。八八年在四川再版時被抽起了一些比較敏感的文章,三萬二千本一下子賣光,跟被打進黑名單,但影印本廣泛流傳。香港的學者,是要多用中文寫些有教育性的文章吧。

二○○一年三月一日

(一)

一九四五至四八年間,我在佛山華英唸中﹑小學時,爸爸有一家分店在廣州,在海珠中路。那是一間三層高的小房子,地鋪經商,二三樓是居住之所。每逢週末或假日,我會到那裡小住。解放後,一九五一年的暑期,我又到那裡住了兩個月。其後在一九五七年初,澳門富商何賢邀請一群香港唱粵曲的到廣州演唱,魚目混珠,我以攝影師的身份跟隊前往。

五七年那次到廣州,最難忘的是看大戲《搜書院》後替紅線女拍照。當時我還年輕,覺得從來沒有遇到一位更迷人的女人。這個女人的聲線之佳,說可繞樑三日是貶低了。

再訪廣州是二十二年之後的一九七九年。是從香港坐飛機去的。下機,見到離別了二十多年的姊姊,劫後餘生,恍若隔世,大家禁不住流下淚來。那次廣州行,有兩件難忘的事。

其一是到佛山華英母校(一九五○年改名佛山第一中學),一別三十多年,夢裡依稀,校園破舊。雖然三十多年前我只是那裡的一個小學生,但七九年的校長竟然記得我的名字。我在華英時該校長可能還未出生,就是出生了還是個小孩子,怎可以記得我?原來我少小時在華英的頑皮破了該校的紀錄,因而成了名。

那次訪華英(一中),問及四十年代的老師,回答是在「文革」期間,被斗的斗死,自殺的自殺,無一倖免。只是我小六時的一位呂老師,不知所終,也沒有誰記得起這個人。

七九之行,還有另一件難忘的事。那時廣州一貧如洗,晚上烏天黑地,有錢也不容易買到飯吃。好不容易左托右托,在某迎賓館訂得一席菜,請姊姊一家及一些幹部朋友晚「宴」。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後來朋友皆稱為立叔的梁尚立。宴到中途,我見兩位年輕的外甥女在地上拾雞骨。問她們拾來作什麼?答說要拿回家煲湯。

悲從中來,回美後我出盡辦法,把這兩位外甥女弄到美國跟我唸大學。那是一九八○年。兩位小姐到了美國,隨地吐骨,有點像荒山野人。更頭痛的是,她倆對英語目不識丁,怎可以讀大學呢?張家的基因要感謝上帝,六年之後一位成了藥劑師,另一位拿得電機工程碩士。今天她們是專業人士,自己有了可愛的家。

自八二年回港任職後,我到過廣州五次,大都走馬看花,乏善可陳。最短暫的一次,是大約五個月前,我被邀請到那裡會見王岐山。久聞王副省長是經濟大師,而年多來廣東的經濟大有起色,聽說是岐山之功,禁不住要去瞭解一下這個人。中午從港坐汽車,下午抵穗,吃了一點小食,會見英雄,步出大廈,回港去也。這樣,在廣州只勾留了幾個小時。

王副省長的神功——其經濟神功說來話長,且談其他的——是能細說多項關於我的軼事,對錯參半。最奇怪的大錯,是他聽到我每次會談或演講之後,一言不發就立刻離去。把我說得那樣神龍見首不見尾,雖然不對,卻會使人覺得我是個怪人,飄忽無常,非五常也。

聽說王岐山因為在廣東辦得好,快要陞官(不一定發財)到北京去。雖是傳言,卻也可信。「可信」是因為這些年來,凡是做得特別好的幹部,往往被調到北京去。我認為這樣做有點糊塗,也有點不幸。既然做得好,調之作什?要獎賞王岐山,大可加薪十倍。陞官是政治上的認可,除非王岐山能升至全國的經濟大師,否則單管廣東經濟為上也。

能夠有空餘時間去體會一下廣州的實際生活情況,還是最近新春假日期間的廣州之行。是年初一(一月二十四日)去的,初四返港。天氣不可人﹕先是雨,後是寒。

直通火車只需一小時三十二分鐘,晚上六時十七分抵達。廣州東的新火車站大而無當,要找約好了的接車朋友並不容易。訂好了白天鵝賓館,但朋友說那裡晚上燒煙花,要封路,所以先吃晚飯。飯後八時,駕車本來只兩分鐘的路程,但轉來轉去轉了兩個多小時。原來廣州燒的是慢煙花。相比之下,香港燒的是快煙花﹕十多枚一起放,滿天星斗,二三十分鐘就燒完了。廣州是慢慢來,放三幾枚,停一下,又放三幾枚不是要替他們宣傳,但白天鵝賓館的管理值得一讚。房間清潔,而服務的員工有禮貌。難得的(而我認為是多此一舉的)是每層樓都有一位女侍應站在電梯門前,笑容可掬,款待賓客,晝夜不分。我問其中一位每更要站多久,答說八個小時。「不很累嗎?」「站慣了。」雖然這是勞力廉價才能得到的服務,但知道每位小姐每天要站八個小時,心裡不舒服。應該不多管閒事的。

第一天的晚上無所事事,到白天鵝的酒吧聽歌去也。是六個菲律賓人的樂隊,唱四種語言,或緩歌慢舞,或吵啊吵迪斯科,震耳欲聾。一邊珠江無言空自流,另一邊燈光閃閃,好像是「東邊日出西邊雨」,我想,曾幾何時?

那酒吧內有一個不難理解的經濟現象。每位客人收費人民幣八十八元,除酒外所有飲品無限供應,不再收費。這樣,你道招待如何?第一杯飲品送到後,你要添飲,侍應千呼萬喚也不來。其後兩晚在廣州,所到之處,凡有最低消費的皆如是。每杯計錢的呢?你不添飲侍應就來麻煩你。

(二)(1)

初二早餐後,到佛山文昌沙華英(一中)母校一行。同行的有《廣州日報》的兩位新認識的朋友。他們要替我做訪問。《廣州日報》銷紙一百七十萬份,四十版紙,零售人民幣九毫(報販只賺一毫左右)。該報館員工二千三百人,廣告收益每年十三億。這些數字顯示在內地搞刊物大有可為。

在酒店內我有機會拜讀這份報章,文字流暢,排版也算高雅,但似乎還是報喜不報憂。我向新認識的朋友提出這點質疑,他們的回應,是「報憂」沒有問題,但在內地辦報有兩大忌。其一是忌談政治,其二是忌談宗教。前者容易解釋,但後者就不容易明白了。朋友的解釋,是政府恐怕教徒生事,尤其是少數民族的宗教徒,所以不容許刊物言論開罪這些人。可能我聽得不清楚,但問題想來不是朋友所說的那樣簡單,是有學術研究價值的。

到了文昌沙,百萬平方呎的華英(一中)校園有不少新建築物,四十年代的舊房子只留存三間。雖然是新春假日,正﹑副校長還能抽空出來見我。在最大的一所舊房子的後園有一株老樹,我對副校長說﹕這樹五十多年前不存在。他問我怎可以記得的?我說那後園是我當年每星期六被罰企的地方,一草一木歷歷若前日之物。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帶副校長及幾位朋友到鄰近的酒家吃午餐,是很大的酒家,像在內地我見過的其他一些酒家那樣,內裡設有「食街」。那是說,點菜時,顧客可到「食街」選購。這家獨出心裁,「食街」分五個部門﹕海鮮﹑小炒﹑家禽﹑蔬菜﹑湯類等。那是地價或租金相宜的玩意了。

比起一九七九年,中國的人口上升了不少,但七九在廣州時,要在市場上買一隻雞蛋也不容易。今天所見,食品琳琅滿目,就是蝦也分河呀海呀等五六種。同樣的人,同樣的地方,只要制度一改,生活的改進簡直如天方夜譚。產權制度對民生有驚人的決定性,一字都冇咁淺,但為什麼今天還有那麼多的經濟學者不相信?我想,天下間的蠢材多得很。

因為有高速公路,從佛山到白天鵝只需二十分鐘。在白天鵝的咖啡廳接受了訪問後,他們(訪者)請我和太太到一間吃住家菜的地方進晚餐。是要預先訂座的不容易找到的地方,內裡的佈置很古雅,據說裝修花了一百萬元。生意不錯,大約有十個吃飯的房間,供應午餐﹑晚餐及晚餐後的茶座——為喝茶清談而設的。菜式特別﹑新奇,我從來沒有見過,但味道並不怎樣。我想,以新奇取勝也是生意之道。

飯後喝酒去也。天大寒,風如削,在小巷上走了一段路我凍到心底裡去。酒吧是新朋友的朋友開的。設計簡陋,目的是搞氣氛。用報紙造的燈籠,木造的椅,音樂平靜,可見五指,但不能讀。我叫了黃酒,要熱的。老闆拿來用火酒的小熱爐,黃酒小壺放在上面,燒呀燒,我喝呀喝,喝個不停。朋友以為我是個酒鬼,但我是因為凍得厲害,以酒取暖。我從來沒有喝過那樣美味的黃酒,可惜喝了兩壺不好意思再叫了。

初三起來,游白雲山去也。此山我以前到過兩次。但這次見到裝設了送遊客上山的纜車,不以為然,因為山景破了相。我們是駕車登山的。每位遊客收十元,但收錢的人見到我的白髮,說﹕「阿伯,你不用付錢了!」我的太太聽到就搶說﹕「我也是阿婆,不用付錢吧。」收錢的人不管,收她一份。

我想,白雲白髮兩堪哀!我又想,六十五歲了,還沒有去申請香港的生果金,豈不是便宜了老友聖誕權?

白雲山之行後,到海珠中路看五十多年前的故居。房子到今天還沒有改建,但鄰近的杏花巷,我兒童時放風箏的地方,已沒有空曠地,蓋的房子很舊,看來是六十年代的建築物。在故居斜對面,海珠中路與惠福路交界處的得心酒樓,竟然還在,還是五十多年前的老建築。睹店思情,我們三人進去吃午餐。那是一九四五年我第一次到過的酒樓,而那時可能已經營了很久了。

這麼多年連名字也沒有改的酒樓,在香港恐怕一家也找不到,更何況得心歷盡滄桑,經過什麼日本仔呀,國民黨呀,公私合營呀,國營呀,承包呀種種。今天的得心,內裡的陳設比五十多年前清潔得多,而食品價廉物美,是我這次到廣州最可口的食肆。據說生意非常好,酒樓三層日夜全滿五次。管理的人聽到我在五十六年前到過那裡,把我看作武陵人,皆前來問訊。可惜一時間我忘記了問他們今天的經營產權是怎樣的。

午餐後到上﹑下九路一行。那是昔日廣州最旺盛之區。今天改作「步行街」,人頭之多,可謂奇觀。所謂「步行街」,是禁止車輛行駛的街道。這概念可能起自日本,近幾年在國內頗流行,是一個聰明的生意眼。以陳舊不堪的房子掛帥,他們簡單地修補一下,而最重要的是把外牆塗上了各種不同的顏色,使人有新潮藝術的感受。去年在武漢見到以同樣手法處理的步行街,更有看頭,因為那裡的舊房子是古老的歐洲建築物。

我認為香港政府要考慮把舊尖沙咀﹑旺角等地區的狹窄街道改作步行街,請一些色彩專家為之新潮一下。這會是吸引遊客的相宜玩意。到了晚上,在白天鵝賓館訂了酒席宴請姊姊一家。市場掛帥,再不用走後門了。俯視珠江,環境優雅,菜式平平,價錢三倍。

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林毅夫在北大朗潤園搞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我可不知道自己被安排了到那裡講話。我告訴易憲容北京之行會有半天空餘時間,過了一天他回應說替我安排了北大。但北大可不是朗潤園,後者臥虎藏龍之地也。這個「烏龍」將會是一個典故,足以傳為佳話,因為有如下的故事。奇怪是身在北京的易憲容似乎事前事後都不知情。

據說朗潤園有一位姓夏的「博士後」青年,發表了一篇長達八千字的文章,為了壓制那所謂「張五常熱」而大罵張五常,好些刊物及網頁都轉載。又據說各方英雄好漢回應了近五萬字,鬧得神州風風雨雨。其中成都高小勇的《五常之謗》長達二萬多字,寫到結尾流下淚來,讀者無不嘩然。

這些是本年四月初,太太和我到成都四間學校講話之前的事。飛成都的前幾天,另一件怪事出現了。那裡一份報章說我是諾貝爾獎候選人,瑞典有關人士正在搜集資料云云。空穴來風,應該是胡說八道,但國內讀者最多的新浪網把這報道放在頭條,使不少朋友紛紛給我電話,有些甚至以為我獲了獎!尷尬的事,以此為最。

後來在四月我兩訪神州,所到之處,諾獎的話題必被問及,而每次我答沒有其事,或全不知情,但總有刊物說是我加以證實了。無疑是中國青年的一廂情願,希望我獲獎,但這樣的「新」聞出現在「張五常熱」的大吵鬧中,不免火上加油。空穴來風,風從哪裡來?前思後想,一個可能是兩年前我重印英語舊作《佃農理論》時,請一位瑞典朋友寫《序》。該書後來譯成中文,而該朋友曾經是諾獎委員會的主席,在書袖上介紹了他。這「序言」把我捧到天上去,是客套的應酬,誤導了中國的學子。

抵成都後的翌日早上,我接受了小勇安排的﹑來自北京某刊物的訪問。傳媒訪問歷來都是你有你說,他有他寫,所以我決定快刀斬亂麻,答得簡單清楚一點。如下的問與答讀者認為怎樣?

問﹕你知道一位姓夏的北大學者批評「張五常熱」嗎?你有什麼感受?

答﹕聽說該文長達八千字,不是批評我的學術,而是批評我這個人,我奇怪北大的學者為什麼有那麼多的空餘時間。

問﹕你讀過那篇文章嗎?

答﹕沒有。讚我的文章不讀,罵我的更不讀。

問﹕為什麼不讀?

答﹕有空餘時間,你選擇讀罵你的文章,還是拖老婆的手,在街上看其他美麗的女人?

問﹕你說過三十多年沒讀書,是為什麼?

答﹕我認為一個人有讀書的時候,也有思考的時候。六十年代我讀過很多書,有三年差不多住在圖書館裡。六九年之後不再讀,因為思考時我不想受到他人的影響。這是我治學的方法。我有我的方法﹔你有你的方法。我的方法正如與高手下象棋,不想受到旁觀者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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