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到了上海這樣多姿多彩的城市，只停留一天多的時間，「見官」總覺得有一點浪費。不過，那天早上與國營企業的主事人暢談，在知識上倒獲益不少﹔李鐵映看來一表人才，但見面的時間短，難以體會到這位執政者的深度，引以為憾﹔沙麟副市長言論開放，也有見地，但他有報喜不報憂的意向，所以在說服力上，不免打了一點折扣。我最欣賞的還是汪道涵。這位前市長謙謙君子，很有風度。他擺明是一個高官，但一舉一動顯得那樣平易近人，看不出有什麼故意造作。香港的某些高官應該拜他為師。

同一天的晚宴上，弗老和我要作演說，他談通脹，我說產權，都是大家連想也不用想就可以滔滔不絕的。宴後弗老早作休息，我和周安橋及幾位朋友意猶未盡，到和平飯店看看那裡夜總會的熱鬧。這酒店是五十多年前的建築物，歷盡滄桑，但在陳舊中還是很具氣派。夜總會內幾名上了年紀的樂師演奏四五十年代的流行樂曲，使人有懷舊之感，一下子好像時光倒流了。

夜總會擠滿了人，十之八九西籍人士。安橋老弟好不容易才能花點小賬找到一桌座位，是在遠遠一角的。坐了大約半個小時，演奏的樂師宣佈﹕這是最後一曲。是華爾茲的舞調，我請自己的太太到舞池「表演」一下。孫悟空既然到此一遊，我又何妨到此一舞？不知是否我們的舞藝過於了得，翩翩起舞者只有我們兩個人。

十月二十四日中午要飛北京，早餐後赴機場之前，我們要先到浦東一遊。新建成的浦東大橋剛好在前一天開幕，因此我們也要過一下渡橋之癮。浦東有一條專「搞」百貨商場的「商店街」，據說是為了表演給鄧小平看而建造的。浦東大橋也是因為要「風光」一下，不惜成本而起的。弗裡德曼認為二者是浪費的投資，嚴加批評﹔回港後楊懷康也在《壹週刊》說了上海好些不是之處。

弗﹑楊之見，我不苟同。上海近兩年來的經濟發展一日千里，欣欣向榮是事實。有這樣驕人的實質進展，多花三幾億元來賣一下「門面」風光，雖屬不智，難以厚非。其實，在「門面」的費用上，香港花的比上海高得多了。

（二○一○年五常按﹕上文說的浦東是一九九三年的浦東，那所謂「商店街」只是一層高的簡陋建築物。八年後浦東成為世界級的大都會了。一九九八年弗裡德曼夫婦坐的郵輪停留上海半天，見到的景象使他們震撼。）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

四個多月前，聽到一位外籍的教授朋友說上海新建的博物館是世界一流的，一個週末我跑去看看。其時博物館尚未正式開幕，只有雕塑﹑青銅﹑陶瓷這幾項可供參觀。

那位教授朋友說得不錯，從室內設計﹑燈光﹑展品安排這幾方面看，確是一級水平。此前我不知道中國有雕塑藝術這回事——什麼觀音﹑佛像之類的作品，印象中千篇一律，似乎是沒有什麼藝術可言的。上海博物館的雕塑室別出心裁，展出的務求變化多，使我看後茅塞頓開。說實話，在雕塑藝術上，中國不能與歐洲相比。上海博物館的陳列，使我意識到我們的雕塑天才有的是。

有趣而又重要的現象，是中國的雕塑藝術沒有作者署名。為什麼會這樣，我想來想去也不知道。可能因為在中國藝術歷史上，一個雕塑家不能像米開朗基羅﹑羅丹等人那樣，因成名而獲得可觀的收入。我又想到不久前在西安霍去病之墓地上看到的﹑多件巨大的石雕，是二千年前的「印象派」作品，作者顯然是個藝術天才，但只是一個「無名氏」。

上海博物館辦理雕塑展覽的主事人，顯然對中國的雕塑歷史有深入的研究。我希望他（或他們）能對作者「無名」這問題試作解釋，以較大的字體對觀眾說明。那主事人（可能不止一個）是何方英雄好漢，也不妨在顯眼處介紹一下。雖然博物館很少這樣做，但作者既是無名，而展覽又搞得那樣有心思，其主事人「公開」地領一點功勞是不用客氣的了。

該博物館的青銅器展覽，舉世無匹，非看不可，毋需細表。收藏能收得那樣全面而又是那樣有系統的，是不簡單的一回事。使人失望的是陶瓷的展覽。個人認為宋代的陶瓷，高雅無與倫比，其藝術成就光芒不可方物。但在博物館所見，宋代之作並不令人歎為觀止，即使那有口皆碑的宋代五大名，館中展出的作品不多而又不夠份量。

最近上海博物館正式開幕了。我趁重陽的長週末，特意去看該館的古書畫。我對中國古畫所知甚少，主要是去看書法。很有看頭。令我失望的，是該館舉世皆知的兩幅鎮山之寶的書法——米芾的《多景樓詩》與徐渭寫的一首自作七絕——沒有展出！新張大吉之際，把鎮山之寶「收」起來做什麼？

徐天池的那幅七絕書法，是他尚存於世的最精書法作品，日本二玄社的複製品可以假亂真，看不到也就算了。但米元章的《多景樓詩》，其真看不到不免耿耿於懷。有人說《多景樓詩》的原作是假的。怎麼可能呢？該詩分明是米前賢的風格。米顛的詩雖然不是蘇東坡所說的那樣了不起，但風格別開生面，沒有誰可以作得出來。（蘇子平生最佩服兩個人。一個是晉代的陶淵明，另一個是他的朋友米芾。自歎「相從元章不盡」的蘇軾，認為米芾做什麼也是天之驕子。）

至於《多景樓詩》的書法，從印刷品看，更是元章無疑了。這幅書法共有九十六個大字（大約是米芾存世的大字真的四分之一），寫得天真瀟灑，靈氣湧現。古往今來，在行書上，只有米芾一個人有這樣的功力。「假」又從何說起？所以我很想看看真。

古玉的展覽室燈光太暗（其實是太黑），應該在櫥窗之外稍加微光，減低一點室內的光暗反差，使觀者看得較為舒服。很不幸，這次沒有時間去看少數民族的藝術展覽，應該是很有意思的。下一次到上海，不會放過。

很高興上海博物館能達到世界的一級水平。在意見上，個人有兩點批評。第一點是不能「改進」的，因為已成事實。那是雖然建築物很不錯，我認為他們應該請貝聿銘設計。貝氏是炎黃子孫，博物館這類建築設計，當世他首屈一指。這博物館如果由貝氏設計，遊客起碼會上升兩成吧。

第二個批評是可以而又應該立刻改進的。我去的那一天是假日，學生及兒童很多。這群小朋友在場內走來走去，不知是否在捉迷藏，噪音不絕於耳。這不是博物館內應有的現象。我認為孩子們多到博物館去是好事。藝術的欣賞，要從小學起——文化的培養很重要。但參觀藝術，非兒戲也。藝術很真實，欣賞的人要本一片真誠的心。

我認為上海博物館要對父母們解釋，孩子參觀時要有點約束，而學生沒有老師領導，博物館要安排一些指導員。目前因為年小的不識規矩，博物館派員工不停地抹那櫥窗上的手印，其認真的處理可嘉，但不是其他一級博物館可以見到的「畫面」。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進入了半退休狀態，多點時間做校外的事，今年開始我就答應了好些大學去講話——內地說的作報告。前些時去了武漢的華中理工學院及武漢大學作過兩次講話，一次座談。兩次講話的錄音經整理後發表在《經濟學消息報》上，獲得頗大的反響。後來我找到這兩份發表的原文，很滿意，也使我意識到今天內地的學子，理解能力明顯在我們港大的學子之上。

到北京講話，只有四天時間。我見婉卻了那麼多年，可接盡接，結果在四天內作了三次座談，五次演講。演講我是從來不用準備的，但講前要鬆弛，腦中要一片空白，才可以講得好像是準備了的。所以在北京每天我早睡晏起。話雖如此，四天之內講八次話——其中一天講三次——自己從來沒有試過。全力以赴，講來不過不失也算是不錯了。

北京的講話，比不上武漢的。主要原因不是過於頻密，而是北京交通擠塞，動不動就是一個小時不安寧的車程，使我的腦子不能靜下來。

十月十日晚抵北京，十一日早上起來先要做兩件事。第一是要到永玉的萬荷堂欣賞一下﹔第二是要趕到故宮去參觀五十週年展出的中國古書畫精品。

永玉自己精心製作的萬荷堂，有口皆碑，他曾好幾次邀請我到那裡小住。果然名不虛傳。是很大的地方，大概有六七座仿古的建築物——凡建築﹑傢俱﹑陳列，就是植物的品種皆古。我雖然對中國古代的文化有點研究，但比起永玉簡直小巫見大巫。他怎樣說，我就怎樣聽。可惜只能在那裡勾留兩個小時。希望有一天我會去小住，細心研究一下。

趕到故宮，找來找去也找不到精品展出的地方！真的莫名其妙。這樣重要的展出，卻沒有告示指引，而問了幾個工作人員，竟然沒有一個知道。秋高氣爽，我們三個人在故宮內東奔西跑，身水身汗，終於還是找到了。果然是精品，王珣的《伯遠帖》，李白的《上陽台》，歷歷在目，而展場中只有三幾個人，使我覺得是進入了一個奇異的世界。

在展覽場內只能欣賞半個小時，就要趕到新華基金作座談。談的當然是關於近今中國的經濟發展。在座的都是該基金的年輕職員，知識水平高，但他們跟後來我遇到的其他青年一樣，答錯了我提出的一個問題。

我問﹕假如今天內地廢除外匯及有關的管制，人民幣會升值還是貶值呢？他們都答會貶值。答錯了。

但當我繼續問﹕假如今天香港政府宣佈下個月會實施外匯管制，香港的外資會增加還是會跑掉？他們都說會跑掉。答對了。我再問﹕那麼為什麼你們說廢除匯管人民幣會貶值呢？他們無言以對。

十二日正式講話，上午先到人民大學進午餐，跟的講題是《不要把中國人小看了》。不是學術性的，內容是說中國人不僅刻苦耐勞，工資低廉，而近幾年中國的青年學得快，知識及天分的價格也相宜，參加國際上的產出貿易競爭，是不需要任何政府的保護的。事實上，保護縛手縛腳，與老外競爭起來諸多不便。雖然那些所謂「保護」是維護特權利益，但無可避免的印象是小看了自己中國人。

下午五時轉到北京大學，晚餐後的講題是《科斯定律的謬誤》。這個及後來的三個講題都是學術性的，是自己數十年來從學術生涯中所得的一點收穫，天天想，想了數十年，當然是駕輕就熟了。

十三日早上先到天則研究所座談。這是個很有份量的研究所。他們要搞一個「中華新制度經濟學會」，出一些刊物，請我做名譽會長。我對名譽沒有興趣，推卻了，但我欣賞他們的意圖，答應會盡可能給他們的刊物一些文章。

今天中國的經濟學發展，六十年代我和科斯等幾個人搞出來的﹑今天稱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大行其道。這是關於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研究。這門學問在中國普及，而天則的人才不弱，這學會是會辦得好的。

中午到北京師大進午餐，跟的講題是《快要失傳的價格理論》，內容我在《壹週刊》發表過。晚上到清華大學，晚餐後的講題是《經濟解釋》，那是涉及科學的方法了。

最後一天，十四日，早上與幾位國務院的朋友座談，題材是中國目前的經濟困境。到機場的途中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進午餐，跟的講題是《交易費用與經濟效益》，是自己發明的一些觀點了。

這次北京之行，有四點要寫下來。第一，最重要的，是北京的學生真的了不起。我想，要是四十年前這些學生有我的際遇，在美國得到大師指導，我怎樣也比他們不過。第二，五間大學請我吃的午餐或晚餐，其食品水平遠超香港的所有大學。其三，首兩次演說我用英語，到了第三次，翻譯的青年學者翻了十多分鐘後，突然說﹕「我要請張教授用普通話講，他講得不對我從旁協助。」我拿他沒辦法，於是逼試用普通話。這是我平生第一次以普通話演說，餘下來的其他兩個演說都是用普通話，雖然說得一塌糊塗，但對我來說是一項偉大的成就了。

最後一點是在五間名校的講話，座無虛設，而站的人多的是。這種破紀錄的英雄式的接待，主要是因為我十五年前出版的《賣桔者言》。據說這本舊作在內地曾經有手抄本。八八年在四川再版時被抽起了一些比較敏感的文章，三萬二千本一下子賣光，跟被打進黑名單，但影印本廣泛流傳。香港的學者，是要多用中文寫些有教育性的文章吧。

二○○一年三月一日

（一）

一九四五至四八年間，我在佛山華英唸中﹑小學時，爸爸有一家分店在廣州，在海珠中路。那是一間三層高的小房子，地鋪經商，二三樓是居住之所。每逢週末或假日，我會到那裡小住。解放後，一九五一年的暑期，我又到那裡住了兩個月。其後在一九五七年初，澳門富商何賢邀請一群香港唱粵曲的到廣州演唱，魚目混珠，我以攝影師的身份跟隊前往。

五七年那次到廣州，最難忘的是看大戲《搜書院》後替紅線女拍照。當時我還年輕，覺得從來沒有遇到一位更迷人的女人。這個女人的聲線之佳，說可繞樑三日是貶低了。

再訪廣州是二十二年之後的一九七九年。是從香港坐飛機去的。下機，見到離別了二十多年的姊姊，劫後餘生，恍若隔世，大家禁不住流下淚來。那次廣州行，有兩件難忘的事。

其一是到佛山華英母校（一九五○年改名佛山第一中學），一別三十多年，夢裡依稀，校園破舊。雖然三十多年前我只是那裡的一個小學生，但七九年的校長竟然記得我的名字。我在華英時該校長可能還未出生，就是出生了還是個小孩子，怎可以記得我？原來我少小時在華英的頑皮破了該校的紀錄，因而成了名。

那次訪華英（一中），問及四十年代的老師，回答是在「文革」期間，被斗的斗死，自殺的自殺，無一倖免。只是我小六時的一位呂老師，不知所終，也沒有誰記得起這個人。

七九之行，還有另一件難忘的事。那時廣州一貧如洗，晚上烏天黑地，有錢也不容易買到飯吃。好不容易左托右托，在某迎賓館訂得一席菜，請姊姊一家及一些幹部朋友晚「宴」。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後來朋友皆稱為立叔的梁尚立。宴到中途，我見兩位年輕的外甥女在地上拾雞骨。問她們拾來作什麼？答說要拿回家煲湯。

悲從中來，回美後我出盡辦法，把這兩位外甥女弄到美國跟我唸大學。那是一九八○年。兩位小姐到了美國，隨地吐骨，有點像荒山野人。更頭痛的是，她倆對英語目不識丁，怎可以讀大學呢？張家的基因要感謝上帝，六年之後一位成了藥劑師，另一位拿得電機工程碩士。今天她們是專業人士，自己有了可愛的家。

自八二年回港任職後，我到過廣州五次，大都走馬看花，乏善可陳。最短暫的一次，是大約五個月前，我被邀請到那裡會見王岐山。久聞王副省長是經濟大師，而年多來廣東的經濟大有起色，聽說是岐山之功，禁不住要去瞭解一下這個人。中午從港坐汽車，下午抵穗，吃了一點小食，會見英雄，步出大廈，回港去也。這樣，在廣州只勾留了幾個小時。

王副省長的神功——其經濟神功說來話長，且談其他的——是能細說多項關於我的軼事，對錯參半。最奇怪的大錯，是他聽到我每次會談或演講之後，一言不發就立刻離去。把我說得那樣神龍見首不見尾，雖然不對，卻會使人覺得我是個怪人，飄忽無常，非五常也。

聽說王岐山因為在廣東辦得好，快要陞官（不一定發財）到北京去。雖是傳言，卻也可信。「可信」是因為這些年來，凡是做得特別好的幹部，往往被調到北京去。我認為這樣做有點糊塗，也有點不幸。既然做得好，調之作什？要獎賞王岐山，大可加薪十倍。陞官是政治上的認可，除非王岐山能升至全國的經濟大師，否則單管廣東經濟為上也。

能夠有空餘時間去體會一下廣州的實際生活情況，還是最近新春假日期間的廣州之行。是年初一（一月二十四日）去的，初四返港。天氣不可人﹕先是雨，後是寒。

直通火車只需一小時三十二分鐘，晚上六時十七分抵達。廣州東的新火車站大而無當，要找約好了的接車朋友並不容易。訂好了白天鵝賓館，但朋友說那裡晚上燒煙花，要封路，所以先吃晚飯。飯後八時，駕車本來只兩分鐘的路程，但轉來轉去轉了兩個多小時。原來廣州燒的是慢煙花。相比之下，香港燒的是快煙花﹕十多枚一起放，滿天星斗，二三十分鐘就燒完了。廣州是慢慢來，放三幾枚，停一下，又放三幾枚不是要替他們宣傳，但白天鵝賓館的管理值得一讚。房間清潔，而服務的員工有禮貌。難得的（而我認為是多此一舉的）是每層樓都有一位女侍應站在電梯門前，笑容可掬，款待賓客，晝夜不分。我問其中一位每更要站多久，答說八個小時。「不很累嗎？」「站慣了。」雖然這是勞力廉價才能得到的服務，但知道每位小姐每天要站八個小時，心裡不舒服。應該不多管閒事的。

第一天的晚上無所事事，到白天鵝的酒吧聽歌去也。是六個菲律賓人的樂隊，唱四種語言，或緩歌慢舞，或吵啊吵迪斯科，震耳欲聾。一邊珠江無言空自流，另一邊燈光閃閃，好像是「東邊日出西邊雨」，我想，曾幾何時？

那酒吧內有一個不難理解的經濟現象。每位客人收費人民幣八十八元，除酒外所有飲品無限供應，不再收費。這樣，你道招待如何？第一杯飲品送到後，你要添飲，侍應千呼萬喚也不來。其後兩晚在廣州，所到之處，凡有最低消費的皆如是。每杯計錢的呢？你不添飲侍應就來麻煩你。

（二）(1)

初二早餐後，到佛山文昌沙華英（一中）母校一行。同行的有《廣州日報》的兩位新認識的朋友。他們要替我做訪問。《廣州日報》銷紙一百七十萬份，四十版紙，零售人民幣九毫（報販只賺一毫左右）。該報館員工二千三百人，廣告收益每年十三億。這些數字顯示在內地搞刊物大有可為。

在酒店內我有機會拜讀這份報章，文字流暢，排版也算高雅，但似乎還是報喜不報憂。我向新認識的朋友提出這點質疑，他們的回應，是「報憂」沒有問題，但在內地辦報有兩大忌。其一是忌談政治，其二是忌談宗教。前者容易解釋，但後者就不容易明白了。朋友的解釋，是政府恐怕教徒生事，尤其是少數民族的宗教徒，所以不容許刊物言論開罪這些人。可能我聽得不清楚，但問題想來不是朋友所說的那樣簡單，是有學術研究價值的。

到了文昌沙，百萬平方呎的華英（一中）校園有不少新建築物，四十年代的舊房子只留存三間。雖然是新春假日，正﹑副校長還能抽空出來見我。在最大的一所舊房子的後園有一株老樹，我對副校長說﹕這樹五十多年前不存在。他問我怎可以記得的？我說那後園是我當年每星期六被罰企的地方，一草一木歷歷若前日之物。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帶副校長及幾位朋友到鄰近的酒家吃午餐，是很大的酒家，像在內地我見過的其他一些酒家那樣，內裡設有「食街」。那是說，點菜時，顧客可到「食街」選購。這家獨出心裁，「食街」分五個部門﹕海鮮﹑小炒﹑家禽﹑蔬菜﹑湯類等。那是地價或租金相宜的玩意了。

比起一九七九年，中國的人口上升了不少，但七九在廣州時，要在市場上買一隻雞蛋也不容易。今天所見，食品琳琅滿目，就是蝦也分河呀海呀等五六種。同樣的人，同樣的地方，只要制度一改，生活的改進簡直如天方夜譚。產權制度對民生有驚人的決定性，一字都冇咁淺，但為什麼今天還有那麼多的經濟學者不相信？我想，天下間的蠢材多得很。

因為有高速公路，從佛山到白天鵝只需二十分鐘。在白天鵝的咖啡廳接受了訪問後，他們（訪者）請我和太太到一間吃住家菜的地方進晚餐。是要預先訂座的不容易找到的地方，內裡的佈置很古雅，據說裝修花了一百萬元。生意不錯，大約有十個吃飯的房間，供應午餐﹑晚餐及晚餐後的茶座——為喝茶清談而設的。菜式特別﹑新奇，我從來沒有見過，但味道並不怎樣。我想，以新奇取勝也是生意之道。

飯後喝酒去也。天大寒，風如削，在小巷上走了一段路我凍到心底裡去。酒吧是新朋友的朋友開的。設計簡陋，目的是搞氣氛。用報紙造的燈籠，木造的椅，音樂平靜，可見五指，但不能讀。我叫了黃酒，要熱的。老闆拿來用火酒的小熱爐，黃酒小壺放在上面，燒呀燒，我喝呀喝，喝個不停。朋友以為我是個酒鬼，但我是因為凍得厲害，以酒取暖。我從來沒有喝過那樣美味的黃酒，可惜喝了兩壺不好意思再叫了。

初三起來，游白雲山去也。此山我以前到過兩次。但這次見到裝設了送遊客上山的纜車，不以為然，因為山景破了相。我們是駕車登山的。每位遊客收十元，但收錢的人見到我的白髮，說﹕「阿伯，你不用付錢了！」我的太太聽到就搶說﹕「我也是阿婆，不用付錢吧。」收錢的人不管，收她一份。

我想，白雲白髮兩堪哀！我又想，六十五歲了，還沒有去申請香港的生果金，豈不是便宜了老友聖誕權？

白雲山之行後，到海珠中路看五十多年前的故居。房子到今天還沒有改建，但鄰近的杏花巷，我兒童時放風箏的地方，已沒有空曠地，蓋的房子很舊，看來是六十年代的建築物。在故居斜對面，海珠中路與惠福路交界處的得心酒樓，竟然還在，還是五十多年前的老建築。睹店思情，我們三人進去吃午餐。那是一九四五年我第一次到過的酒樓，而那時可能已經營了很久了。

這麼多年連名字也沒有改的酒樓，在香港恐怕一家也找不到，更何況得心歷盡滄桑，經過什麼日本仔呀，國民黨呀，公私合營呀，國營呀，承包呀種種。今天的得心，內裡的陳設比五十多年前清潔得多，而食品價廉物美，是我這次到廣州最可口的食肆。據說生意非常好，酒樓三層日夜全滿五次。管理的人聽到我在五十六年前到過那裡，把我看作武陵人，皆前來問訊。可惜一時間我忘記了問他們今天的經營產權是怎樣的。

午餐後到上﹑下九路一行。那是昔日廣州最旺盛之區。今天改作「步行街」，人頭之多，可謂奇觀。所謂「步行街」，是禁止車輛行駛的街道。這概念可能起自日本，近幾年在國內頗流行，是一個聰明的生意眼。以陳舊不堪的房子掛帥，他們簡單地修補一下，而最重要的是把外牆塗上了各種不同的顏色，使人有新潮藝術的感受。去年在武漢見到以同樣手法處理的步行街，更有看頭，因為那裡的舊房子是古老的歐洲建築物。

我認為香港政府要考慮把舊尖沙咀﹑旺角等地區的狹窄街道改作步行街，請一些色彩專家為之新潮一下。這會是吸引遊客的相宜玩意。到了晚上，在白天鵝賓館訂了酒席宴請姊姊一家。市場掛帥，再不用走後門了。俯視珠江，環境優雅，菜式平平，價錢三倍。

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林毅夫在北大朗潤園搞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我可不知道自己被安排了到那裡講話。我告訴易憲容北京之行會有半天空餘時間，過了一天他回應說替我安排了北大。但北大可不是朗潤園，後者臥虎藏龍之地也。這個「烏龍」將會是一個典故，足以傳為佳話，因為有如下的故事。奇怪是身在北京的易憲容似乎事前事後都不知情。

據說朗潤園有一位姓夏的「博士後」青年，發表了一篇長達八千字的文章，為了壓制那所謂「張五常熱」而大罵張五常，好些刊物及網頁都轉載。又據說各方英雄好漢回應了近五萬字，鬧得神州風風雨雨。其中成都高小勇的《五常之謗》長達二萬多字，寫到結尾流下淚來，讀者無不嘩然。

這些是本年四月初，太太和我到成都四間學校講話之前的事。飛成都的前幾天，另一件怪事出現了。那裡一份報章說我是諾貝爾獎候選人，瑞典有關人士正在搜集資料云云。空穴來風，應該是胡說八道，但國內讀者最多的新浪網把這報道放在頭條，使不少朋友紛紛給我電話，有些甚至以為我獲了獎！尷尬的事，以此為最。

後來在四月我兩訪神州，所到之處，諾獎的話題必被問及，而每次我答沒有其事，或全不知情，但總有刊物說是我加以證實了。無疑是中國青年的一廂情願，希望我獲獎，但這樣的「新」聞出現在「張五常熱」的大吵鬧中，不免火上加油。空穴來風，風從哪裡來？前思後想，一個可能是兩年前我重印英語舊作《佃農理論》時，請一位瑞典朋友寫《序》。該書後來譯成中文，而該朋友曾經是諾獎委員會的主席，在書袖上介紹了他。這「序言」把我捧到天上去，是客套的應酬，誤導了中國的學子。

抵成都後的翌日早上，我接受了小勇安排的﹑來自北京某刊物的訪問。傳媒訪問歷來都是你有你說，他有他寫，所以我決定快刀斬亂麻，答得簡單清楚一點。如下的問與答讀者認為怎樣？

問﹕你知道一位姓夏的北大學者批評「張五常熱」嗎？你有什麼感受？

答﹕聽說該文長達八千字，不是批評我的學術，而是批評我這個人，我奇怪北大的學者為什麼有那麼多的空餘時間。

問﹕你讀過那篇文章嗎？

答﹕沒有。讚我的文章不讀，罵我的更不讀。

問﹕為什麼不讀？

答﹕有空餘時間，你選擇讀罵你的文章，還是拖老婆的手，在街上看其他美麗的女人？

問﹕你說過三十多年沒讀書，是為什麼？

答﹕我認為一個人有讀書的時候，也有思考的時候。六十年代我讀過很多書，有三年差不多住在圖書館裡。六九年之後不再讀，因為思考時我不想受到他人的影響。這是我治學的方法。我有我的方法﹔你有你的方法。我的方法正如與高手下象棋，不想受到旁觀者的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