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以均田、租庸調等制，奠下立國根基，又以無比的自信包容異族文化，融鑄出多彩多姿的大唐風采。然而隨著人口增加及流動頻仍，上述制度漸漸無法應付日趨繁復的地方事務，結果促使地方自行摸索治理之道，而**對地方的控制則日漸削弱。在**與地方權力消長的情勢下，迸發了中唐安祿山的反叛，此一叛舉又加速此一情勢的惡化，最後黃巢得以聚眾流竄於帝國內部十余年，終至掏空唐朝的威權體制。

　　7世紀的初唐，是中國專制時代歷史上最為燦爛光輝的一頁。當帝國對外威信蒸蒸日上之際，其內部組織，按照當時的標準看來，也近於至善，是以其自信心也日積月深。

　　這也是一段創造系統的時期。拓跋魏所開始的均田制重新頒布，原則上耕地繼續歸於國有。按照唐律令，凡成年男子給田100畝，其中80畝為口分田，年老時退還政府；20畝為世業，可由家人承繼，每3年編造一次戶籍。隨著均田制也有整齊劃一的稅收制度，納稅義務包含租、庸、調三項，租為每丁粟2石，調為綾絹2丈，庸則歲役2旬。以100畝的田土為基數，以上賦役的比重算是很輕的，所以在最初100年內，人戶的登記不斷增長，國家倉廩庫藏也愈為充實，上下之間呈現一片和諧融洽的景象。

　　初唐的繁榮壯盛

　　府兵制即緊接著戶口登記而設，其原則是選農為兵，服役的時間內地與邊防不同，根據一種復雜卻又有規律的辦法調整。既然每一中等之折沖府能出兵1000人，那麽634府在短時間內征集兵員50萬應當不成問題了。

　　匈奴與柔然（蠕蠕）寇邊的情形已成往事，刻下強有力的遊牧民族為突厥，其名號據說在北魏時期已出現，至隋而見於史傳，以後還要與西文之Turks等量齊觀，成為整個語系內諸民族的通稱。但在公元630年，唐將李靖大敗突厥以後，突厥就推戴唐朝皇帝（本身也有突厥血統）為“天可汗”。回紇為另一種突厥語系的民族，則不戰而降。吐蕃為藏民族，其王因文成公主下嫁而和親。只有高麗不服唐帝國的節制而長期抗命，至公元668年，平壤始為唐軍占領。

　　唐**政府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此時尚談不上內閣制，只是其設官分職已有相當的組織與秩序。隋唐以來——本書以之與宋聯系稱之為第二帝國——與漢代官制有一基本不同之處，即是**政府派遣地方官，除少數地域例外，下達州縣。漢朝的征辟，至此不用。隋朝已開始公開的文官考試制度，唐接著予以斟酌地采行，只是三年一度的會試至宋始成為定規。這種公開的考試足以打破過去的世族壟斷。因著準備考試的讀物標準化，雕版印刷出現於公元600年前後，即可能受此影響。只是如此一來，中國人民今後受官僚管制的程度也愈深。唐朝的文官集團有18，805個建制的職位，加上其他輔助人員，案牘之士與軍官一並計算凡受薪者共368，668人，這在中世紀是一個極可觀的數目。當日中國全人口可能為5000萬。

　　初唐的擴展也及於中國的內部（照現有疆域稱）。開發南方已因魏晉南北朝而推進，以後這事業更要吸收第二帝國之一部活力。隋朝在歷史上以不顧民命開創大運河著稱。每當一種工程開始之際，其動員及於婦女與幼童。有時數百英裏長之運河以數百萬的員工投入，不出一年即完成。原有的城市可能被放棄。而另築城於新運河之濱，溝通長江與黃河的運河終延伸而及於華北平原。這種不體恤民間痛苦的工程，加諸征伐高麗的失敗，使隋朝的覆亡有如其勃興的遽速。隋朝的第二個皇帝楊廣才能蓋世，做事卻不加思索。他所經營的水道交通網稗益於其後之朝代，既深且遠。雖說初唐時由南方供應之收入尚不及全國大部，但因移民也減少了當日人口過剩地區的壓力。開發南方更含著一種進步與有指望的意思，因而今日的廣州與泉州，在唐朝就已成為國際通商的港口。中國人之開拓臺灣則始於7世紀。

　　中國最具世界主義色彩的朝代

　　隋唐之重建西安以一種宏大的眼光，構成一座計劃城市。東西6英裏而南北五英裏，這座1000年以前建造的長安城，其面積為今日西安市的8倍，其南北馳道寬500尺。當日本於8世紀經營奈良及京都時，他們不僅仿效於長安設計而以較小的規模構成；他們也認為朱雀門及朱雀大道的名稱（原系金陵街名）幽雅可頌，也照樣的采用。

　　唐朝帶著世界主義的色彩。皇室李家自稱為中國貴族華裔，可是在魏晉南北朝時代，他們的先祖歷仕異族，也經常與少數民族的家庭通婚，而且這種透過民族界限通婚的習慣直到後世登九五之尊猶未終止。也可能因此混血的因素，使皇帝可名正言順地稱為天可汗。當中國皇帝威望最高的時候，恒河邊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權：一個阿薩密（Assarm）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審；使節來自高麗和日本；中國的都城有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與安南人來定居。國子監亦即國立大學中，有這些國家的留學生，其中最具熱忱的是日本人，其中有些像今日大使館的文化參贊，在中國即曾居留達幾十年。他們回國之後，對日本的文化有了具體的貢獻，很多方面即仿照唐制—一自銅幣的設計到婦女的發髻，自室內的布置到圍棋——從今之後，日本文物深具大陸色彩。高麗與越南也有同樣的趨向，但不像日本這麽熱切。

　　唐朝具有自信及安全感的時候，對信教自由極端地保障。公元**5年，高僧玄奘離中土16年之後由印度回國，第二個唐朝皇帝李世民親予接見。當日龍顏大悅，禦前傳旨，使玄奘有了各樣的助手和各種方便，將梵文經典657件譯為華文。創業之主李淵則於624年興建一座道教的宇觀。另外一種法令於638年準許景教（NestorianChristianity）的傳播。至於拜火教的介入較少為人提及，可是他們在西安寺廟裏的僧侶也受到同文官五品和七品的待遇。

　　這一段充滿著光輝和滿足的時期如何下場？最簡捷地說，這理想的國家因為領§導集團的逐漸驕惰而不負責，無從繼續。宮廷裏的伺候人眾增加到不能管馭的程度。及至8世紀中葉，即以宮內參與音樂和娛樂的人眾而言，便多至一萬余，宮女可能加倍。文官集團不僅人數增加而且薪俸膨脹，皇帝與群臣的品質則降低。以上述的各個情況而言，至此已朝相反的方向進行。公元751年，中國的軍隊在中亞被阿拉伯聯軍擊敗，即使西南的少數民族部隊也逼著唐軍倉皇後撤，吐蕃也叛變。9世紀更有邊防將領坐大而成為軍閥的趨勢；內地則有農民暴動。唐代宦官此時還無聲無聞，今後則在宮廷之內專權，甚至廢立君主。同時佛教寺院的集中財富，也使國家難安。公元840年代連續發生了一連串的排佛行動，845年的詔書，下令搗毀了4600所寺院，強迫26。05萬僧尼還俗。

　　這種開倒車的情形，範圍廣而程度深。有些歷史家認為唐代可以分作前後兩段觀察。看來公元755年安祿山的叛變，近於全朝代時間上的中點，可以視作由盛而衰的分水嶺。這樣一來，前面一段有了137年的偉大與繁榮，而接著則有151年的破壞和混亂。

　　當然，一個有作為的大帝國不可能一晝夜之間由盛而衰；也不至於因一段突然的事變即無法立足。8世紀的中期，一連串的事跡好像摧折了朝代的連續性，可見得幕後還有若幹因素尚未提及。在此，從宏觀的眼光，我們權且把755年安祿山的叛變擱置不提，回頭再從公元618年的唐朝創立說起，以保持歷史眼光的縱深。

　　李世民創建的典章制度

　　在中國帝王之中，李世民可算是最具有人身上的吸引力。隋朝末年群盜蜂起，世民慫恿父親李淵（時為唐國公）乘機稱帝，當時他才16歲。迄至24歲時，他在鞏固朝廷削平群雄的關頭最著戰功。他有惻隱之心而又好奇心重，不懼危難也不辭勞瘁。他常直接指揮戰鬥，有時以數騎在前鋒之外與敵方將領談判。在作為一個政④治人物的立場上講，他以一群智囊人物（多數為具有眼光的讀書人）追隨其左右。雖說唐朝制度大致循服隋朝的前例，內中實施的細則乃由於李世民的經理而產生。他在位共23年，本章一開始就提到，唐朝制度從當時的眼光看來近於至善，其中大部之功績應屬於此位青年君主。除了名義之外，李世民實為朝代的創始人。

　　唐朝**政府的一大特色為“三省分工”。尚書省總攬六部，執行經常業務；中書省可視為設計廳，主持重要的敕詔起草，及有關於制度的更革；門下省則可以視作一種復核機關，其官員審查各種公文，更正錯誤，有時提議政務上的調查。唐朝帝國政府所公布的各種規定，以律、令、格、式四大項目區分，大概律指刑法，令為行政上的指示，格為衙門內的規章，式為執行時的細則（因為當時的思想及習慣不同，以上只略示今日看來的大要）。這種紡織上的區別，適合於重造帝國時的秩序安排。當日本人將此體系施行於他們國內時，即稱之為“律令政④治”。

　　只是機警的讀者不難一眼看出，這體系與時下西洋所謂“互相制衡”（checks

　　andbalallces）截然不同。李唐政府體制之內，沒有任何構成的因素代表選區（constituency）的利益；因此一種獨立的司法機關不可能在這樣的根基上出現。不論唐太宗李世民如何的開明，他的政府無可避免為一種專制體制。只不過因為儒教的紀律，促使當今天子在內部制造了些許監督方式來警惕他本身。史籍裏曾記載李世民有一次與臣下商議之後怒氣沖沖的自營自語：“有朝一日我要殺掉這老農夫！”他的皇後問他何所指，原來心直口快的魏征，因為皇上的寬容，經常在大庭廣眾之下揭舉禦前的錯誤。這次皇後機靈應變，趁換著朝服時，慶賀至等有此不怕死的忠臣，實為社稷之福。可是這故事也暴露李唐政體的合理化，其立場至為窄狹。它代表著皇帝之意誌力，乃是一種人身上的品德，而非組織結構上之力量。

　　然則，我們也不能說中國人天性不容於代議政④治。前一章我們曾談到，漢朝以一種推薦制度使百官來自各地區，可是代議政④治無從下手，因為下端的小自耕農每人只有小塊耕地，而全國如是之農戶以百萬千萬計，如果以資產作選舉的標準，則等於承認兼並，亦即促成小自耕農為佃農。過去的經驗，讓這種趨勢發展下去的話，各世族必攫取大帝國的稅收來源，使官僚組織僵化，因之而使全國瓦解。唐朝已推行科舉取士，也控制著政府基層的人事權，只是讓人更覺得儒家的道德觀念為它施政之不可或缺。

　　可是以道德施政總離不開獨斷專制。如果皇帝以道德無虧作門面，其登臨寶座必至為不易。反過來說，如果要與它作對，則更是極端的危險。此中種種強調道德是一種絕對的品質，既不能分割，也無法討價還價，將它以人世間最高的官職搬托出來，則天無二日亦不能容許其他人效尤。這硬性的裁定還要在唐朝接二連三地接受考驗。

　　很多現代的讀者既佩服唐太宗李世民的人本主義，但在讀到他謀殺同胞兄弟以登極的故事，則又不免感到毛骨悚然。雖然李世民奮身打下江山，但他是唐太祖李淵之次子，一到唐朝的地位安定鞏固之後，他和長兄太子李建成之間產生了極度緊張的局面。兩人間的傾軋傳至百官，而更使兄弟間賓客的關系惡化。世民的隨從堅持地說，他如不采取行動必被謀害。事實上，在公元626年，李世民設計埋伏掩殺建成，自己張弓將胞兄一箭射死。胞弟李元吉一向袒護長兄，也死於李世民隨從手下。這場變亂之後，李世民又把建成和元吉兩人的10個兒子全部處死，然後才逼著父親退位，自已登極。

　　這位英明的君主一再以各種名義將自己殘忍的行動解釋得合理化，但是他始終不將之掩飾。這場骨肉相殘經過，見於唐朝的歷史，與李世民很多成功的事跡並列，歷史家對其功業不能懷疑。我們如果將這故事忽略不寫，或僅是不著痕跡地輕描淡寫，都可能使中國君主制度的真相含糊，而不能了解其本身的矛盾，因之抹殺了歷史的連續性。而下面武後的一段故事也不能以客觀的態度講出。本書不少讀者想必至少聽到過武則天的名字，她在俄羅斯凱瑟琳二世的1100年前，以女主的姿態君臨中國。

　　一代女皇武則天

　　武則天出身名門，她的父親早年參加唐太宗李世民的軍事行動，後來官至工部尚書、荊州都督。她年輕時被選為“才人”，其實等於宮女，也是沒有名分的姬妾。歷史家稱她容顏出眾，這不能在現有圖版上看出。可是毫無疑問的，她的天資極高，讀書極多，而尤以意誌力極強稱。

　　公元**9年李世民去世之後，武則天入寺為尼；李世民的兒子李治（後稱高宗者）巡經該地，之後她被納為昭儀，即下級之妃嬪，一年之後皇後被廢，武則天立為皇後，看來此時她在30歲左右。所以唐朝開國的三個皇帝之中，有兩個即是她的丈夫，以下的17個皇帝無一例外，全是她的兒孫。

　　武後能獲取實權乃因高宗李治禦宇34年，史籍中稱他“苦風疾”，看來是高血壓妨礙了他的視力。武後不僅對國事有興趣，而且因她讀書多，有幹政的能力。公元674年她與李治稱為“天皇天後”，又稱“二聖”，已有了“同等的國家主權最高人”（co－sovereign）的名位。10年之後李治去世，她實際君臨天下。她第一個兒子早死；第二個兒子顯然不與她合作，被她命令自殺；第三個兒子李顯被立為皇帝，只一個月即被廢，從此被幽禁了14年；第四個兒子李旦百端憂懼之余，再三辭皇帝位。武則天也下令殺她女兒太平公主的駙馬，可是她又認為女兒像自己而特加恩愛。

　　頭6年武則天以唐朝太後的名位治國。公元690年她稱“革唐命”而開創一個“周朝”（她稱武家源出於周文王），她自己已不是皇太後而是“皇帝”。迄至公元705年她以81歲高齡去世之前（有人說她年83），曾為皇帝15年。此時不少唐皇子企圖舉兵造反。當她報復的時候，也將李唐後裔幾十人和他們從者幾百人處死刑。她的特務人員擁有廣大的權力可處置政④治犯，造反的名目也隨著展開以擴大羅網，直到她年老生病臨危之際，恢復唐朝的計謀才得以成功。皇位由她的第三子李顯所繼承，以後為四子李旦所接替。她在唐朝歷史中的“本紀”地位無法刪除，全部中國歷史之中也再無其他例子近於武則天的經歷和作為。

　　自8世紀到今日，尚無一部武後的真傳出現。很明顯地，要將她的故事講得令人相信，講的人也要多方揣測。一個女子在男性社會裏的報復行動，不可忽略不說。可是武後也崇拜男子的決斷作風。她曾對一個朝臣吉瑣說起，制馬有三物，一鐵鞭，一鐵撾，一匕首。鞭之不服則撾其首，撾之不服則斷其喉。接著她又說，她制人如制馬。直到老年，她講到唐太宗李世民，還帶著敬愛的語氣。狄仁傑任刺史，後任平章事，已是朝中重臣，也屢因事關原則，冒死直言，贏得武後幾分的尊敬。武則天常讓美少年“傅粉施朱，衣錦繡服”和她燕居作樂。但是她的言官膽敢彈劾他們，指出“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所謂“簪履思”即鬢發與趾澤間的恩愛。另外有一個嬖幸薛懷義，武後使之剃度為僧出入禁中。此人曾被文昌左相蘇良嗣令左右批其頰。以後懷義訴於武後，後戒其出入北門，毋走南門觸宰相。

　　武則天的“革命”

　　這些故事本來也可以讓小說家和浪漫派作家來處理，可是若將這些軼事遺漏，則7世紀到8世紀初年中國史的完整性也必受影響。換言之，李世民和武則天當時不少歡樂與恐怖的情事都與唐朝的制度有關，從迂回的路線追溯回去，則可見這些章節仍與公元755年安祿山的叛變，一脈相承。

　　從武後的紀錄裏，我們可以看出吐蕃、突厥和契丹的蠢動，但這種種邊境上的外患終被平定。嚴重的旱災曾發生數起。武後的一項創舉則為殿試，應考的人被領帶到禦座之前，由她親自策問。特務政④治是她禦宇期間的特征，不過受其威脅的乃是達官貴人而不是一般人民。她也以銅匭擺在公眾場所令人告密。公元697年，她的特務頭目來俊臣自身被處死刑，恐怖政策稍為疏縱。可是除了以上幾項，我們很難舉出在她專政期間，政策上和組織上的設施有哪些算是具有創造性的地方。武則天所謂革命帶來一種女性之選擇，她喜歡金色、碧色和白色，於是她朝中的旗幟眼色帶著一種新鮮的情調。她也根據《周禮》將不少官衙重新命名，例如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她稱之為天、地、春、夏、秋、冬各官；也用鸞臺鳳閣的號目作為中樞機構的名稱。

　　可是僅只以上的各項舉止，足以使一個主要的朝代幾至傾覆嗎？甚至使太後自己的家庭分裂？歷史有何憑藉會讓如此一個身份可疑的老婦人，在名義上與實質上，成為當日世界上最有名望而擁有最多人口的國家的統治者達21年之久？假使武則天真有傳統的標準所指責的狼藉聲名，她如何會為背景不同的人所共同稱贊，有如8世紀末唐朝正規謹慎的首相陸贄，明朝離經叛道的思想家李贄和清朝以劄記方式論史的趙翼，都異口同聲地恭維她？

　　在答復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務必看清儒家傳統之政府，不僅為一種組織，事實上也是一種紀律，所以它不以綿密緊湊的方式構成。在唐朝講，均田制之能推行，一部分歸功於它有化幾個世紀的震蕩而為寧靜之功效。這計劃付之實施，固然不能將丁田的分配盡如理想上的數目字，但卻在鄉村中產生了好幾百萬戶小自耕農。只是如此這般的安排一經凝聚而固定化，則無法大規模調整。不僅提倡某一階層或某一地域的經濟利益無從下手，政府也缺乏督導私人從事這種工作的組織能力。更為難的是，政府面對的問題，很少能有明確的方案。遊牧民族這一問題，無從一刀截斷。水旱諸災也只能等事到臨頭才能籌劃對策。除開水利及開荒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的經營足以使治理者和被治者在行動之中互有裨益。而且承平既久，政府更無實質。

　　唐朝在取得地方官的任命權後，公文的數量增多。一般說來其內容愈來愈形式化。即在隋時已有所謂“老吏抱犢死”的說法。和西方現代的政府比較，則後者有具有組織的私人利益，與政府平行；這些利益足以向政府挑戰，要求政府供給服務，它們也承擔一部分行政費用（可是即在西方這些情事至少也須待到1000年後出現）。唐朝的官僚機構缺乏與之平行的私人組織，它的執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譽自重。經常下端的問題頗為重要，可是總是散亂，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則又經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責。要使這體系生效，只能從上向下加壓力。

　　唐朝官員本身提出：朝廷治理全國的工具，無非刑法和人事權。到武後時，從已揭露的案件看來，舞弊與欺詐的情事必已相當普遍。例如河北的官軍不能抵禦契丹的入侵。事後各官員又以通敵罪懲罰民眾，動轍處以死刑，這種種情形需要中樞具有機警性，且能作有力的幹預，始能防範。

　　總而言之，專制政府不出於專制者的選擇。中國的悲劇乃是其在地方組織及技術上的設備尚未具有規模之際，先已有大帝國之統一，因之上下之間當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間階層，全靠專制君主以他們人身上的機斷彌補。

　　武則天之取得獨裁者的地位，有很多原因之匯合。現在看來，當她替高宗李治下決策的時候，她就已經走到一個不能逆轉的地位。在公元675年，以她作攝政之提議因群臣的反對而作罷。以後她所表現出來的殘忍政策，只反映著她自己一度面臨的險境。儒家基本的教條為本身的克制，對人的揖讓，可是最後的裁判權出自龍椅，則又倚靠當今天子自持的程度而定。當中互相矛盾之處足使超級政④治家得有無限的機緣，在進退之間，作攻防的決策。這也是中國政④治史的中心主題。在這關頭李世民和武則天具有相同之處：他們都知道如何采取主動，先下手為強。歷史家如果認為他們犧牲家人去完成一種超級的偉業或者是言過其實，可是最低限度看來，唐朝真正創業人——李世民和以母後稱帝的武則天都知道極權之真髓，既系最高之名位，則不能又有任何條件的限制與約束。

　　武後的革命不能與我們今日所謂的革命相比擬。因為技術能力的限制，武則天並未放棄中國傳統國家的作為。可是她一手經營仍是一種實質**，其成果見於以後之數代。她清算唐朝皇子王孫以及重要朝臣，使貴族之影響絕跡，要不然他們將已把持朝廷。她縱未改造行政機構，這機構之新生力量因她而湧出。她以新代舊，讓一群年輕而有能力的官僚入仕，不少經她提拔的新人，日後成熟升遷，還要在下面幾位君主的在位期間顯露鋒芒。迄至武則天禦駕歸西之日，她的帝國沒有面臨到任何真實的危機，這樣看來，她的反叛可算作一番成功。

　　衰亡的開端

　　當安祿山率部自今日之北京附近攻向西安，唐朝已近於它註定的命途之中點，武後也已辭世50年。外表看來唐朝登記戶口數已經自7世紀中期的約300余萬戶增加至8世紀中期的9，619，254戶。雖說我們不能確定這些數字的實在意義，至少已能斷言，當日唐朝財政的管理和統計的編算都已面臨到江河日下的境界。貪汙腐化並不是一切問題的重心。私人莊園的擴大和寺院田產的膨脹也不是**僅有的障礙。最基本的原因，乃是均田的授田法不能與人口相提並論。大凡經濟的發育成長，充滿著動力而又帶地域性，超過當日國家可能統計過問的能力。在多種情形之下，李唐政府尚未嘗過問，直到實情遠逾於當初的間架性設計時，政府才派員到各處搜查未登記的戶口，通常令這些戶口自首，最初準予免稅一段時期，以後也只付應付額之一部分。新稅也在原有租庸調的組合之外頒布。不同的官吏則到各處將一種不能繼續的制度一再修繕整補，因之也愈無系統。一言以蔽之，中國歷史內一種經常繼續出現的奇事在唐朝中期出現。

　　這朝廷已將一個被戰爭破壞的帝國扶植復蘇而又欣欣向榮，可是這朝廷反不能與它本身一手培植的繁榮狀態相始終。此中尷尬情形在唐朝更為彰著。當初創時，它的鄉村人口以極簡單的公式組織而成，因其單簡，官僚機構得有充分之自由處理。等到日後繁復的情形出現，更正也愈困難，因此時官僚機構之經理早已成了定型。

　　傳統歷史家責難宮廷之生活侈糜。當安祿山南驅而進之日，西安與洛陽間各倉庫物資充實。皇宮之浮華更為人指責。我們批閱當日資料，看到西安每逢節日，宮女拔河多至數千人。雖在公元8世紀，生活優越的女性，眼眶上著色有如今日所謂眼影。各種畫幅及模型證實她們穿著印花的絲織品，作馬球戲，演奏室內音樂。無可懷疑的，她們是都市生活的一部分。理想主義者不難指出，如此之花費早應用於國防。可是在我們聽來這樣的建議等於令紐約交響樂團和大都會歌劇封閉，以便使越南戰事獲勝。縱使這樣的建議得以通過，亦無適當之交納系統，足以遂行其人力物資之再分配。

　　公元755年，在位之國君為李隆基，武後之孫。當時他已近72歲，在位43年。他所寵愛的楊貴妃年38，已在皇帝跟前十余年，兩人都好音樂也彼此容易感情激動。他們的故事有一段傳奇而間常為激動所沖破。他們每年一度往華清地過冬，自此之後給了當處旅遊之地增加了一種魅力的色彩。使此中情節更為復雜者，乃是玄宗李隆基又用貴妃之從兄楊國忠為相，他始終說安祿山有反叛的趨向，傳統史家稱安祿山之反叛正是被他激怒的。

　　安祿山之叛

　　安祿山系邊防一位混血的將領。他生長於今日之熱河，在唐時屬於國防邊境。他初在番人互市的場合之中任翻譯，後來加入邊防軍的雜牌部隊而以才能獲得迅速的升遷。一位巡視的欽差將他的經歷報告皇帝，公元743年他來到西安，為皇帝所召見。自此之後他有了將領的身份，一身而兼三個地方節度使，總攬境內文武諸事。過去的史書攻擊當日政策之錯誤，均竭盡能事地指出如此令大權倒置之患昧。可是從歷史上的證據仔細檢討，我們已可看出，當同邊區之經營需要在當地各處不斷的調整，已不能由中樞一種官僚組織監督。

　　公元8世紀草原地帶出現無數好戰的部落，簡概說來，符合拉鐵摩爾所謂草原地帶的循環性乃是中國內地循環性的副產物。亦即唐朝由盛而衰，中國自統一趨向分裂，草原地帶諸部落則反其道而行。可是從我們所考慮的史跡看來，則表現著當唐朝一心開展水上交通和稻米之文化的時候，北方邊境的情形更對武裝的遊牧者有利。自武則天太後至玄宗李隆基，唐帝國對邊境的政策大致上出於被動。偶爾中國之武力有突然的表現，戰勝取功，恢復了業已失陷的上地，保障了商業路線之安全。吐蕃、突厥和契丹之猖獗，可以暫時平壓下來。然則這段期間中國方面也有嚴重的失敗。況且每次交鋒之後，仍用和親納貢的方式結束。這幾十年內未曾有過一次殲滅戰的出擊，又沒有大規模全面攻勢，也缺乏永久性的規劃。只是我們也要承認，在這時代采取以上諸步驟並不適合於大局。

　　李隆基長期禦宇的時間內，邊防有了改組。表面上看來，全國防線有兵員近50萬人，馬8萬匹。向前方供應的谷米和布匹也有了增進。但是從文件上互相矛盾的情形看來，前方實情與送達國都西安的報告已產生了很大的出入，因此以上數字是否確實至為可疑。當中更令人懷疑的則是：縱使上述人力物力全照所述分派，其防禦線上各點分割而固結，在很多地方，仍難於對付遊牧民族機動的騎兵。

　　當安祿山成為問題的時候，國防線之東北角成為高麗人、契丹人和另一種突厥語系的奚人（Tatabi）進出的場所，當地人口五花八門，情況則帶流動性。經濟發展的情形尚缺乏官方的調查，遑論由政府管制。各地方的將領只能相機地使其麾下得到必要的供應，通常與附近的部落民族打交道以達到目的。像安祿山這樣的人物，既通數種語言而又機警，實為宮裏亟待借重管理邊區的人才。事實上安也不是唯一的蕃將。並且在安祿山叛變敉平之後，唐朝仍繼續使用這樣少數民族的將領。有了這些事實作背景，我們不難斷言安祿山白手起家．以對朝廷之忠順作代價鬻得節度使的官職。他對西安的孝順包括對皇帝本身的奉獻，可以證明此語非虛。

　　當然這和朝代初年相比，不是一種令人振奮的氣象。試想當初均田制已實施有時，府兵也能達成任務，全國表現一種粗線條，卻又實在的派頭。當大唐帝國的威信為遠近懾服之際，只要讓所征之兵開赴前方邊鎮，已足使好戰的部落不敢不三思而後行。

　　於今則除了龐大的軍事預算之外，邊防將領又從傭兵出身，他們的任務職業化，如此一來，全部發展和文官組織大相徑庭。而後者仍是堅決的站在平衡與對稱的立場，雖說因著局勢之變化，文官組織內的成員也早已經有了各色各樣的沖突與傾軋。

　　朝代的弱點全部暴露

　　安祿山的興起只能掀動兩方的矛盾。因為他被視為有才幹，更被賦予獨斷的權力，至此他也就更無可取代，於是一切發展成螺旋型。當他的轄區與權力相繼擴充時．皇帝也給安各種恩遇，又讓他在西安建立一座堂皇的邸寓。史家稱玄宗李隆基甚至要安稱自己為父，楊貴妃為母。可是後者之從兄楊國忠一口咬定安祿山遲早必反。邏輯上這不能說是估計得不正確；然則既無適當的對策，只是這樣說來說去，也將逼得安祿山不得不反。最後他采取這步驟時，即以“清君側”為名。結果則是朝代所隱蓄的各種弱點一朝暴露。所謂內陸的商業繁華，實際上，南方向西安所輸出無非消耗品，只因此而使該地區賺回分納於國都賦稅的一部分。貨物之流通從未兩方來往，因此軍事行動之打擾商業，就無從引起群眾之反動（要是商業之進出影響到大批人民之生計，則激動之余，他們也不會對這樣的軍事行動等閑視之了。所謂京軍不過宮廷裏的儀仗部隊。臨時雇兵，只招募得一些市井無業遊民，無意於戰鬥。對付反叛的軍隊，政府方面更因著政④治之需，犧牲戰略上的考慮。第二個夏天，西安被威脅，於是皇帝、他所寵愛的妃子，及她任宰相的從兄和一大群皇子王孫所謂六宮者，仆仆道途向四川方向避難。出部門不及百英裏，護駕的軍士叛變，他們先殺死楊國忠，次要將楊貴妃賜死，玄宗李隆基別無他法．只好讓她被縊死。這位憂慮滿懷的君王到四川的傷心旅程，表現著國都與農村兩端之間缺乏實質的聯系。玄宗和護駕軍士的對話，證實了我們的觀點：唐朝的帝制，可算是一種極權的產物，只是它的基礎無非儒教之紀律。當這紀律敗壞時，此極權也無法維持。

　　安祿山的叛變被敉平，他的兒子安慶緒和其他番將的變亂也終被解決。可是唐代朝廷從此未再重新掌握到過去所把持的**威勢。在剿蕩以上叛變的時候，政府不能不倚重邊區的雜牌隊伍，有的算是中國人，有的則屬於少數民族。實際這也是在小處一再隱忍妥協，而將問題延擱。只是安祿山和他的效尤者也無能力，甚至缺乏組織上的邏輯去推翻李唐政權，或者統一北方。唐代的後期可說生存在一種不穩的平衡之中。

　　唐朝組織的基本法包括均田制，跟隨著而來的租庸調稅制和府兵並未明令廢止，只是任之用進而廢退。公元780年總算產生了一項新法規。所謂“兩稅”從現有的土地持有人手上征收，而放棄了有名無實的均田人戶。這辦法沒有全國標準，**政府不過將數額分配於各道（較以後之省為小，較州為大），責成地方官作內部分配。實際上全國三分之一的道，大多數在北方，從未繳稅於**。即是南方，繳納的品物也采取一種進貢的形式，主要在使地方首長得到中樞的借重，而算不上執行國家權責。

　　不穩定的平衡

　　地方上各自為政的情形與以後150年共始終。可是這與第二帝國成立之前的分裂局面不同。華族大姓與上述的發展全不相關，舞臺上主要的人物為軍人，可是也沒有繼續不斷的戰事。敘述這段歷史時，我們可以參考賴孝和（EdwinReischauer）教授所說：“此中的情節必有相對性。”唐初的壯麗繁華經過誇張的鋪陳；說到後期的雕零和敗壞也可能說得過度。事實上地方分權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譬如說成德鎮下轄4州，在今日河北之東南，即始終由同一個王家掌握超過100年，這就不是不穩定的征象了。魏博鎮的何進滔於公元829年由軍人推戴才由**承認任節度使，下轄7州跨於今日河北河南之間。傳統歷史也說他深得民心，是以能將職位傳至子孫。這種發展證實了一個亙古不變的一般原則：誰有能力征稅，誰就能掌握稅收所及的地區。這時候管理註重地方上的特殊情形，以代替由一種抽象觀念組成的大帝國，其管制的範圍縮小，行政的效率必較前提高。

　　可是一個孱弱的**，也有它的缺點。公元763年吐蕃入寇，在西安市掠奪；765年他們又和回紇在郊外集結，準備再來一次洗劫。唐將郭子儀時年70，不顧本身危險，單騎無武裝地來到回紇陣營之前。過去他曾率領唐帝國的少數民族部隊，這次他也獲得成功，他以口語重申中國天子“天可汗”的地位，使回紇首領再度羅拜稱臣。回紇既已歸服，吐蕃被孤立，只好拔營離去。在這情形之下，郭子儀個人的英勇受到崇拜，可是他的壯舉與盛唐的情形比較已是今不如昔。試想初唐帝國借著一個異民族的力量壓倒另一個，把自己的權威擴充到一千英裏以上的國界邊境外去，這已是無可比擬了。事實上自安祿山叛變之後，黃河上遊以西的地區已永遠被吐蕃占據，邊境沖突也經常發生。787年的談判失敗之後，吐蕃部隊俘獲了一萬多中國人交付與其部落為奴。當通過一段峽谷之前，這些吐蕃人讓俘虜東向父母之鄉辭別，史籍上提及有好幾百人哭昏過去，也有不少人跳崖。唐朝又以和親政策讓家公主嫁與回紇酋領（如肅宗李亨之女寧國公主，憲宗李純之女太和公主）。這幾位年輕女人在胡人毳幔之下別唐使“悲啼眷慕”的事跡，至今讀來令人心折。

　　黃巢與民變

　　9世紀內大規模的民變出現，當中最著名的乃是黃巢。雖說他的故事經過再三的討論，我們對他的身世仍無定論。《舊唐書》和《新唐書》裏面的兩篇“黃巢傳”，就有很大的出入。兩傳同敘他以販鹽為業，一傳把他說得聲望低微，好像走私負販的模樣；另一傳則說他家裏世代經營，頗雄於貲。這中間的差異，顯示其中詳情可能永為讀者之謎。公元875年，黃巢響應另一個流寇運動，從此被人註意。當日**的力量衰弱，地方政權又缺乏各單位間協定才使他坐大。雖然一再受創，他也仍然能夠卷土重來。他從華中向東南移動時，揭櫫打破官僚的貪汙無能為標榜，一面收容匪盜；一面感化官兵。公元879年他入廣州，至此已集結50萬人。可是他也在此間遇挫。他原希望朝廷招安，讓他為廣州節度使，此計未成，加以軍中疫疾流行。一種阿拉伯文的資料說他在廣州屠殺12萬回教徒、猶太人、基督徒和被斯人，可是中國方面的資料無此記載。

　　黃集被迫北撤之後，他於公元880年入西安，據說他擁有兵眾60萬人，西安也被他占領了兩年多。起先他還企圖爭取一般市民，可是一入國都，黃巢被自己所設的陷講困住，從此失去流動性，於是被忠於唐室的幾個部隊集中攻擊，對方也有突厥語系的部隊。黃的給養既成問題，他就更大開殺戒，因之他和居民的關系日益惡化。883年的年初，黃巢離西安東去。884年夏天，這流寇的領袖和他幾個隨從在今日山東境內授首，於是這場在中國歷史上影響長遠的民變至此才得結束。

　　黃巢的故事暴露了中國長期左右為難的地方。一個有效的**政府財政開支極高；可是若沒有負責的中樞，其結果也不堪設想。如果擺在美國的地圖上，黃巢流竄的路線有如從美國的中西部進軍佐治亞，又西南行而入新奧爾良，北去入田納西，又再度自西向東，經過維吉尼亞、馬裏蘭和肯德基之各部，最後還以曲折之行道通過伊利諾而入愛荷華的德蒙因。換言之，超過南北戰爭時謝爾曼突入南方的好幾倍。黃巢渡過長江4次、黃河兩次。這位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流寇發現唐帝國中有無數的罅隙可供他自由來去。各處地方官員只顧得本區的安全，從未構成一種有效的戰略將他網羅。可是黃巢在各處來往，不應當認作土匪行徑的最高紀錄。他之能統率大軍縱橫南北，表現出構成一個大帝國的紀律依然存在，所需要的是構成大帝國的新邏輯將各種因素組合起來。當黃巢揭竿而起的時候，距安祿山之反叛又已130年。唐帝國的低層機構已經發育成長，超過當初的設計很多，已不是現有的高級權威所能管制。

　　雖說黃巢沒有只手摧毀唐朝，這朝代也在他造反之後崩潰。茲後各州向宮廷所繳納的稅收愈來愈少，這朝代只掙紮著約20年。公元904年朱全忠——過去是黃巢手下的將領後來降唐，至此命令唐朝皇帝和他同去洛陽，此乃朱自已以軍閥的姿態可能確實控制的地盤。於是距他篡唐而代之的行動只差一步。兩年之後，他終采取了這步驟，正式結束了288年前李淵和李世民所建立的王朝。

　　歷史重心向東移

　　公元906年之後，西安再未曾成為中國的國都。當中國即將進入本千年之際，情況愈為明顯，國都必須接近經濟條件方便之處。中國的重心已移至東邊。東南區域尤以土地肥沃水道交通便利而有吸引力。即使化外的遊牧民族，也以當中獲有農業經驗者占優勢。自然之選擇已使東北為他們理想的基地，遠超過幹旱的西北，那是吐蕃、突厥繁盛之區。所以中國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在今後400年的爭鬥中，采取一種南北為軸心的戰線，與西安漸漸遠隔。這座古老的國都，也已在歷史中充分的表現過它上下浮沈的經歷了。